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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麦子 于 April 14, 2006 02:21:19:
《宇宙逍遥》之译后记
又一部译著完成了。三年之中，完成两部译著共80万字的任务，实在是一种疯狂。常常觉得脑后有一把枪顶着，不敢回头。回想起来，我犯了两个错误。一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二是过高地要求了自己的工作。就这样，预计中的半年变成了一年，又变成一年半。正如侯世达定律，做事所花费的时间总是比预期的长，即使在预期中考虑了侯世达定律。所谓计划，就是想做而做不成的事。
然而，这又是我放不下的事。
1986年夏天，我从从吉林大学物理系毕业之前，同屋关学军送给我一本《物理学和质朴性——惠勒演讲集》。这份意外的礼物影响了我此后的生活。几个月后，我在南京大学精读了这个小册子，仿佛后脑勺挨了一闷棍——这是我对好书的操作定义。1999年，我在考虑社科院哲学所的博士论文选题时，最终选择了惠勒研究。蒙戈革先生抬爱，我从他那里复印了惠勒两部著作。一为此书，另为惠勒的自传Geons, Black Holes and Quantum Foams：A Life in Physics（此书为惠勒与其高徒Kenneth Ford合作，2000年，台湾蔡承志先生译本由商周出版社出版，2004年，此译本之简体字本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将此二书推荐给科学文化出版领域的著名编辑范春萍女士。2002年，我前往北京大学哲学系做博士后工作，填表时写了两项，惠勒研究仍为其一（另一为科学传播）。而就在这时，范春萍女士买下了此书的版权。翻译《魔镜》之后，我虽然暗中发誓，不再做任何翻译，却不甘心如许美人落入他人之手，只好食言而肥，自作自受。此后不久，我又禁不住范女士的利诱威逼，接受了一部科学传播文献（《在理解与信赖之间》，已出版）的翻译工作。两部译作，使我几年不得喘息。
当然，翻译本身也是愉快的，尤其是本书。以前做博士论文时，只关注与实在论有关的内容。此时精读深究，常有惊喜，也有如探密挖宝一般的兴奋。
惠勒涉猎广泛，就像他所介绍的外尔一样，对于文学、哲学和历史等人文领域的工作也非常关注。这些思想来源在有些文章中给出了出处，而有些文章中则无迹可寻。比如惠勒评价玻尔的那篇文章No Fugitive and Cloistered Virtue（《全无遁世与隐居之德》），起初这个标题就令我难以索解，译完全文之后，我本能地感到，此处一定有典。现在我不得不对电子时代的互联网表示感谢。1989年我翻译荣格时，连索引的制作都是手工完成的——一项项写在纸上，裁成条，再一条条排序，重新贴上。现在则只需把“Fugitive and Cloistered Virtue”敲进Google，就迅速发现此短语出自大诗人约翰•弥尔顿的雄文《论出版自由》。并迅速找到了中译——凡引文出自经典文献，我总是尽可能地参考前辈学者的译法。可惜这个译本我以为气势不足，便自己操刀，译出相关部分。有了上下文，中文用词的选择就有了更多的把握。在这样的锱铢之较中，我常能获得一种工作的满足感，而遗憾的是，这样的快乐却不能充分地享受。当年翻译荣格时，完全没有时限的压力，常常信马由缰，随便从哪个岔口走下去，就可以走出好几天。现在却连这篇不长的文章都无暇细读，刚走了几步，就不得不平路勒马。甚至在岔到莎老先生《暴风雨》的时候，也只能走马采花，目的性十足地采了便走。可谓宝山空归，牛嚼牡丹。
近些年出版的科学文化书籍的翻译引起了很多评论和非议，我本人也或直接或间接地写过不少文字。我当然希望我的翻译能够符合我自己的标准。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的标准对于今天的出版业而言，是奢侈的。首先在时间上就无法做到。即使以翻译为职业，可以全天投入到翻译之中，现在业界十八个月出书的时间限制也难以保证有足够的时间精心打磨。更何况大多数译者只能用业余时间完成。尽管本书的文章虽然我在写作博士学位论文时已经读过，并译出过部分章节，可一旦投入工作，就发现几乎是个无底洞。
