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躺在大门口席子上听音乐的瓜德拉，摄于2004年7月19日，彭巴庄园。
送交者: 麦子 于 May 23, 2005 23:27:49:
大地非洲（之二）
歌与欢乐
黑人是快乐的。
我们到彭巴的时候是晚上，一进院子，就听到很非洲的鼓点。这个曲子一直响到很晚，仿佛只有这么一支曲子翻来覆去地放。似乎整个彭巴期间，院子里响着的一直是这个舞曲。也许是我对音乐过于无知，不具备分辨能力吧。
黑人的生活很简单。按照杰克尹的中国工人老李的说法，像猴子似的，走到哪儿睡到哪儿，一有钱就喝酒，一有空就跳舞。
彭巴家里有一位干瘦矮小的瓜德拉，他在大门旁边铺了一张席子，席子旁边有一台录音机，我常常看见他躺在那儿听歌，很悠闲，很惬意的样子。
常常躺在大门口席子上听音乐的瓜德拉，摄于2004年7月19日，彭巴庄园。
杰克尹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很能看出黑人的性格。有一次他买了两辆新卡车，带着两个黑工去马普托接车。工人们乘长途车到马普托，他乘飞机第二天到，一同接车回克利马尼。结果车刚出城，另一辆车就停了下来，开车的小伙子说想要在马普托玩一天再走，因为他没有来过马普托。这个要求被杰克尹拒绝了，于是接着开，不过过一会儿，那辆车又停了。那小伙子说，他不干了！杰克尹说：“这时候我也不能求他，我只能说，你给公司造成损失了，你来马普托的车钱都是我出的，那小伙子说他赔，他就是要在马普托玩两天。没办法，我只能让他走。那大卡车我没有开过，那我也得往回开呀。我就跟另一个黑工说，你在前面慢点开，我在后面跟着。一路开回去，浑身疼了一个星期。你看人家黑人这性格！从那以后我就注意了，再派人去马普托，先问他去过没有，要是没有去过，想在那儿玩，就早一天派他们去。多出一天房钱。”
虽然莫桑比克按照全球化的标准很穷，但是老百姓好像并不着急。我初到马普托正赶上周末，所有的商店都关着，只有在大街上专门卖老外工艺品的摊贩还在。连中国人也入乡随俗，我路过一个中国人开的华安超市，迎客的门紧锁着。如果到莫桑比克开小商店中的中国人多起来，不知道会不会像在西班牙似的。
选择什么样的生活，取决于怎样理解幸福。当然，这不只是个体的选择，更是集体的选择。一个工作狂去了非洲，虽然看起来是个怪物，却可能大发其财；反过来，那些有钱就喝酒，有空就跳舞的黑人兄弟们到了节奏快的地方，则可能会无法生存。所以现代化是不可逆的。
再换一种角度理解财富，黑人依然可以是富有的。在莫桑比克，我听到几次让我感动的歌声。一次是在彭巴，2004年7月17日中午，海滨Mondlane雕像广场前的婚礼上，宾客们围着一队新人又唱又跳，有一位背着婴儿的妇女也在里面欢快地跳着，那个婴儿的表情显然是习惯了。他们的歌舞完全没有伴奏，只是有人起了个头，大家就一起唱起来。我虽然是音乐盲，也能听出那是不只一个声部的合唱！完全不需要指挥，恐怕也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我想，那是出自人的音乐本能，就像中国侗族和苗族的大歌。
快乐的非洲姑娘，摄于2004年7月17日，海滨婚礼。
海滨婚礼。背后的雕像是莫桑比克的国父Mondlane，摄于2004年7月17日
还有一次是在克利马尼的墓园。每个星期六，当地居民都要去墓园扫墓，拜祭过世的亲人。这个频率远远出乎我的想象，所以在一个周六，我专门起了个早，前往墓园。墓园里熙熙攘攘，人们也不显得怎样悲痛，倒是像走亲戚一般。就在我们将要离开的时候，墓园外开过一辆卡车，车后站着一群装扮整齐的黑姑娘，唱着美妙的和声，疾驶而过。
