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CHI 于 April 23, 2008 16:05:36:
上星期去台湾跑买卖，从北到南，匆匆历访了台北、新竹、台南和高雄等地。以下是一些肤浅的观察，标题只是粗略地归拢一下絮叨的内容。应该说明，以下观察仅仅是个人的、短时间的甚至是瞬时的，不可能是全面的和系统的，仅供茶余饭后消遣。
（1）市容
台北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座典型的中国城市。走在市区的大街小巷，抬眼看到的是熟悉的路牌，如“中山北路”、“南京西路”、“承德北路”；和蔼可亲的店铺招牌，如“三妈早点”、“扬州炒饭”、“永和豆浆”、“涮涮涮”；还有那中国城市特有的、油腻腻的香滋辣味儿，它默默地宣扬着中国式的生活气息。闻着这味道总令人愉快，并自信对这些味道理解得透彻而贴切：它使人忽而想起炸油条，忽而想起红门肘子，忽而联想到糖醋鱼，忽而又想起那久违了的溜肉段儿。有一次，受这溜肉段儿味道诱惑，不禁好奇地驻足在这家店门前，问：“是溜肉段儿吧？” 门前的胖女人答：“有呵！进来尝尝我们的招牌菜哦！” 这一切给人轻松祥和的感觉。
我一向对“景点”和“导游”不感兴趣，总想试着以自己的腿脚和眼睛去发现、去观察、去选择。事实证明，在台湾这样做起来很容易，甚至比在上海在广州这样做都来得容易。
台北市区的规模，在中国的城市中不算很大。它的版图呈长方形，东西向稍长于南北向。西临淡水河，北端被基隆河横断。行政区划为中正区、大同区、中山区、万华区和大安区。其中以大同区和中山区最为热闹。市区被纵横的主要街道分割得很清楚。最北端的东西向大路是民族路，向南依次为：民权路、民生路、南京路、长安路、市民路、忠孝路、仁爱路和爱国路。最西端的南北向大路是环河路（临着谈水河），向东依次是：重庆路、承德路、中山路、林森路、新生路、吉林路、松江路、建国路、复兴路、敦化路和光复路。只要有了上述的纵横街道概念，不用看地图也不会迷路。从最北端的民族路出发，延着林森路步行南下，大约一个小时即可至仁爱路，可见距离也不是大问题。
台北市区的街道及建筑呈典型的中国式的富裕社会的特点：少数新建的高楼大厦，如台北101、国宾饭店（Ambassador Hotel）等现代式的办公楼和大饭店，这些高大的豪华楼宇如孤岛般散布在陈旧而简陋（多数情况下是寒酸）的中低层楼房间。许多破旧楼房的外墙，都超负荷地承载着铁栅栏（防盗用？）、店铺招牌、电缆和晾晒的被褥衣物。看到这样的景致，联想到遍及大陆及世界各地的台商动毋大手笔的投资，两相对比，感叹其为可贵的“勒紧裤腰带也要投资”的“贱民资本主精神”（Pariah-Capitalism）。
无论是新的高楼大厦，还是旧的楼房，均无建筑特色和风格而言。简单朴实的格调彻底地贯穿于整个城市。坐落在重庆南路和凯达格兰大道之交的总统府大楼，到是个极少数的例外，其外表有粉红色及白色横条装饰，中央是高耸的钟楼。这是一幢日本明治时代的仿欧式建筑，最初为日距时的台湾总督府。其规模和质量均在白求恩医科大学的基础楼（伪满洲国国务院）之下。正门前的雨搭显得很狭窄，内有两个持枪警卫，对视而立，纹丝不动。他们身旁的不远处就是车水马龙的街道，其间没有围墙或其他遮拦。街上的机动车有时喷发着黑灰的尾气，飞驰而过，嘈杂无比。在这样的环境下一站几个小时，真难为这两位贤弟了。