很多学术性著作本身就是独创性的，其中的概念和观念在中文语境中更没有现成的对应，因而翻译往往是一种创造性工作。但是，在今天的译著稿酬标准和学术考核制度下，译者很难轻松投入，慢工细活，尽情享受创造的快乐。现在广受批评的很多译著，或者是译者敷衍了事，或者是译者不具备基本的学力。很多译者只相当于打一份短工。译文难以加入学术共同体的对话，不具有长期保留价值。译者无心修订，出版社无心再版，反而浪费了出版资源。
翻译是语境的转化，我曾提出一个最高翻译的判断原则——要能够替作者答疑。这就要求译者能读作者之所读，进而想作者之所想，把作者的意思用中文说出来。而由于语境本身的差异，词语的转换不可能是一对一的，而且必然是单向的。于是翻译必然包括着误读——或者是不得不的，或者是无意识的。
好的翻译，首先必须给出好的中文。而按照王小波的说法，现代文学最好的中文是译文，则好的译文本身也丰富了中文。译文不仅与观点和理论有关，也与文字有关。尤其是在作者对文字有特殊理解的时候，更是如此。当然，好的中文只是相对而言，有时需要妥协，不是向原文妥协，就是向中文妥协。比如有些长句，如不拆分，读起来十分别扭，但若拆分，又会觉得难以表达原文的精确和紧凑。再如，惠勒特别喜欢使用双重否定和倒装句式，起初我曾一律转化成中文习见的表达方式，后来则尽量模仿惠勒的句式，所以书中会经常出现这样的句子：“没有人能够在看到尼尔斯•玻尔对核物理的贡献时不会马上想起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又如“有谁在今天刚刚读到这些表述得如此美妙清晰的思想不会为之震惊呢？”这些文字并不符合我理想中的中文，是一种妥协。
翻译同样是个遗憾的事业，每一次校对，都忍不住再雕再琢。毫无疑问，最后的译文依然会充满遗憾。
本书原注释采用尾注形式，绝大多数是参考文献，只有少量说明性文字。参考文献的目的是读者检索出处，译成中文则属画蛇添足，故不翻。少数说明性文字混在大段文献之中，如果单独翻译过来，也很怪异。考虑再三，未翻。有个别值得注意的注释，译者在脚注中予以说明。
索引按照英文次序排列。因为其关键词原本就是英文。这些关键词在其它译著中可能有其它译法，如按照中文排列，不知本书译法的读者便难以检索。而由于每一个重要名词在书中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均附有原文，所以本书读者也不难检索。
物理学家的名字首先采用赵凯华编《英汉物理学词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的译法，黑洞物理学的新科学家参考了李泳译基普•索恩《黑洞与时间弯曲——爱因斯坦的遗产》（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中的译法。历史上的科学家参考了丹皮尔《科学史》中译本的译法。其它的领域的相关人士也都尽量采用其在所属领域的中文译法。最后，采用《外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年）中的译法。
物理学专业名词首先遵循赵凯华编《英汉物理学词汇》中的译法，其次参考徐龙道编《物理学词典》（科学出版社，2004年）的译法。
现在，工作结束了。
无论怎样，感谢范春萍女士慧眼识珠，购得了版权，并能容忍我一拖再拖，直到今年春节才最终完成全部工作。
感谢关学军使我与惠勒结缘，遗憾的是，大学毕业之后，我再未得到任何关于他的消息。
感谢我的导师刘吉先生、金吾伦先生，以及我的领路人董光璧先生，在我决定以惠勒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时，他们给予了大力支持。
