送交者: lyz 于 March 22, 2001 14:39:04:
那时我还小 (上)
(一) 幼年
我出生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生长在黑龙江大学院里。一提
起我出生的年月，十个中国人有八个马上想到三年自然灾害。那时
候出生的孩子，个个在饥饿中长大，而我，不知为什么，体质又特
别弱。不到一岁的时候得了“佝偻病”，父母不知道怎样让我强壮
起来，便把我送到长春我小姨那里养了将近一年。在长春时，有一
次他们带我去看病，医生断言：这孩子活不过二十岁！也许可怜我，
也许医生的“死刑判决”激怒起了他倔强的性情，小姨父从此每天
一大早骑一小时的自行车给我买牛奶。我至今不明白，在那个饥荒
遍满大地的年代，小姨他们怎么搞得到牛奶。更感谢他们为我那小
小的生命能够存活而付上的艰辛。
两岁时，父母把我接回哈尔滨。他们为我请了一位保姆，并把我寄
宿在她家，住在我们家后面一栋楼里。夏天，保姆在地里劳动，(那
时黑大还有大片的可耕地)，我则躺在地头的篮子里。行人经过，都
不禁惊叹：这孩子真乖，温顺得像个小鸟似的。他们哪里知道，我
那时是连哭的力气都没有啊。两岁多了，不会走路，只会在地上爬！
保姆的工作实在不能令我父母称心，他们狠了狠心，决定再把我送
到千里之外的浙江老家，我大姑那里。说走就走，我爸买了火车票，
便带着我上路了。那时南京还没有长江大桥，火车是靠渡轮一节一
节运过江的。听我爸说，我在轮渡上曾让他老人家湿了一身。历尽
千辛万苦，我们到了我随后度过两年的地方：浙江─舟山─定海─
荷花池。荷花池是我大姑姑的家，她当时大约40岁。在我爸一族里，
我们都叫她“大姆妈”。
大姆妈是个苦命的人。结婚后搬到这荷花池，不久，丈夫出去做生
意，竟然一去不回，留下大姆妈和当时还在她肚子里的表哥，日日
夜夜盼他回来。几十年了，仍旧杳无音信，一定是遭遇了不幸。大
姆妈从此一个人靠缝纫为生。因为心里苦闷，她学会了抽烟、喝酒，
常常喝醉，醉了以后就唱歌。她还喜欢撮麻将，有时几毛钱，有时
几块钱。村里的人见她种种怪僻，就给她起了个绰号：阿怪。
我在荷花池的时候，大姆妈的儿子不在家，好像是住在上海的亲戚
那里。大姆妈对我十分疼爱，当成亲生的一样。那时候我还小，几
乎不记事，脑袋里有的只是一些支离破碎的画面。记得有一次大姆
妈病了，我就站在她的床头一直哭。还有一次我到村头的小池塘玩
水，冷的要命，回家后大姆妈给我喝杨梅酒驱寒。还有一次大家突
然欢呼起来，说天上有一架飞机，我赶紧抬头，好像也看到了什么
东西。后来想起来，当时刚刚睡醒，可能是看花眼了。还有一次，
有人追着我玩，有一个叫“苏娣阿姑”的，背着我拼命跑。
江南到底是鱼米之乡。两年的功夫，在大姆妈的精心抚养下，我成
了一个健健康康的孩子。大姆妈怀着一颗喜悦的心，带着我回到了
哈尔滨。在从定海到上海的船上，我们还看了一部动画片《孙悟空
三打白骨精》。一到哈尔滨，她马上就让我给爸爸妈妈表演孙猴子
弯腿遮眼的动作，逗得大人们哈哈大笑。而大姆妈则喜滋滋地站在
一旁。
谁知，大姆妈的喜悦很快就遭受到双重“打击”，而且都和我唯一
的哥哥有关。
本来在舟山的两年正是我学讲话的关键阶段，而荷花池的老乡是只
说本地话的。结果，我也学了一口他们的“土话”，以至我哥哥十
分失望地对人说：盼弟弟、盼弟弟，那知盼来一个外国弟弟。大姆
妈这时想起应该教我一些普通话的，可是为时已晚矣。还有一件让
她耿耿于怀的事。我哥很小就开始学认字，四五岁是已经能捧着本
《小朋友》杂志琅琅上口了。我回哈尔滨时也是四岁，却斗大的字
不识一碗，令大姆妈十分没有面子。那时她和我在厨房睡一张床。