不知什么原因，旧楼房的每一扇窗户都安上了铁栅栏，即使是六层七层楼上的窗子也不例外。有些铁栅栏为向外凸出型，从房间内看起来如同一个小的储藏室，可以堆放些破烂杂物。这样一来，整个楼房的外观犹如许多高悬的垃圾箱，又黑又脏，不堪入目。这一现象的背后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勤俭持家的美德：舍不得扔掉任何东西，无论东西多么破旧，都要留着、留着、再留着。同样的现象在香港、上海和吉大教职工宿舍楼里都屡见不鲜，只是在台北看到得更多更明显。
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有些街道两旁的人行道的铺装，采“各扫门前雪”的方式。这种方式是由沿街面的各个楼房主来负责自家楼前的人行道路铺装。其结果是在林森北路看到的景象：有钱的楼主铺上了抛光大理石，稍有艺术感的楼主铺上了花瓷砖，再有的铺上沥青，还有的是抹得凸凹不平的洋灰，最贫瘠的干脆是土地……，五花八门，非常混乱。更有甚者，在路面铺装设计施工时，各个楼主显然是各行其是，之间没有沟通，以至于路面的海拔高度明显地有差别，相互之间的接缝处也是草率应付。走在这样的人行道上，总要小心看着脚下的路，以免被接缝处的小坎绊着。这样的现象，可能由税收制度造成，应该不难解决。
南京东路一段是个繁华的商店街，高档百货商店集中于此。其街道格局很像长春的主要街道，中心路是双向的行车路，两侧各有一条绿化带， 种植着高大的法国梧桐树，再向外是自行车路（台北主要是摩托车），接下去是人行道。一眼望去，仿佛是南京的中央路或中山路，实在太相像啦。
（2）民风
走街串巷是体验民风的好办法。一天晚上，结束了全天的日程之后，偷闲漫游了几条小巷。沿着天津街北上，不断地进入一条条的小巷，三条、四条、五条、六条、七条、八条。每条小巷宽约五米，两侧密密麻麻地开着小餐馆、小茶馆、日本式小酒馆、麻将馆等等，街角处还常有槟榔小摊儿。
迎面碰上一个小摊儿，摊主是个戴眼镜的中年汉子，用自行车支个架子，上有一小炭火盆，旁边有一竹制的横梁，梁上挂一排香肠。汉子手拿一个二大碗，碗里放着四支骰子。从未见过这样的买卖，上前问道：“那香肠是生的熟的？”汉子答道：“是生的。”又问：“要用炭火烤熟吗？” 汉子答道：“你赢了，我来烤。”说着伸出那二大碗：“来呀！”我即答道：“对不起，从来没见过这个玩意儿，只是问问。” 汉子忙说：“问问可以呀，没有问题。” 我又问：“可以给你照张像吗？” 汉子略显紧张地说：“不要照，不好看，不好意思。”（台北人在说“不好意思”时，“好”字发音过轻，听上去像是说“抱意思”）经过这个摊之后，自觉只问不买“不好意思”，遂打定主意，在各处都要买点东西。
走进一家面铺，正对着进门处只见两口大锅，热火朝天正煮着什么，咕嘟咕嘟直冒泡。老板娘迅即递过来一本菜谱：“看得懂中文吗？” 我答道：“把姆当成什么人了？当然看得懂。” 老板娘又问：“吃什么面？” 我答：“你也别给我看菜谱啦，就把你店里的最拿手的面给我来一碗吧，要小碗的。” 老板娘说：“那好啊，我们的招牌菜是牛杂，你吃牛杂吗？” 我答：“吃。” 老板娘接着提高嗓门吆喝道：“牛杂一碗~~~”
小面铺很冷清，除我之外只有两三位食客低头嗉啦着各自碗里的面。老板娘开始搭仙着聊起来：“哪里人啊？”我答道：“黑龙江人。”我又问：“听说过黑龙江吗？” 老板娘答：“当然听说过啦，在东北。小时候念的课本里头都念过，那里的人都是我们的同胞。” 我又问：“去过大陆吗？” 老板娘答：“还没有。”说话的工夫，热腾腾的牛杂面端上来了。由于刚刚吃过晚饭，天气又热，很难吃下这碗牛杂面，喝了几口汤，即告结账，170 块台币（$1 = 30 块台币，这碗面的价格约为$5.6，同普林斯顿的价格大体相同）。在我走出这家面铺时，听到身后的老板娘压低声音把面铺的其他伙计叫出来，“看，他是大陆来的。”