我们的汉民族，尤其是城市里生活的汉民族，很久以前就失去了音乐本能。如果要想听到这样的歌声，要去大城市的音乐厅；要想唱出这样的歌声，需要接受专门的训练。我想，如果把这样的歌声，这样的舞蹈货币化，黑人的财富会增长几个百分点？
亚当和他的亲戚们
在马普托接待我的是杰克尹的朋友的朋友，名叫Adam，亚当！亚当在一家电气公司工作，开着一辆小车，应该属于上层社会。亚当的女朋友叫Paula，正在Mondlane大学读书。Mondlane大学是莫桑比克唯一的一所综合性大学。我是7月10日到达马普托的，正赶上周末，街上冷冷清清的。因为行李未到，我不能马上飞往克利马内，就在周末跟着亚当跑了两天，就算是观察他的日常活动吧。第一天，跟他去了Mondlane大学，和Paula一起参观了这个大学的植物园；去公共汽车站接了他的cousin，应该是堂兄弟吧，但是我觉得那人更像是他的堂叔；还陪着他办了很多杂事；晚上，去了亚当的家。
亚当的家在郊外，沿着海边公路开半个多小时才到。亚当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妹妹Abiba，正在读中学，她现在的理想是去Mondlane大学读书。姐姐Madina，是一个外企公司的职员。亚当的家其实是Madina公司分给她的宿舍。亚当家的门外站着两位黑小伙，一开始还以为是他家的邻居，后来知道是公司为他们雇的瓜德拉，专门晚上看房子的。莫桑比克的语言很复杂，除了官方语言葡萄牙语外，当地人一般还各有土语，土语之间的差异就如中国的方言。也有很多人会一些英语，尤其是受过一些教育的人。我们的交流就是用英语。Madina说，英语不是我们的语言，大概是觉得自己说得不够好，解释一下。我说，也不是我的。
第二天，亚当又带我去了他另外一位cousin，Amir的家。Amir开了一家航空服务公司，我飞克利马尼的机票就是从他那里买的。他家独门独院，一座二层小楼。院子里有一辆越野车。Amir的太太叫Assiana，在他的公司里上班；他们有两个女儿，大的叫Muslima，小的叫Malika，长得洋娃娃一样漂亮——她们就是洋娃娃。出我意料的是，Amir是位穆斯林，从他家的壁画和装饰上一眼就能看出来。同样让我惊异的是，亚当和Amir似乎不属于同一人种。亚当显然是位黑人，虽然可以看出有混血的成分。而Amir则应该是印巴人，他的太太和两个女儿的面部特征更为明显。
回到亚当家，Abiba在。过一会儿，Madina也回来了，一见到我，就给了我一个热情的拥抱，并用嘴唇碰了我的左脸和右脸，在碰的同时，嘴里发出“啧”的声音作为伴奏。幸好，白天去机场取行李的时候，见到同机的法国小伙子时，他的黑人女朋友已经给我了这样的礼节，这使得我能够从容不迫，按照杰克尹的话说，没有给中国人丢脸。
我想问亚当，为什么你的cousin是穆斯林，而你不是。不料亚当说，他自己也是。于是我的困惑就变成了：为什么在亚当的家中看不出他们的穆斯林身份？但是亚当没有说，我也就没有追问。至于他们之间的人种问题，就更不好问了。
又过了一会儿，Amir一家也来了，共进晚餐。亚当说，这是他们经常举行的家庭聚会。饭后，我给他们照了全家福。从照片上看，两家人的人种差异极为鲜明。最可乐的是Amir的两个女儿，加上Amir太太怀里抱着的婴儿，三对大眼睛，整整齐齐地排成了一条直线。我和杰克尹推断，Amir和Adam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爷爷，但是可能不是共同的奶奶。