床边的墙上恰好贴着旧报纸。每天晚上睡觉前，她就教我认那上面
的字。如果我学得好，第二天她就会得意地让我在爸爸妈妈前面
“表演”一番。
(二) 幼儿园
大姆妈回舟山以后，我和哥哥都上了黑大的幼儿园。那时黑大有两
个校区，我们住在郊区的总部，幼儿园在市里，所以每个星期一我
们要坐学校的班车进城，星期六再回家和父母一起住。结果几岁的
小孩子几乎个个患了“星期天综合症”，极不情愿让星期天那么快
地过去。而星期六则像节日一样，尤其是在幼儿园吃过晚饭后，大
家坐在门前的台阶上，一起有节奏地喊：“大班车、来呀！大班车、
来呀！”上了车，每到一个地方，大家又会一起喊“口号”：“西
大桥、到了！”“和兴路、到了！”。
幼儿园的事我记得的也不多。说得出的，大概不超过十件。有一次
吃完晚饭，老师说晚上放电视。当时我们都不知道电视是什么玩意，
可是被老师兴奋的情绪所感染，大家都很兴奋。饭后，老师把我们
领到一个大房间一排排坐好，关了灯，电视就开演了。那天放的是
部故事片，叫《鸿雁》，讲的是个邮递员的故事。那时我还小，看
不懂里面的故事情节，更不知道那位男主角就是几年前天天为我买
牛奶的小姨父。
幼儿园里令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当时班里四
面的墙壁上都贴了毛主席的画像。一天老师叫大家在小椅子上排排
坐，要“面向着毛主席像”。有一位同学，还是个女孩，偏偏跟大
家唱反调，和别人坐的方向相反。老师批评她，她竟然振振有词，
“我前面也有毛主席呀！”当然，理论上她是对的，但谁不知道她
是强词夺理呢？老师一怒之下把她揪到楼上的阁楼，还吓唬我们说
那上面多可怕多可怕。哪知道那位小姐回来后，眉飞色舞地跟我们
跟我们白话，说那上面别提多好玩了。说她看见大老鼠，有那么大，
眼睛发着红光。有机会她还想去。这女孩比我大一岁，比我先离开
幼儿园。她家住在我们家对面，所以我还知道她其它一些趣事。我
上中学时又和她在同一所学校，那时她还是班干部呢。
(三) 文革
文革开始了。不久，黑大校园里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大字报。一天，
穿着军装的小姨和表哥小龙突然来到我们家。像往常一样，小龙带
来许多令我们爱不释手的小人书。我们一起在外面玩，一起到食堂
打饭。小姨来做什么我则不清楚，也不闻不问，反正有小龙呢。那
时我还小，不明白这个“史无前例”对国家和我们家的影响有多大。
只记得小姨每天出去看大字报，回来后就和我爸妈谈论所看到的东
西。如果我记的不错的话，小姨回去不久就自杀身亡了。我父母从
来没和我们讲过小姨自杀的原因和细节，我只知道她受了冲击，不
能忍受，便走了绝路。我妈妈家一共姐妹三个，小姨长得最漂亮。
她一直是部队文工团的演员，也演过电影。(《上饶集中营》的女主
角) 姨夫后来又和吉林歌舞团的莽双英结了婚，不幸的是，莽姨去
年也病逝了。
武斗开始了。黑大院里常常有一队队人手持木棒、戴着柳条帽横冲
直撞。那时哈尔滨有两大派，八八团和造反派。很多人都要表态支
持哪一派，连小孩子也卷了进去。像我哥那些比我大一点的小孩被
某派收编，成了什么队的成员。有一次他和另外几个小夥伴在那些
人的学生宿舍里玩时，忽然被另一派的大队人马包围了。他们将宿
舍一间间地搜查，要抓我哥他们一派的人。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我
哥他们几个躲在门后，大气都不敢出。忽然，门被一脚踢开，有人
在外面大声问到：“里面有没有人？”我哥太紧张了，以至脱口而