次日凌晨，早早起来，沿着林森路步行。从民族路开始南下，打算走到南端的爱国路。清早的台北大街上，同在大陆的其他城市看到的景象很相像：成群结队的中小学生，都穿着校服，围在早点摊位旁。有的吃着大饼油条，有的吃着白面包子，还有的坐在早点店外的人行道上端着碗吃面条。人行道上偶尔看到中老年爷们坐在小板凳上下象棋，一手夹着烟卷，另一只手抠着脚趾头，三三两两的围观者不断地支着。
走过一幢楼门前，看见门牌上书“行政院卫生署疾病防疫局”，再仔细看门的两侧有一副对联：“牵手护台湾，加入联合国”。这提醒我这里是台湾。
为了不断确认我对台北地图的记忆，也好估计一下走了多少距离，隔一段时间即问一下路。问路的对象尽量避免那些行色匆匆的忙人，而专挑较悠闲的路人。
“请问南京路还有多远？”
不料这位也不大清楚，前瞻后顾。而旁边的一位行色匆匆的妇女已经走过很远，回过头走过来，指着前方道：“前面这条大路就是南京路，最宽的那一条。”
“谢谢!”
又走了一段，迎面慢悠悠走来一位老汉，看上去七八十岁，腿脚利落，很有精神。
“请问忠孝路还有多远？”我问。
“再过两个红绿灯就是。” 老汉带有浓重的四川口音，相信他也听出我这个东北佬的口音来了。
“谢谢！”说完继续前行。
“先生，请停一下。”老汉从后面赶了回来，向我走来。我稍停，等老汉走过来。这一次，老汉伸出手，搭在我肩上，另一只手指着前方说：“再过两个红绿灯就是忠孝路，分忠孝东路和忠孝西路，往左拐是忠孝东路，往右拐是忠孝西路，你去哪一个？”我答：“没有特别的目标，只想看看忠孝路。” 老汉看着我，微微地点点头，回头继续赶他的路了。
（3）电视节目
常在东亚各国、各地区之间穿行，总在留意各地电视节目的特点和差异。二十多年前是在中日之间，近些年来则是在中日韩港澳台之间。多年前，中日之间的对比是鲜明的，节目内容不必说，单是制做质量就差得令人沮丧。日本的电视节目制作得色泽鲜艳、对比清晰，航拍、水下摄影、显微摄影、红外夜视、快速追踪等技术应用如家常便饭；相比之下，那时的中国电视节目中，不但镜头和画面呆板，就是色泽也是乌拉巴突的，演员穿的衣服总像是没洗干净。近些年来，大陆的电视节目有了长足的进步，深度报道、文化历史、科学教育、全国乃至世界各地风光、高水平的戏曲音乐、体育比赛直播、连续剧、时事报道和评论……应有尽有。画面的制作水平也属一流。
而台湾的电视节目却明显地落后了。首先，制做粗糙。如，摄影用的灯光影子、简单道具的做工及其在画面上的位置安排、色彩的清晰度和对比度等方面，就连我这个外行也常常看不过去。其次，内容范围明显地狭窄、单薄。这一点可能是受岛内人才和资源的限制所致。再次，有相当一些节目内容是属于不负责任的满嘴跑舌头，如迷信、打情骂俏、未经证实的流言都大行其道。当然言论自由开放，可惜只收了言论自由的负面效果。
一天晚上十点半左右，打开电视浏览。在全部二十几个频道中，竟然有八个频道同时在播出“股市分析”。每个频道画面大同小异：一位“分析师”手拿着一支拉杆天线式的指示棒，对着电视镜头，指指点点做着“分析”。有的压低嗓音像是在吓赫观众，有的高声吆喝像是在大甩卖，个个面目狰狞、装神弄鬼、口若悬河。以下是按着所浏览频道的先后顺序作了一点纪录，从中可见一斑。