Adam一家。后排从中立者为Adam，Adam右侧依次是姐姐Madina，妹妹Abiba；Adam左侧是Amir及其夫人Assiana。前排都是Amir的孩子，从左至右，不知名的怀里婴儿，姐姐Muslima，妹妹Malika。注意这三个孩子的眼睛，一律圆睁着，恰好排成一线。摄于2004年7月12日，Adam家门外。
离开莫桑比克前，我在马普托又见了亚当的叔叔和婶婶。他们在Mondlane大学教书，叔叔教哲学，婶婶教社会学。他们住在学校附近的一座单元房里，有三四间大屋子，很宽敞。由于他们住在一楼，阳台门外是一个小园子，园子里种着蔬菜和水果。亚当的婶婶就是用园子里的蔬菜招待我的。于是，我在莫桑比克又遇到了同行，谈了很多哲学和社会学。
亚当的叔叔家也有人种差异。亚当的叔叔更像黑人，他的太太则是白人，来自荷兰，是他在荷兰读博士的时候认识的。
莫桑比克的衣食住行
我在马普托住在一家叫做PENSAO MARTINS的小宾馆里，是亚当为我找的地方，杰克尹每次也住在这儿。钥匙牌上有三个星，也许是三星级吧。一个单人间，一张床，一张桌子，就几乎没有转身的地方了。屋子还算干净，不过比国内贵多了，40美元一天。
莫桑比克的两极分化比较严重。按照杰克尹的说法，是上等人和下等人。上等人的生活比较昂贵，而普通人的生活则比较简单。比如我和杰克尹在海滩酒吧的一次消费，本地人大概能吃一个月。马普托的出租车我没有打过，亚当说，机场到市区要三四十美金，不过我感觉比北京机场到四元桥的距离要近得多。还好，我在马普托坐了一次小巴，只要五千梅蒂卡（Meticais），参观了莫桑比克革命历史博物馆，一万梅蒂卡。比价大约在一百美元兑二百三十万到两百四十万梅蒂卡之间，也就是说，一万梅蒂卡合人民币二三元钱。
除了马普托有一些大商场是专门供应上等人的，其它城市的商店都相当于国内的杂货铺，最大的无非是超市。一般来说，土产便宜，比如大虾、螃蟹，在哪儿便宜得像土豆一样。轻工业品非常贵，一把极普通的牙刷合人民币都要七八十元。一本英葡葡英辞典，我在国内花了16元人民币，在马普托看到一种差不多相同开本，相同页码，相同装帧的，要10美元。日常用品都已经国际化，奥妙洗衣粉、力士香皂、高露洁牙膏等国际品牌的广告在城市里时有所见，当然最多的是可口可乐！连小村子的墙上恨不得都有。电子产品同样国际化了，数码相机、U盘，都已经进入了马普托市场，不过比国内要贵得多。也能上网，但是电话费奇贵，网费更贵。杰克尹每年要为此付几千美金。
小的轻工业品和小电器在莫桑比克是很受欢迎的。我送了Madina一把杭州天堂阳伞，看得出她非常喜欢，欢喜得连连感叹：“Chinese umbrella！Chinese umbrella！”。送了Abiba她一本《中国国家地理》，虽然她看不懂中文，也爱不释手的样子，后来又通过亚当把我那本在国内买的英葡葡英辞典送给了她，她上学用得到，也应该是喜欢的吧。
别的，清凉油风油精之类的，我倒是带去了一大堆，不过后来不大好意思送了。给了老李和另外一位修车工小张一部分，剩下的就全扔在杰克尹家里了。非洲最厉害的疾病是马拉力，疟疾。那里的中国人谈马色变，好几次听到他们谈起谁谁得了马拉力，拉了几天，烧了几天。我去林子的时候，路过Montepuez小城，在杰克尹租下的一个中国人聚集的房子里，正有一位中国人得了马拉力，有气无力的样子，都不忍心听他说话。我去林子，最让杰克尹担心的就是这个。对付马拉力有一种药，很灵，出国检疫的时候，一定要带上一盒。