出，“有”。这下可好，躲在里面的人统统被揪了出来。后来因为
我哥太小，被他们“无罪释放”。至于其他人的下场，我就不得而
知了。那时我还小，不够资格参加任何组织，父母也不必为我而担
心受怕。
武斗结束后不久，党中央传来一个鼓舞人心的消息：党的“九大”
即将召开了。全国上下顿时一片沸腾，喜气洋洋地准备迎接这次具
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当时有这样一首家喻户晓的歌：
长江滚滚向东方，
葵花朵朵向太阳，
满怀激情迎九大，
我们放声来歌唱。
……
当时还有一首借用东北名歌曲调的歌儿在哈尔滨也非常流行：
新苫的房，
雪白的墙，
屋里挂着毛主席的像。
贫下中农瞧着你，
越看越心里越亮堂。
……
“九大”以后，上街庆祝游行成了风气。毛主席每发表一次讲话，
单位就连夜组织游行。大家手里拿着自制的旗子和各式各样的灯笼，
在马路上一面敲锣打鼓，一面高呼口号。我们楼里有几个比我大一
点的孩子们自发组织了一支“宣传队”，每天排练自己设计的舞蹈。
我也很想参加，可是他们不要。我只好跟在他们后面，羡慕得不得
了。
参加“宣传队”的以女孩子居多，大多数男孩子则喜欢别的游戏，
玩的最多的是打乒乓球、弹玻璃球，玩扑克和下军棋。我最喜欢下
军棋，因为有时候会有机会和大人杀上几盘。恰巧我上面提到的那
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孩子的老爸是个“军棋迷”，有时候找不着
对手，就来欺负我。我非常想赢他一盘，争口气，让他不要把我看
扁了。有一天机会真来了。那次好像是在锅炉房(为什么在那儿我已
记不清了)，旁边还有一位看热闹的当裁判。我的一个“营长”英勇
无比，“下底传中”突击成功，下一步就可以扛棋了。如果我赢了，
这将是非常漂亮的一盘棋，因为我几乎已经弹尽粮绝，而对方“司
令”还在。可麻烦就是这个司令健在，所以他的军棋是暗的，我要
猜。猜对了，千古佳局；猜错了，成千古恨。我紧张得不行，抬头
偷看对方，却见他神态自如，照样抽他的香烟。(这个老狐狸！) 沉
思良久，分析了这盘棋出现过的各种情况后，我将高营长向一边轻
轻一横。再看对方，我的心不由向下一沉… 据旁观的人后来说，当
时我的脸憋得通红，像要马上哭出来了。
(五) 好孩子？坏孩子？
我们住的楼里大概有百户人家。我们家在三楼，二楼住着一家姓田
的，父母是中文系的老师，膝下一儿一女。他们的家教很严，孩子
要在家读书，不许和我们这些“野小子”玩。很自然，这样一家人
被我们视为“异类”。那男孩比我小两岁，脖子后面有一个黑痔，
我们送他一个绰号“一撮毛”。只要他一出家门，我们总要围着他
起哄，搞点恶作剧，常常弄得他哭着回家。没想到后来他们兄妹俩
都进了最好的大学，而妹妹更是个天才，小小年纪就成了诗人，联
合国还专门为她出了诗集。真难想象一个在那么恶劣环境里长大的
女孩怎么能写出那些美好的诗歌。想想自己呢？真是惭愧。
不想还好，一想又想起许多小时候做出来的羞愧之事。到美国之后
常常想，如果有机会去哈尔滨，一定要向当年被我伤害过的那些人
道歉。那时候。在一楼的尽头住着一对姓王的残障夫妇。那王叔叔
可能受过伤，上身和正常人一样，腿却没有了。王阿姨 (不知道她
本人姓什么，权且让她也姓王吧) 的双腿不好，都要靠柱拐。这样
一对行动不便的人也是我们欺负的对象。有一次，趁王叔叔上班不
在家，我们一群小孩子去敲他们的门。王阿姨一出来，我们众人便
一哄而散。这样搞了几回，我觉得很乏味，便跑到楼外，来到他们
家窗户底下，捡起一个大土块，从窗户爬进他们的睡房，把土块仍
在他们的床上。正要离去时，王阿姨从外面进来，看了个清清楚楚。