分析师甲（加州大学MBA）：……阿里山森林铁路股，呵呵？为什么呐？呵呵，（神秘地压低嗓音，一字一顿地）我告诉你们：在大陆的中小学课本里，他们讲到台湾，就讲阿里山和日月潭，呵呵。你想想看，那七月份大陆客来台观光，他们要去哪里呀？首先就是阿里山嘛！？只要让他们在阿里山的五星级酒店住上一个晚上，他们回去就可以在亲友中间吹嘘半年呵，呵呵！？阿里山森林铁路股，我劝你明天一早，股市一开板，就买下这支股，（又神秘地压低嗓音，一字一顿地）千万别迟了，股市一开板，就买！为什么呐？因为在大陆的中小学课本里，他们讲到台湾，就讲阿里山和日月潭，连小学生都会背，呵呵！？你明天一早，股市一开板，一定买下这一支股，阿里山森林铁路股……
分析师乙：……买股票嘛，要懂得卡位，现在就要卡位商住股呃，大陆企业七月就要来台设点啦，那他们要不要住房子呀？要不要办公楼办公呀？（出示一张曲线图，曲线呈正玄曲线型）这是一年来的商住股走势，现在正处在这里（用“拉杆天线”指着极小值点），七月大陆企业来台设点时就会升到这里哦（指着极大值点），现在就是要卡位哦，买下这一支股……
分析师丙：……（高昂地）大陆第一批来台设点的企业一共有五百二十家，呵呵，五百二十家，这五百二十家企业都是顶呱呱的，其中包括中石化、中石油等等超大型企业，他们来台的第一项业务就是航运、转运，呵呵？！所以吗，海运股是没有问题的……
分析师丁（讲闽南话或客家话，听不大懂，只是大意）：……餐饮业要有大量的食客啦，大陆来那么多人，那个不要吃饭？！买餐饮业股……
分析师戊：……地产看好的就是这一片，呵呵，桃源的慈湖，因为蒋中正曾经暂厝在那里，他们对蒋中正还是有感情的，浙江人嘛，对蒋中正还是有感情的，所以我劝大家买这支股…… 呵呵 ……
这哪里是股市分析师？分明是股票推销员！难怪需要这么多的频道。
另一个频道正在播放连续剧，大概说的是新婚的小两口，与父母同住在一套单元公寓房中，年轻的媳妇正在生气，把自己关在一间卧室里不出来。父母从外面回到家里，看见厨房中一堆碗碟还没洗，很生气。这样顶牛了一阵子，儿子下班回到家里，开始了上演了婆媳口角儿子在中间受夹板气的传统家庭矛盾戏。戏里的演员，无论年轻的还是年老的，都演得假惺惺的，明显欠缺专业训练。
…… ……
这一天的头条新闻是：萧万长与胡锦涛在海南博熬会见啦。胡锦涛微笑着与迎面进入会议室的萧万长握手，这一镜头被反复地播放。午休时间，在街上吃饭，进入面馆时看见了电视上的萧万长与胡锦涛；吃完面进入了茶馆时再次看见了电视上的萧万长与胡锦涛；喝完茶回到办公室时在走廊又看见了电视上的萧万长与胡锦涛。随后的两天中，这一镜头频繁重现在电视上，这哥儿俩成了电视明星！
电视上不但反复重播会面握手的镜头，萧万长及参加会见所有人员在会见时的座位安排也被勾画出、反复播放和讨论。舆论对萧万长平起平坐在胡锦涛旁边、全体与会的台湾代表平起平坐在国务院官员对面感到非常满意，觉得受到了很高的礼遇和尊重。这一点，对于同为中国人的大陆同胞，应不难理解。咱们不是也很要面子吗？既然称同胞，就给足面子吧。
两天后的傍晚六点多，情况突变。大陆商务部的新闻稿中有一条“双方同意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重启协商”。这十几个字的表述掀起了不小的震荡，媒体七嘴八舌，反对党趁机发难。老萧急忙澄清：“没有这条结论呀！你们（媒体记者）都在场吧？没有这条结论吧！？”可怜兮兮的老萧，被一堆记者堵在墙角里不断追问，干着急没办法。到晚上九点多钟情况又变了回来，新华社的正式新闻稿中没有这一条，而且商务部的网站上也删除了这一条。国民党一干人都松了一口气，媒体评论说“在三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就改正了这一条，看来大陆是有诚意的。”哎，两岸的政治像小孩玩过家家似的。