莫桑比克的艾滋病很严重。克利马尼市中心的树上，电线杆子上随处可见红丝带的标志。我还见到一个院墙上画着长长的壁画，从与英文相似的单词上看，是科普——哪些性行为会传染艾滋病，哪些日常行为不会传染艾滋病。这些名词在国内都属于禁忌词，口啊，肛啊的，不可能写在墙上的，多少让我有点震惊。后来杰克尹告诉我，院墙内是一所中学。更让我震惊了。艾滋病的流行毫无疑问与当地的性风俗关系密切。在彭巴庄园，听到很多匪夷所思的故事。在克利马内的街头，有一位小伙子用英语和我搭讪，三言两语之后就问我要不要找女朋友，他可以给我介绍。在中国人的描述中，当地人对于性的态度是非常随意的。我相信这里面有文化的误读，但是性禁忌很弱是可以肯定的。莫桑比克有很多针对艾滋病的国际组织和项目。亚当的婶婶就在做一个和艾滋病有关的联合国课题。
从莫桑比克回来，没有更多可以带的东西，除了木雕。黑人的木雕风格独特，材料更特——很多木头的比重都大于一，到了水里就会沉底。不过现在，这些工艺品也都商品化了，所以一家摊贩上的，几乎家家都有。我在离开莫桑比克之前，在马普托只有很短的时间，又花了很多时间在机票上，所以真正买东西的时间只有一个下午，几个小时。又被卖蜡染的几个人小伙子纠缠了好久，花在木雕上的时间就更少了。
黑人朋友热情，也能缠，更敢要价。所以在莫桑比克买东西，要准备充分的时间，才能谈出好价钱。我换了两百美元，全花了出去，花了很多大头钱。一柄木手杖，十美元，当时觉得很便宜，回来一看，上面有很多裂纹和硬伤，估计是包装的时候被掉了包。
当然，如果是去大商场，那就没有多少价可讲了。我在大商场的专卖店里给女儿买了一个球，应该是某种植物的果实吧，上面画着精细的花纹，十几个美元。感觉和北京燕莎的价格能有一比。
垃圾
垃圾是我最近几年关注的一个问题。在我看来，垃圾是现代化的痼疾。只要现代化战车开过去，就会留下一片片垃圾。现代化给人的便利的生活是显而易见的，而垃圾则要慢慢为人所看见，且往往被误认为是可以解决的。所以传统地区与现代化相遇，一开始总会有一段时期的热烈想往。
我和杰克尹在克利马尼海边喝咖啡的时候，看到了两个黑人，拉着整整一车大塑料桶在海边的马路上走过。杰克尹说，人家黑人兄弟喜欢这个。他们当然有喜欢的理由。塑料桶比木桶轻便，结实，装得也多，当然有很多好处。然而，木桶坏了，可以归于尘土。塑料桶坏了，只能变成垃圾。
彭巴的海滩是美丽的。但是，就在海滩的公路边上，已经开始有工业垃圾了。在进出彭巴的公路旁边，甚至有一片连绵几百米的垃圾堆放场。坡下是当地土著的居民区，再往下就是我曾去过的美丽海滩！
全球化是一个食物链，非洲处于这个食物链的最下游。一方面，要为上游提供资源；一方面，不可避免地要接受上游的垃圾。在很多城市，都能看到有街头摊贩卖鞋的景观，他们是把鞋一串串地挂起来卖的。杰克尹说，这些是来自欧洲的二手鞋。
如诗如梦的Pemba海滩，摄于2004年月20日。
海滩里玩耍的孩子，摄于2004年7月20日
海滩上面的垃圾。摄于2004年7月20日
2004年12月7日
北京 稻香园
（发表于《社会学家茶座》2005年第1期，总第10辑。这里在文字上略有修饰。另有一幅照片发表在封二上，题为《漂亮的非洲姑娘》，是海滨婚礼上的舞蹈与合唱的场景，更合适的标题应该是《快乐的非洲姑娘》。内文配图一幅《海滨婚礼》）
（很多照片在截稿前没有来得及传到编辑部，在这里补充几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