第二天，我和我妈恰巧从他们家经过，王阿姨叫住我妈，把前一天
的事告诉了她。我妈正要责备，王阿姨赶紧说，“别骂他，我知道
他是好孩子。下次你别让他跟那些小孩在一起就行了。”
和我们住同一层的还有一家姓刘的。刘叔叔是数学系的老师，刘阿
姨在城里上班。文革开始后，刘叔叔被打成数学系的“反动权威”，
挨了批斗，使我们这些小孩也可以对他为所欲为。他们家有两个女
儿，年纪都比我小，常常受我们的气。有一年春节刚过，我从他们
家门口走过时，发现他们都在里面，却忘记了锁门。我急忙回家，
拿出剩下的一些鞭炮，跑回他们家门口，点燃鞭炮，拉开门，把鞭
炮往里一仍，关上门，扭头就跑。只听一阵炮响，随后是两个女孩
惊吓的哭声…
人之初，性善乎？性恶乎？
我们的善来自我们那与生俱来的良心，它不仅在我们做恶时责备我
们，它也督促我们行善。我们的恶则来自我们犯罪的天性，这罪性
也是与生俱来的。问题是我们的罪性常常胜过我们的良心，使我们
行善时力不从心，行恶时却游仞有余。呜呼！人祸的根源就在于此。
(六) 疏散
六九年中苏边界的“珍宝岛事件”使两国关系骤然紧张起来。毛主
席说了一句“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哈尔滨到处挖起防空洞
来，甚至连有轨电车都要改轨。挖防空洞是大工程，先要架起一个
大棚子，再接上电灯和滑轮。挖洞的人要戴安全帽，用滑轮送到洞
底。挖出的土再用滑轮拉上来，然后运到远处，以免暴露目标。虽
然因为那时我还小，轮不到去挖防空洞，但我还是常常在那里去玩。
特别是夏天，天一黑，许多的蛤蟆赖飞到防空洞口灯下，我们可以
抓来玩。后来听说苏联的导弹像长了眼睛，能从防空洞的入口钻到
里面去，不由得想起《地道战》里的情节：地主挖洞碰巧与隔壁的
地道挖通了，于是鬼子来的时候告诉了鬼子，他们就使劲往地道里
灌毒气，呛得民兵和老百姓拼命咳嗽。吓得我心里暗暗决心：打起
仗来绝不下防空洞。
“珍宝岛事件”带给我们最大的影响是人口疏散。六九年林副主席
一声令下，我和哥哥便于当年十月离开父母，来到千里之外的浙江
老家。这次担当“护送”任务的是我妈。在三棵树开往上海的列车
上，她老人家被乘警带走，有幸参加车上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
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因她迟迟不归而紧张不已。(这事在前面的
帖子里曾经提过，不再赘述。)火车途径南京长江大桥时，车上的窗
帘都要拉上，据说是为了大桥的安全。上引桥前，从车窗看见大桥
的灯光，然后就轰轰隆隆地上桥，又轰轰隆隆地下来了。什么都没
看见，只是在黑暗的车厢里，有一点神秘的感觉。
下了火车，我妈带我们哥俩乘上三轮人力车来到二姆妈(二姑姑)家，
大姆妈已从定海到那里等我们了。在那里迎接我们的，还有奶奶、
叔叔一家和小姑父以及他的儿子。见了我，大姆妈含泪把我搂在怀
里。我呢？似乎已经忘记这位头发有点花白的长辈是什么人了。
我妈把我们送到上海后就回哈尔滨去了。在她离开之前，当时聚在
上海的亲戚们都到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那张合影的最大特色就是
每个人的胸前都别着一枚硕大的毛主席像章。讲到主席像章，我想
起刚刚时兴的那会儿，全国流行的是一枚纽扣大小的红铁牌，上面
刻着主席的头像。后来又流行一套塑料的，长方形，毛选形状，也
有主席的人头，并有各种颜色。有一次两个学生在黑大的教学楼里
打羽毛球，玩热了，把外衣放在地上。我看到后，心里不禁阵阵狂