（4）高铁
台湾高速铁路，简称高铁。一年半之前刚刚投入使用。北端起点为台北，经板桥、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嘉义、台南、到达南端的左营（高雄）。全长约300公里，设计时速350 公里。由于经停站较多，行车时速一般在280-290公里（车厢内有显示屏即时通告时速）。由台北至高雄约需90分钟，单程票价为1200台币（约$40）。这一路程大约相当于由东京至名古屋，在日本乘新干线的单程票价约为一万两千日元（约$110）。这一路程还相当于由纽约至巴尔的摩，乘AMTRAK的单程票价是$65。可见，高铁的票价算是很便宜的。
据说当初设计高铁时，采用的是法国的TGV技术。但李登辉当政时施加影响而改采一部分日本技术。结果高铁成为一个法日技术的混合系统，常出现排斥反应。你想想，把个丰田汽车的驱动和变速系统装在雪铁龙的底盘上，再配上雪铁龙的操作控制系统，这除了是自讨麻烦就是疯子。两个供货商之间还相互保密，不肯泄露任何核心技术细节，可怜夹在中间的台湾高铁，花了大把的外汇，买来的只是个试验品。运营初期，大小问题不断，直到目前也没有完全正常运营，名义上还是“试运营”。
出于发展新城区的考虑，高铁沿途所经各车站均远离该城市市区。据介绍，这一想法是从日本学来的。日本的新干线经过的地方已经出现了诸如新大阪、新横滨等新城。但高铁沿线的台中、台南等车站附近目前还是一片荒凉。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会繁荣起来。
乘坐高铁确是一大享受。车厢内清静整洁，无人吸烟，无人大吃大嚼地吃东西，无人大声交谈，更无人随地吐痰大小便。这些并不令人惊奇。令人惊奇的是，达成这样的秩序，完全是人们自觉的。没有警察巡视，没有列车服务员吆喝，甚至没有“请不要随地吐痰大小便，违者罚款”的告示。
同大陆的火车一样，车厢内也有推车卖吃的东西的。所卖的货色大概包括：罐装的各类饮料、巧克力糖、面包、饼干（凤梨酥）等等，而没有卖烧鸡、瓜子、茶叶蛋等等大陆火车上常见的嚼贡。
放眼车窗外的宝岛风景，那真是满眼的青山绿野、白云蓝天。亚热带的植物、浓密的墨绿色、在微风中摇摆的巨大的叶子、生机盎然、一尘不染。偶尔经过的小池塘或湖泊，水面如镜子般映照着蓝天和绿野。
途经各站的站台非常整洁，略显冷清。标示牌清清楚楚地指示着“南下”和“北上”两个方向。这和日本的火车站错综复杂的标示牌（经常令人担心上错车）及欧洲火车站那些即看不懂也读不对音的标示牌形成鲜明的对比。
（5）经济
台湾的经济发展比大陆早起步30年，相对于大陆曾经有很大的优势。但近年来，这种优势已不复存在。就我所谋生的领域——化工、材料、半导体等方面来说，从台湾的角度看，日益承受着来自大陆的巨大压力。说到底，台湾并没有发展出自有的技术及技术开发的创新体系。结果是，靠着廉价劳动力、三来一补、最多不过是引进技术发展工业的路，迅速地被大陆沿海一带的生意人学会并进一步取而代之。
做生意为的是图利（这个词听起来有点脏，同我们母校教育的理想相违背），获利率是个关系到企业存亡的关键词。据台湾同事介绍，现在许多企业都在拼命保30%，而更多的是在20%、10%这样的生死线上，一旦进入10%就离死不远了。而在美日的企业“获利率不在40%以上不干”及大陆企业“很满足于10%”仍然是行得通的生意经。前者依靠的是领先的技术优势，“一招鲜，吃遍天”；而后者靠的是无穷的廉价劳动力资源。这样看来，台湾的地位很尴尬，既无那“一招鲜”，也没有充足的廉价劳动力。
