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haowentuijian 于 May 22, 2008 17:13:21:
温克坚: 化悲痛为问责
来源: 影云 于 08-05-22 13:45:48
根据官方消息，截至5月21日12时，四川汶川8级地震已造成41353人遇难，274683人受伤，累计失踪32666人。
在这样巨量的人员伤亡面前，在那无数的灾难惨象之前，文字已经苍白无力，悲痛在内心郁积，如何派遣这种悲痛将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
不过官方主旋律的那套路数显然不是我们所能接受的，他们希望把这种悲痛化成感恩，感谢党，感谢政府。 问题是这种廉价的宣传引导已经俗不可耐，正如杨宽兴先生在一篇文章里提到的，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作法。在大难之际，这其实是一种公共形象的自杀行为。
在这次救灾过程中，很多新闻报道也提到对灾民进行心理干预的问题，根据常识，这种心理干预是进行一些安慰，重新树立信心，对灾难场景进行脱敏甚至逐步忘却，防止极端行为…这些当然是有意义的心理引导。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些积极的心理引导之外，对于许多灾民来说，他们内心无数的问题要得到一个合理的答案，比如为什么地震事先没有一点预警？ 为什么那么多学校坍塌，孩子惨死？为什么救助姗姗来迟？不是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合理的，但是这种追问本身也是一个心理疗伤的过程。
换句话说，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问责，通过一个个的问责进程，来化解我们的悲痛。如果没有有效的问责机制，如果不能确切的知道在这灾难过程中，哪些错误可以避免，哪些错误无法回避，那么就意味着正义和公道被遮蔽，没有公道和正义，灾民将永远生活在灾难的阴影当中。灾难之后，如果不进行彻底的问责，如果我们选择悲情和感恩之心来替代理性的问责，那么我们将重复过去的错误，一个民族如果付出了这么惨痛的代价，还不能从中找到错误，深刻反省，追查，那么下次灾难降临的时候，我们就再次遭到大自然的惩罚，那么多惨死的同胞将会死不瞑目。
因此，就这次灾难处置过程中对公共权力进行不断的问责，即是我们公民权利的体现，也是我们的心理救灾努力。
灾难还在延续，很多信息还不得而知，但是从5月12日以来的公开信息来看，我们起码可以对以下一些现象和领域进行追问：
一是地震局系统是否尽职。虽然，从科学的角度讲，准确预报大地震还是世界性的难题，也是个颇有争议的科学问题。但对于此次大地震，人们对于中国地震系统的质疑已经广泛流转，地震局起码应该对这些质疑作出合理的解释，而鸵鸟姿态只能是公共形象的自杀，非但无助于消除人们的质疑，反而会加剧人们的疑惑。如果地震局仍然继续鸵鸟，我建议通过全国人大启动特别调查程序，对地震系统在汶川地震前后的职业行为进行尽职调查，同时公布最终报告，接受社会和公众的检验。
二是抗震救灾指挥系统。虽然，中国已经在2007年指定了《突发事件应对法》，但迄今为止，还没有来负责应对突发事件的专职机构，而仍然延习传统的临时性的应急抗灾系统，这已经成为中国公共反应的标准模式。问题在于，这种系统的制度化程度很低，随意性大，与法治政府的现代行政行为要求还很遥远。同时内部责权利分工并没有必要的透明性，公众对于抗震指挥系统的决策机制，内部分工以及权限来源都缺乏必要的了解，因此，这种长期以来实行的指挥系统其实弊端很大。一旦决策失误发生，引发的恶劣后果甚至比灾难本身还要可怕。据说在这次汶川地震中，救灾资源投放和灾情严重程度地区之间就出现很多差错。考虑到中国地域辽阔，灾难发生频繁的事实，这种以灾难事件而设立指挥部的落伍做法必须摒弃了，取而代之的应该是通过法律程序来设立国家层次的应急中心，对应急中心的权限和应急体系作出恰当的法律规范。
三是对救灾部队在这次灾难中的功能和角色进行评估。这点和上面的第二点高度相关。在突发公共灾难发生时，如何把军队放置在国家层面的应急中心结构中，也是需要不断检讨的一个重点。毫无疑问，在这次救灾进程中，部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不过部队是否起到应有的作用，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通常来说，抗震指挥系统是一个临时性机构，而部队却相对是个建置成熟、相对程序化的一个机构。一个临时性的机构如何有效的指挥军队进行抗震救灾，这里面有法律层面和现实操作中的双重障碍，都是值得探讨和反思的。起码在很多人眼里，在地震灾难发生的48小时之内，部队的参与力度是不充分的，资源投放是不充分的，这也是总指挥温家宝现场发火的背景之一。
四是地方和中央救灾关系的责任和权力配置。毫无疑问，类似汶川大地震这样的灾难并不是一个地方性事件，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都有义务投入抗震救灾活动。不过毕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限不同，功能不同，对情况了解程度不一，因此，面对这类灾难，还是有一个权力和责任的最佳搭配问题。传统的逐层汇报，中央决策，或者中央决策，然后逐层执行的模式往往过于僵化，肯定不是应对这种灾难的最佳模式。
五是公民社会参与的问题。汶川地震再次表明政府的能力—哪怕一个强大政府的能力——其实是很有限的，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肯定无法有效应对这类巨型灾难。因此，如何培育公民社会的自我救治能力，如何培育公民社会的公共参与能力，实在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在汶川地震中，我们已经看到许多激动人心的画面，哪怕面对那么多制度性的约束，公民社会已经开始成长，已经有能力展开自我救治。当然，我们也看到灾区一些行政部门对民间努力的警觉和排斥，象牛博网发起的民间救助努力就遭到了很多束缚….公民社会的继续成长需要执政集团进行某种思路更新---或者执政集团本身进行某种程度的更新，执政者必须摒弃那种把公民社会当成潜在对手的斗争哲学。
六是当地房屋建筑质量问题，尤其是众多学校的建筑质量问题。迄今为止，灾难中最让人揪心的无疑就是那一片片孩子们的尸体，据一份在网络流传的师生遇难统计表中，已有13680名师生在此次地震中遇难。一个网友在跟帖中说道“一万个家庭从此失去了欢乐，十万人从此失去了欢笑，十亿人的心在疼痛。应该有一千人被杀头。”虽然说1000人应该被杀头是激愤之语，但是这么多的学校倒塌，这么多的学生遇难，当局如果不给公众一个合理的交代，那必将销蚀执政当局的统治合法性，将给这个社会投下常常的阴影。
除了上述提到的领域，救灾资金的有效使用和接受监督等问题，也逐步变得迫切。随着最危急的救灾阶段过去，人们应该有更多的信息和能力来反思这次救灾中的种种问题，并展开恰当的问责。
那么，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下，如何进行有效的问责呢？除了国家审计署和监察部的监督之外，民间监督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保持新闻开放和公共舆论的压力，展开独立的民间调查，通过法律诉讼，采取和平的抗议活动等都是公民社会的天然武器。在民间自治权利仍然极为脆弱的中国，民间自治权利主要不是靠政府赋予的，而是民间自我赋权的过程，必须依靠民间自发的持之以恒的争取。一个不断自我赋权的公民社会将在问责进程中走出灾难的阴影，逐步走向成熟。
2008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