感谢戈革先生，他使我最早读到了此书，并对我的学位论文及此书的翻译提供了大量的帮助。戈革先生曾对本书的部分章节进行了逐字逐句的审阅，我在翻译中遇到的某些问题也曾向戈革先生求教。当然，我与戈革先生既有翻译理念上的差异，也有翻译能力上的差距，所以我的译文不能入戈革先生之法眼（以戈革先生惯用的语言方式，叫做无一处无错），让我感到愧对戈革先生厚爱。此外，戈革先生翻译的玻尔著作也是我此项工作的案头必备。
感谢我吉大物理系的师兄曾国模教授，他回答了我诸多与核物理有关的专业细节问题。
我与曾兄因“吉大论坛”而相识，我访问吉大论坛又是由于“虹桥科教论坛”搭桥铺路。这两个论坛上活跃着一大批海外青年科学家，其中很多是我吉大和南大物理系的系友，我在那里与他们相处融洽，有故地重游之感。在本书的翻译中，我曾经就大量与英文、物理细节及其它科学领域的问题（比如医学问题请教学医的冰儿）贴上去向他们请教，很多帖子都曾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使我受益匪浅。我与他们尚未有幸相见，这里只能感谢他们的ID：离乡客、微结构、楚汉、致远、冰儿、二蒙、淘气、Qbit、hama_hutu，红烁集团、eprint、Mr.X、Apex、w2、mirror、音乐、白字秀才、小沫、新民、阿呆、星探……马甲众多，真假难辨，如有遗漏，敬请包涵。
此外，王雪木帮助打印了本书全部参考文献、致谢和索引，表示感谢。
同样要感谢任辉、王雪木和苏阳，他们帮助我把校样上的改动誊到了电子文本。苏阳在誊写的同时，还提出了若干修改意见。
感谢惠勒的学生和终生的朋友，惠勒传记的合作者Kenneth Ford教授，我从写博士论文起，就开始接受他的帮助。在本书进入最后的校对阶段时，他与我共同工作了近两周时间。每天深夜我关机之前，会发出十来个问题。第二天早晨打开计算机，总能看到他的回信。他的回答常让我感到茅塞顿开。非其人不得其门。
感谢Bekenstein（贝肯斯坦）博士，有一个与他相关的问题Ford转给了他本人，第二天就收到了他耐心的解答。
更要感谢惠勒本人，他的美妙的思想使我深受其益。也感谢他以九十五岁高龄为中译本写来了序言。
感谢南宫梅芳女士。翻译工作进行到中途，我邀请在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任教的南宫梅芳女士与我合作。南宫译出了第二部分《热忱与士气》和第五部分《半生此生》绝大部分的初稿，并对我本人翻译的多数章节进行了粗校，并添加了若干译者注。全书由我进行了再译和再校，并通稿。由于我们对翻译和中文的理解不同，以及我本人的偏执，南宫的才华和文字特点未能在终稿中充分展现，我深感抱歉和遗憾。不得不再次感叹，翻译实在是一项难于合作的手艺。
当然，翻译中的错误应由我独当其责。
译者注根据百科全书、私人藏书和网络文章整理而成，只有少数注明了出处，如有错讹，亦当由我负责。
每结束一项工作，总是忍不住要感慨时间流淌之速。差不多是读一个本科的时间过去了。接手此书时，我还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做博士后工作，本书原是我博士后工作的一部分。现在，我已经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做了将近两年的教师了。
惠勒是一位长寿的物理学家，见证了物理学的很多个时代。现在，他正在普林斯顿安度晚年。越到晚年，他越发关注终极问题：实在如何，量子如何，时间如何？Ford教授说，惠勒的身体已经十分脆弱，很难长期把注意力集中到同一个主题上了。不过，就在前不久，他还出席了一次为他举办的纪念活动。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作为他思想传播的一个例证，给他带来精神上的安慰。
感谢各位的阅读。
并真诚地希望各位读者也能如我当年一样，常有后脑挨棍的感觉！
田松
2006年3月3日
2006年3月14日
北京 稻香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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