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CANADAGE 于 December 24, 2008 16:47:33:
27-
正当壮年，正想好好大干一番，为党的劳改工作多作些贡献的时候，一九八五年，中央发出了有关老干部离休的文件。凡是建国前参加工作的干部都要慢慢地退出工作岗位 了。青海更有小道消息, 说是财政厅传出来的，今年不退，明年就拿不到离休安置费了。我们也只好随大流，打报告办理离休手续。一九八五年三月九日，我们夫妇双双正式离休了。
在革命队伍里熏陶了三十多年，这辈子总是严肃紧张的集体生活。突然离开了革命队伍这个群体，真是象只离群的孤雁，断线的风筝，说不出的一种失落感，心里难受极了。刚离岗的头几个月，在家里简直是坐立不安，吃饭不香，睡觉不稳。每天除了晨练，不知如何打发一天的时间，老想着往队里跑，再看看监房、队部、生产车间。不过，最终不得不接受“不让咱们干了”的这个现实。何处去安度晚年？成了非常现实的问题。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对青海高原的气候承受能力是越来越差。就地安置，去住西宁南滩的离休宿舍，气候和生活条件都不如内地。可是回去，住房，子女安排如何解决，都看不到明确的前景。只有先回家看看再说。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日，我们带着小儿子，回到阔别三十三年的故乡福建看看情况。三十多年风风雨雨，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省老干部局问问，回原籍是不成问题。仙游县城房子还比较便宜，三室一厅的套房只要六千多块钱就够了。在西北生活那么多年，福建这边的气候条件生活条件医疗条件都好得多了。可是考虑到子女还有孙辈的前途，还是在福州落户比较理想。
按照当时当地的规定，离休干部落户福州，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子女在福州工作的；二是本人原籍福州或从福州调出的；三是在市区有固定房产的。听罢，心中凉了 大半截。因为我们一条都占不上。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找老战友和老上级了。老伴跟三野大部队南下时的领导王炎同志，当时还在副省长任上，主管工交建设。见到多年没有音讯的老部下，十分亲热。听说我们准备回福州养老，立刻主动跟省老干局打招呼。省人大副主任温秀山同志也是个热心肠的人，办事认真干脆。积极帮助我们解决随调子女的工作安排。还有不少以前并不认识的老同志，听说我们从西北回来，想进福州而无门，也热情地伸出援手。比如省渔业公司离休的党委书记张铭新同志，福州市干休所的离休干部刘合正同志，都给我们出主意，想办法疏通接受安置渠道。我们特别感动的是原福州市委书记(退休后任老干委员会主任)刘毅同志说的话，“老同志离休回来，是人生的最后一站了。让他们安度晚年，能照顾的，应尽量照顾。”他要我们写个要求安置报告，省市老干局的工作，由他负责去做。
虽然有这么多热心的老同志帮忙，具体实施起来，数不清的“现管”关要过。数不清的公章要盖。直到一九八六年三月底，才在福州市郊区落了户。大学所学专业是农学的小儿子，安排在了省农业厅工作。一九八八年二月，又把在青海劳改农场工作的二儿子，调回福建监狱。子女安排，千辛万苦总算解决了。
住在市郊杜园村，是我们自己在农村买的房子。因为当时如果住杜园干休所，房产条件太苛刻，原单位要付很多钱，而且无任何产权，这样青海方面不能同意。
虽说住房是安顿了，但毕竟不在城里，生活看病都不方便。农村周围的卫生环境也很差，到处是粪缸。农村的老房子，结构又不好，经常是邻居的猫窜到锅台上，有一次刚从早集买回的肉还没来的及做就被猫给叼了去。还有就是蟑螂、老鼠什么的随处可见，住习惯了单位的单元房，对这样的环境一时还很难适应。一九八六年七月，大儿子从上海回榕探亲，看见父母亲在西北苦了一辈子，好不容易离开牧区农场，最后又要在农村养老，觉得心酸。几个孩子商量大家凑钱，无论如何还是要在城里买个商品房，给我们养老用。一九八七年，我们搬到了城里。离休养老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总算都得到了比较圆满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