跳，因为他的外衣上别着一枚咖啡色的毛选像章。我犹豫再三，终
于鼓足勇气，偷偷走过去，翻开衣服，摘下了像章。漂亮的像章到
手了，本来以为这么漂亮的东西会让我高兴一阵子，没料到结果却
是三重折磨：一来因偷东西而自责；二来不敢佩戴，怕被别人识出；
最后也为那丢像章的人难过。
扯远了。
(七) 再回荷花池
告别了妈妈，我和哥哥来到浙江乡下的老家。一别四年，我已经能
够记住一些事情了。荷花池是个小村子，一条石板路贯串全村的两
头。一头是小学，另一头是供销社。大姆家在靠近小学的一头，出
门不远，在小学的对面就是个小池塘。我猜荷花池定是因这个小水
塘得名，虽然我曾到那里洗过碗，却没有看到里面有荷花。
四年的时间不算长，然而对我说来，好像一切都变了：语言不通、
功课跟不上、爸妈不在身边、没有玩的夥伴、连大姆妈也跟以前不
一样了。现在，我唯一可以依赖的就是比我大两岁多的哥哥。
我们家只有兄弟二人，哥哥从小就处处彰显出长子风范：聪明、懂
事、能干、善良、讲义气、又有责任心，深深为父母所喜爱，也为
我这个做弟弟的所钦佩和信赖。我对他的“领导能力”更是深信不
疑，他对我也是百般爱护，我们之间几乎从来没有吵过架、甚至也
没有红过脸，更不用说拳脚相向了。无论到哪里，我们都是“模范
兄弟”兼“学习榜样”。初到舟山，地生人更生，我更是与他形影
不离。一会儿不见他人影的话，我就像在哈尔滨时一样，扯开嗓子
“哥啊、哥啊”地大叫。左邻右舍的孩子觉得十分有趣，就用他们
的普通话来添油加醋地学我。我很窘，后来便改为喊舟山话，“阿
哥、阿哥”，可他们还是不放过我，令我非常气恼。
再说大姆妈。有一天吃完晚饭，哥哥很神秘地对我说，“大姆妈晚
上常常出去，你知道她去干什么吗？”“不知道”，我说。我想大
人有大人的事，我们管不着。哥哥对我说，“她刚才又出去了，我
们跟着她。”我们出了门，悄悄地跟在大姆妈的后面。只见她出了
村子，来到一个小土包，停在那里做了点什么。几分钟后，她站起
身往回走。哥哥和我待她走远了，来到小土包，只见几柱香插在地
上，还冒着烟呢。我们顿时明白了，原来大姆妈是趁着天黑，来到
这里偷偷地上香。这可把我们俩气坏了，她怎么可以背着人，搞这
种封建迷信的东西！哥哥一声令下，我们把香用脚踩灭，从地里一
根根拔出来，然后尽量向远处扔去… 当时我不明白大姆妈是为谁上
香，今天想来，她一定是为她二十年杳无音信的丈夫默默祈祷。好
在这种“革命行动”只采取了一次，搞多了难保不让大姆妈知道，
那该多伤她老人家的心哪。
那时的舟山虽然比国内大部分地区的生活好，其实还是很穷。比如
说电灯吧，平时没有，只到过年了才拉根电线过来，让我们光明几
天。我们斜对面的一家有一大堆孩子，冬天到外面玩的时候，头上
没有帽子，脚上没有袜子，手插在袖管里，最显眼的是薄薄的棉袄
上到处开白花。有一天他们家忽然热闹起来，好多人在他们门口围
观，原来是他们的大小姐与一个工人定了婚，毛脚女婿前来登门拜
访。这小伙儿长得有模有样不说，手上戴了块上海表，这可羡慕煞
了前前后后的乡亲，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轰动。
在那里我还平生第一次看到讨饭的。那也是冬天，飘着雪花，天非
常很冷。一个爸爸领着一个看上去比我小一点的女儿，穿着有破洞
的棉袄，沿着小石板路，一家家地乞讨。到了我们家，大姆妈把早
已准备好的东西给了他们，他们就往下一家去了。我望着他们的背
影，心里难过得要命，觉得那个小女孩好可怜。我想象不出他们每
天是怎么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