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CANADAGE 于 April 20, 2001 08:13:14:
大哥开讲(20) 青春祭
(七)
回到家中。父亲刚从“清队”中解脱，按“人民内部”贬到底下中队去作管教。我
出事的消息在农场一阵风似地传开了。作为反革命组织的骨干成员，是否会逮捕判
刑，殊难逆料。老爹一辈子硬气刚强，夜里悄悄地为大儿子哭了。那个年代，一旦
服刑，不管什么罪名多长刑期，都意味着一个人的一生报废了。
农场有许多从小一起长大，现参加工作了的朋友和同学。开头我还能去串串门，很
快大家就尴尬地躲避我了。不是他们不够意思，而是我前脚走，后脚就有领导谈话。
敲响警钟，划清界限等等。农场中学也把我的“事迹”加上充分的想象，当作“活
教材”在学生中进行教育。搞得两个弟弟好抬不起头。我只得噤声屏息，足不出户。
那些日子，除了挑水做饭，读完了十卷新版的《鲁迅全集》，包括两本很难读的译
文集。再就是用木板，硬纸，橡皮筋作玩具。做得最漂亮的是一个军用吉普的模型，
上足橡皮筋可以跑二十多米远。那个小吉普车我保留了很长时间，作为那些日子的
纪念。
经常黄昏独自坐在一座破窑上，久久地目送一轮火红的落日西沉。草原上有几缕轻
袅的黑烟直直地飘向晚霞。黑黝黝的大山后边是五彩绚烂的天幕，慢慢地退色，变
成青灰，最后倏尔就与大山融成一体，唯有星光还能勾勒出山的轮廓。心中空荡荡
的。正是走向生活的时刻，一抬脚，却发现面前是深渊万丈．．．新读的鲁迅，最
记得的是“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一句。从那时起，我跟毛主席开始疏远
了。七年以后，八亿人泗泪滂沱哀悼伟人去世时，我也在吊唁的队列中哭，我觉得
我的眼泪很虚伪。直到听到一个长辈的解释才明白，有很多很多的人是在“借别人
的灵堂，哭自己的悲伤”。
在家的日子，绝不是闲居，象我后来在履历表中所填那样。虽然我没有象鲁西安，
邹立亮那些朋友被他们的单位多次揪斗。“专政”的利剑却始终悬在头顶。三天两
头，就有农场军管组电话打来，命令立刻到场部接受外调的审讯。每次接到这样的
电话，妈妈就非常紧张，问“要不要带行李”？
外调人员形形色色，按规矩都是两人一组。通常一个唱红脸，轻声细语地，千方百
计地把你往陷阱里引；另一个唱白脸，又拍桌子又踹椅子地吓唬你。最可恶的是农
场的几个看着我长大的叔叔，也在一边吹胡子瞪眼。我申辩，我们确实没有什么
“组织”。“秘书长”一说纯属恶作剧。他们排出一沓一沓的口供。“看你们同夥
都交代了。你顽固不化，最后只有你进监狱”！在那些提心吊胆，不知什么时候会
“进去”的日子里，军管组有一个姓师的副教导员曾对我说，“小鬼不要害怕。这
次的外调是了解武江平情况的。你们年纪轻轻犯了错误，说清楚就好，不要背包袱”。
这是我永远难忘的一个温暖的安慰。
去场部的路上，有一条深深的大沟，到那儿自行车只能推行上下。记不情是第几次
又被外调的折磨了一番；手指鲜红在交代材料上摁满了指印。回家路上，气喘吁吁
地爬上大坡，随手把车子扔在一旁，仰面朝天躺在地上。天上有白云苍狗，被风追
逐得无处安生。我满腔悲愤一声长嗥。那吼声，在空旷的草原上是那么微弱，那么
无奈。“时日曷丧，吾与汝皆亡-------”，我想。
一年以后，那帮家伙到底没有能找到“反革命组织”的确凿证据；加上一些朋友的
父母陆续得到“解放”，重新掌握了权力，这个轰动一时的大案，遂不了了之。我
在农场就地参加了工作。虽然“反革命组织”不成立，各人的“反动言行”还都在。
在档案里，与我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