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凑趣 于 April 11, 2008 15:53:49:

徐敬亚

题记：

30年前，中国出现了一次意义重大的朝政更替。诗，随即兴起。

至1989年止，巨大的诗歌潮流，持续了整整10年。对于今天，那是艺术奇观，壮阔而混乱。对于种族，那是一次语言深处的国人灵魂展示。

10年，诗、人、事、文，均无以计数……10年，若干万人的青春式裹挟与参与……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文学活动超过它的规模与时间。不知道还有哪个国家的诗歌事件可以与其复杂、混杂，多元、多义相比拟。

重复一遍：复杂、混杂，多元、多义！

也许洗脑般的革命思维还在暗中延续，也许千年的流氓乱民传统悄然作祟。也许它对艺术的疯狂追寻令如今身陷金钱的人们所永远不再，也许它的兴起、波澜、终结过程成为种族艺术觉醒的一个典型案例……

按结绳记事的时间古法，1976年，绝对是中国之绳上的一个特大疙瘩！

万马齐喑的10年苦难之后，一首清诗充当了破败郁闷民族的心声出口：“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一悲愤到斗胆劝天的诗句，频繁出现于中国报刊的结果，不仅直接鼓动着被多年压抑“人才”们日渐恢复的雄心，也可能暗中提醒了正举步开创古国新政的当权决策者。

人才，从来就是说有就有，说无就无。它并非暗藏在天空的云朵深处，漫天大雪也从不需要人间的某一声令下。新时代的价值标尺一旦确立，自由与尊严之光立刻照亮了无数平民的壮志前程。

高考，果敢而神速的恢复，预示了中国精神“重新抖擞”的时代已经来临！

而在之后的民主精神复活中，一年连接一年，持续不断地，中国呈现了一次横跨10年的、人类历史上最盛大的诗歌热潮。

风起云涌的大学社团与《这一代》

果然，天公抖擞。

1978年春，27万名“才子”突然从乡野市镇的深处，沛然涌出。中国压抑的智慧与热情，最先在大学校园睁开了眼睛。

当我从一名做豆腐的锅炉工摇身一变地坐在吉林大学中文系课堂上，我亲眼目睹了中国大学内外出现的史无前例混乱与新颖：我们班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而最大者是他的二倍32岁……刚刚获得豁免的教师正忙于准备教案……步入中年的学生不时写信回家告慰妻小……那时，与我们同期就读的，还有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他们对大学“上、管、改”的统帅般地位并没有明令撤消，其身上醒目的军装与头上的闪闪红星，似乎仍带着前朝的威严。

然而，无数只假设的雄鹰正在从鸡群中突然升起。受惠的兴奋与短暂的角色慌张之后，被传得神乎其神的七七级迅速成为各大学的宠儿。他们中的佼佼者，在基础课堂上常常伏案大睡。其置疑的目光与挑剔的口气，更令缺乏自信的青年教师倍感虚弱。而只有七七级自己才深深知道，所谓“藏龙卧虎”的时代宠儿们，几个月前，还在大山深处或城市的最底层，遭受着权势者与文盲们的白眼。

一种莫名的愤闷情绪和潜在的变革意愿，暗然浮动。

虽然尴尬与交锋，偶尔在变形的师生之间出现。但浩劫之后，同病相怜的人们在课堂上却上演了一幕幕心领神会的交融。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个令我难忘的关键词“牛马走”。是吉林大学的王孙贻教授，以一个饱受苦难的优秀右派身份，通过对司马迁《报任安书》的讲解，向未来的青年才俊们悄悄传输了一种格外痛切的信息。两千多年前一次政治迫害与肉体之辱，被王教授阐释得身心俱焚、意味深长。当时大量政治术语尚未解除禁忌，于是，一种若有所指、又似有似无的话语，加倍了含沙射影的效果。课堂古文教育的目标已退居次席，昔日的“牛马走”们之间，在象征、暗喻中洋溢地享受着无限宽广的心有灵犀、会心一笑、眉目传神……那种暗号式的讲授与特殊反馈，后世几乎不可重复。

正是无数的王孙贻教授，以苍老树桩的勃发内心，暗中怂恿与鼓励着整整一个季节的早春枝条。其时，恰好刚刚开禁的《现代文学史》课程几乎在全国高校同期开课。“五四”后的文学社团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