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王安琪 于 April 02, 2007 09:45:51:
“改正”前后（上）
改正--改是改变，正是歪（不正）的反义词，改正就是把歪改变为正。这本是极其普通的一个词，不料却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被赋予新意，成为上百万“右派”及其数以千万计的家属亲友们命运的转折点：他们由“敌人”被改正为“同志”，从而结束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泪与血的苦难岁月。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十月六月，“四人帮”覆灭，中国历史由此揭开新的一页。虽然时近深秋，一些人的心中却春潮涌动，充盈着热切的期待和不安的躁动。他们是蒙冤受难蛰伏了二十年的右派们，他们在无边的暗夜里看到了地平线上现出的曙光，他们悲惨的命运将要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我居住的辽西小城共有一百多个右派，有本地的，有从外地被“遣送”回来的。命运相同，自然同病相怜；又长期同处一隅，大家彼此相识。好多人更因同会被批、同台被斗、同室被关的经历而成为“难友”。虽然如此，他们平时却一向很少来往，担心授人以柄，招灾惹祸；也有相互提防、避免被人出卖的谨慎。一九七六年的秋天，所有的顾忌全被打破，人们呼朋引类，公开串联，交流信息，议论时政，分析形势，预测走向，真可谓“窥测方向，以求一逞”。这无疑属于“阶级斗争新动向”，伟大领袖若健在，定会惊呼“人还在，心不死”，并予以狠狠打击。然而跨过了奈何桥的老人家已经无可奈何了。那些训练有素的“鹰犬”们面对“新动向”也一反常态，熟视无睹，充耳不闻。有的见到右派，还会主动打招呼，套近呼，甚至透露一点“内部精神”，传播一些“小道消息”。
我于一九七四年到县棉织厂做木模工，该厂苦于纺织机械配件供应紧张，常常影响生产而自己搞铸造，不久又因成本过高而下马。他们留下我，让我这个懂机械常识，会看图纸的木模工干纺织机械配件的采购工作，并保留我六级木模工的工资标准：每月六十八元五角。我“一步登天”，成了白领、国营工厂的管理人员，而且还拿着全厂第六的高工资，自是喜不自胜，于是便竞竞业业、尽职尽责地努力工作，成为工厂解决难题的“能人”。采购员的任务就是四处奔波，八方联络，把本单位需要的物资买回来，大多数情况都是一人在外单兵作战，因而具有极大的流动性和独立性。
我利用去北京办事的机会，几次去中共中央、国务院信访接待站打探虚实。我是这里的常客，二十年里几十次上访申诉，虽然毫无结果，却也混个脸熟，不少人都认识我。我是这里最年轻的访客，我能够感受到克制的同情，如同严冬里的一抹暖阳；但更多的是冰冷的面孔和训诫的严词，那是腊月里的凛冽寒风。一九七六年的深秋，每个上访者都能感受到这里的变化，就像冬天的枝条经过春风的吹拂变软泛绿一样，冰冷的面孔变得和善了许多，严词训诫变成好言宽慰，克制的同情也明显“升温”。一九七七年春节过后，我又去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的接待站，一位相熟的中年女接待员接访。和每次一样，我不诉冤、不叫苦，不“翻案”，只是询问：关于右派，有“新精神”吗？她略做沉吟，回答：没有。接着一反常态地和我拉起家常，问我结婚没，孩子多大，现在做什么等等。为回应这难得一见的善意和温情，我回答得很认真。这个人一向比较温和，多年以前我进京上访丢了粮票，吃不成饭，她竟然给了我二斤北京粮票。访谈时间到了，我正要离去，她忽然说：你所说的“新精神”现在还没有，别着急，耐心等待。我知道她是在向我隐讳地传达一个尚不确定的信息，如果她能再多说两个字：快了，那就很明确、很完美，但她没说。虽然如此，这也是我在长达二十年的上访生涯中听到的最美妙的“福音”。
回到小城，我对“派友”们说：不要着急，耐心等待，天快亮了。后一句是我加上去的，是我的分析、我的判断，更是我的期盼。“派友”们很满足，很振奋，每个人的脸上都布满期待和憧憬，有人老泪纵横，有人哽噎难抑，任何有良知的人见此情景都要为之动容。那一刻我的耳畔响起歌剧《洪湖赤卫队》中韩英的唱段《盼天下劳动人民都解放》的旋律，眼前现出电影《江姐》中渣滓洞牢房里的被囚者在隐隐传来的炮声中绣制红旗，迎接解放的场景。
一九七八年“五一”前，在百万右派望眼欲穿的期盼中，“新精神”终于出台了。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的决定》，简称《十一号文件》。顾名思义，《决定》的主旨精神是给所有尚未摘帽的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不讲甄别，不提平反。关于安置，也仅仅是解决这些人的生计，很像刑满释放人员的就业。在当局的眼中，这些浴火炼狱二十年的受难者依然不是好人，他们还是被毛泽东定义为“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右派、“五类分子”中的一类。只不过时间太久了，当局已经玩腻了，失去了新鲜感，不再有刺激性，于是索性开恩，饶了他们，不论是否已经“改造好了”，一律“赦免”。而在此之前早已先后赦免了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战犯，礼送回国，为的是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赦免了背叛民族利益、卖国求荣的伪满汉奸，均予妥善安排，为的是彰显无产阶级的宽大胸怀；赦免了战场上拚死搏杀的敌手、前政权的军政大员们，为的是“统战”的需要。