在台湾，一个工科大学生毕业后进入企业的起始月薪为28000-33000台币之间，约等于$930-$1100；约合人民币￥6500-￥7700。这一收入水平同京沪及珠江三角洲大体持平。但在台湾，这个数字在过去的十年中几乎没有变更，而同期的物价水平却上升了至少一倍。对于近期毕业的大学生来说，以购买力计算的收入水平比起他们的前辈来要降低至少50% 。这样的趋势若持续下去，前景很不乐观。
这次选举中，民进党的败及马英九的胜，其根源就在经济，其它都是扯犊子。各方都意识到，为了进一步发展经济，至少要更全面地、充分地进入大陆市场，同时引进大陆资金，在大陆这个大市场中将经济运转起来。这样做了，能否摆脱困境还不知道；但不这样做肯定不行似已成为共识。
民进党籍高雄市长陈菊在市议会上发言，就大陆游客来台出入境地点发表意见，极力争取大陆游客“南进南出”（由高雄港进入并离开台湾）或退而求其次，“南进北出”。这位市长笑容可掬地用纯正的国语说：“我们对大陆同胞一直怀有感情，欢迎他们到高雄来观光。只是以前这事不是我们单方面说了算数的，还要大陆当局正面回应。高雄有足够的接待能力，也准备好了，希望台北市大度点，能让大陆游客进出台湾从高雄开始。”接着，这位女市长如数家珍似地算起帐来：“以每天3000名大陆游客入境来算，一年就是……，平均每人花两千美元， 那一年就是……，光这一项就是一个大企业的收入，…… ……”
我总是习惯性地“王婆卖瓜”，向台湾的企业界同事、朋友兜售“深度研发”的生意经，并总是在危言耸听地说“不这样你N年之内必死”。迄今为止已不幸言中了若干家企业。不仅在台湾，在东亚各国兜售“深度研发”，听者都不大上心思，尽管也都成立了研究院、研发中心，做起事情来大多是“短平快”。大家的哲学是，先赚这20%、10%，等死了再说。这是个根深蒂固的文化问题，容今后另文探讨。
（6）价值
在飞离台湾时，看到桃园国际机场航站大楼上那面鲜艳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勾起了我一连串的心思。这面旗帜代表着什么价值呢？这些价值我们能接受吗？数数看。
驱逐达虏，光复中华；
打倒军阀，统一全中国；
取消租界，赶走帝国主义势力；
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包括中国共产党），“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抗战到底；
在这面旗帜下，在中国各战区（包括满洲、台湾、缅甸的一部分）接受日军的无条件投降并收缴全部武器；
反对共产主义；
发展经济，提高我民族的生存标准和物质条件，并在台湾首先取得成功；
自由民主、全面复兴中华文明。
目前，两岸在对上述价值的认知上还存在距离，希望距离在不断缩小。
记得在台北逛书店，又是一大乐趣。在文学、哲学、历史等书架上，看到了大量的大陆作者的书。如，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南开大学李冬君译的《叶隐闻书》、吉林大学舒炜光著《维特根斯坦评述》等等。在挑选完毕，将一叠书拿到服务台交款时，收款的这位老先生接过我的书一本本地过目，嘴里叨咕着：“好书！好书！”这大概就是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