右派们不免感到失望，他们太清楚“摘帽”的含义了。“摘帽”始于一九五九年，文革前中止。本人是在一九六二年、即“应该大学毕业”的那一年“摘帽”的。很多人为了“摘帽”，拚命表现自己，付出了难以想像的艰辛和血泪。结果“帽子”摘掉了，却依然被写在“另册”上，洗不去屈辱，得不到信任，换不来尊重，看不到希望，依旧是“贱民”，以至因此派生出一个新词：“摘帽右派”。这很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含辛茹苦捐了“门槛”，在“鲁四老爷”的眼中依旧是贱人，依然碰不得“祭器”的。
然而在一九七八年的春天，右派们虽然失望却不绝望，他们从来不曾这样镇定，这样从容，这样乐观。他们坚信在这个冰消雪融，万物复苏，莺飞草长的美好季节里，总会有一声春雷响起，有一阵春风吹过，有一场春雨落下。他们依然期待着。
我又去了北京信访接待站，女接待员见到我微微地苦笑，轻轻地摇头。她对我说：等等，再等等，好事多磨。我回答：没关系，二十年都等了，还会有二十年吗！
送走了又一个春天，送走了又一个夏天，迎来了又一个秋天。在中国，春天是一个不祥的季节，历史上好多出人意料、不可思议的不幸都发生在这个美好的季节；而秋风萧瑟、花木凋零的秋天往往给人们带来转机和希望，带来狂欢和惊喜。一九七六年的秋天是这样，一九七八年的秋天也是这样。这一年的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贯彻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的实施方案》，简称《五十五号文件》。《五十五号文件》名为《十一号文件》的“实施方案”，却因包含着全新的内容和重大突破而与后者有本质的不同，它规定对反右运动中“不应划右而错划”的人予以“改正”，恢复原职务、原工资，安排适当工作。原是党员的，恢复党籍；原是团员的，撤消开除团籍的处分等筹。虽然是“改正”，实际上就是平反，两者的差别在于：文革中的“冤、假、错”案的受难者被“平反”后补发全部工资，而反右运动中的右派被“改正”后不补发工资。一向标榜“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的当局如今为钱心疼了，一位分管财政的副总理强硬地回应为改正的右派补发工资的呼声：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然而平反的走资派们却一分不少地拿回补发的工资。两年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彻底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定性为“一场浩劫”；却充分肯定了反右运动“完全正确和必要”，缺点是“严重扩大化，给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造成不幸后果”，由此揭示了“改正”和“平反”的真正差别，归根结底还是“政治帐”。然而即便是对这两场政治运动的整体评价迥然不同，但对于每一个别个体，无论是“平反”，也无论是“改正”，又有什么差别呢！如果有，那只能是前者是“党的干部”，而后者主要是“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远近亲疏各不同”，也许这就是差别之所在。
《五十五号文件》是党内两种意见、两派势力斗争和搏弈后妥协和让步的结果，它不完美、不完善，自相矛盾，带有“硬伤”，但它的历史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它打开一个口子，尽管不很宽阔，却使上百万人由此逃离苦海，告别屈辱，拾回尊严，重新走进“人”的世界，“功”在本人，“利”在子孙，于国于民，善莫大焉。
不能忘记胡耀邦在“解放右派”中的历史功勋，正是他的推动和坚持，才能出现“百万右派齐改正”的壮观景象。有人提醒他“不要玩火”，他回答：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有人惊呼“改正的太多了”，他反诘：当年猛抓右派时怎不嫌多？已经离开团中央的他回去参加右派改正大会，向被改正的右派三鞠躬，诚恳致歉，这在党的各级干部中是绝无仅有的特例。要知道：“八路军”没有交枪的习惯，“八路军”更无认错的习惯。
也不要忘记另一位老人，他在一九七八年的九月，在一份呈批的文件上“划了一个圈”，从而使这份文件成为一项政策，这项政策昭示着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民族的思考和觉醒。在《五十五号文件》上划的这个圈比一年后在“中国的南海边”划的那个圈意义更加重大，后一个圈是批准建立深训经济特区，是对被桎梏的生产力的解放，而前一个圈是对百万被奴役的血肉之躯、万物之灵的解放，对人的解放是解放生产力的前提。所以在一九八四年的国庆游行队伍中，当年有八百多名学生被错划为右派的北京大学学生方阵里自发地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
百万右派“胜利大逃亡”以及此前、此后进行的平反文革及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和为地主、富农摘帽，使中华大地上数以千万计的饱受歧视和摧残的“贱民”成为公民，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