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愚人 于 May 08, 2009 23:24:40:
回答: 就是就是 由 小朋友 于 May 08, 2009 13:33:28:
那时我们大队入川才5年，在一个小镇建立了大队部。镇子里三分之一的地盘被老职工租用，我参加工作以前，已经在城北建起了宿舍区。宿舍采用东北似的干打垒，仍然保持传统。我一分配到大队，很快就到了野外分队，几年后才调到大队部，也就是这个镇子。但我却没有住在宿舍区，因为是单身，所以在队部住。队部实际上是用一所庙子，建在一座小山上，晚上就只有几个单身职工守着庙。
大队因为在东北发现大庆油田而成为地质部的宠儿，所以在大队工作期间，经常有上面关心野外职工生活，特意分配的高级供给，但这些供给，真正在野外第一线的十多个分队并未享受到，都是供应了大队食堂，具体讲，也就是在大队食堂搭伙的单身汉。东北职工多数是家属在一起，充其量分一点原材料回家。那是是文革中期，供应很紧张，所以这点特供还是很珍贵的。例如有一次吃了一个星期的鱼，一个星期的从西北调来的羊肉，吃得我想吐。还有一次，据说是进贡给中南海的特级大米，中南海领导考虑到我们为国家最急需的石油找矿餐风饮露，故送来一批，但真正的第一线职工哪能吃上？这批大米呈现淡绿色，极其清香，既不糯，也不躁，是我至今为止所吃过的大米里最好的一种。
我们队上的东北职工大约占了全队的80%，来自东北三个省，因此也包括了少数吉林省延边的朝鲜族人。这些朝鲜族人都是长春地质学院的大学生，一个叫老朴，一个叫老金，都和我熟悉。东北人中，又以吉林人最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老祁，还不是在大队认识的，而是在野外分队里共事。我的回忆文《安县，难以忘怀的地方》里有一段提到老祁：
“其实班里就有一个待罪的老右派老祁，水平相当高，只是没资格被分配这样的政治任务。有一次我正在写一条大横幅，他走过来盯着我的毛笔大字看了一会儿，说，你那发扬的“扬”字没写好，那一划（就是“勿”那一横）应该略向下倾斜一点。那以前我对自己的书法自视甚高，从小学到大学，抄写板报是常事，更不消说文化大革命里大量抄写大字报练习了，虽不敢在字写得特别好的人面前卖弄，对付地质队一帮文化粗人还是绰绰有余，没想到东北人里还出如此高人。老祁快五十岁了，辽宁人，块头矮而壮实，秃顶，永远戴一顶蓝色帽子，鼻梁上架一只深度茶色近视眼镜，说话时带有一股浓重的东北口音。他原是大队资深会计，文革一爆发，不能再占据这么重要的位置了，被下放到技工班干最累的活。老祁每天早晨要比大家早起一个小时，隆冬腊月，也要为班里职工提前烧好开水让大家起床后贯满水壶上路。队里班里随时举行的大小批判会少不了拿他做活靶子打，有些完全和他无关，例如斗私批修也要让他检讨一番。经此一遭，我对老祁刮目相看，常常在没人的时候和他讨论文史知识。老祁自谦地说，他在日伪占领时期被迫进日本人办的中学学习日本文化，但他的父辈都是儒生，热爱中国文化，所以他的国学是自己偷偷在家里学来的。听他这么一说，我更对他肃然起敬了，也很同情他的遭遇，有时用山涛对嵇康之子嵇喜的话：“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暗中鼓励他挺住（1978年，当我考上研究生离开大队的前夕，他已被大队抽调上来，继续他的会计工作）。 ”
我们几个分配到队上的同学经常和东北人开玩笑，由于文革中分配到队上的大学生多是南方人，所以常被东北同事讥笑为懦弱，而我们则报之以“汉军旗人”，大家都没当真。有个北京地质中专的北京人很富于幽默，最会说笑话，也是一个老婆在京的准单身汉，闲聊里形容队上东北婆娘：“年轻时一朵花，人到中年则‘群丑出笼’”那时队上许多东北工人的家属多来自农村，她们跟随丈夫来到四川，多在本镇找些零杂工打，或者在镇东大队维修厂干活，每天中午下班都一群群从厂里回家做饭，有时在路边见到，也就是群“丑”出笼的来由。：）我们分配到大队的后几年，队里跟随父母南征北战的子女都成长起来了，奇怪的是，地质队的后代多数是姑娘，这些姑娘的确是一枝花，长得面色红润，个子高挑。当时有政策，地质队子女可以不下乡，直接被本队照顾安排工作。于是包括大队在内的各分队，各科室都分来一批妙龄女青年，我们电算站也分来几个，这可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因为她们都在自己的叔叔辈的办公室里工作，叫这些与自己父母一起参加工作，年龄相仿的人称叔叔阿姨那是自然的事，因此也顺带称呼我们这批大学生为叔叔，也是自然的事，尽管我们和她们之间的年龄不大于１０岁。即便这样，本来也不必大惊小怪。问题出在女大当嫁上面，没有工作家家都操心，有了工作，家家操心就转化为操心婚姻大事了。问题还在于队上杰出男青年并不多，镇子上的四川土著也不会中这些姑娘的意，尤其是其中几个美丽者。那金矿也就只在我们这批尚未成家，也尚未有对象的“叔叔”身上了。
那时，我们几个大学生一人带几个“徒弟”，即女徒弟。她们先是大方地称我们叫叔叔，不久以后，顺理成章地改称师傅，师傅的称呼本来可以永远地叫下去，不幸地是，我们中间几个师傅被降了级，被改称为哥，用东北普通话叫的“哥”，听起来蛮舒服的，只是这个哥有时很难和徒弟之父母（也是天天照面的同事）之间理顺关系。非但如此，这些父母，也就是我们的东北好同事，常常暗地里怂恿徒弟向师傅进攻，这是普通职工的策略。至于在队上作领导的人，采取的策略是找下属和师傅谈话，公开挑明他们的想法。如果愿意，那当然是好事，如果不愿意的话，那就弄得异常尴尬。我有两个同学，一个是浙江人，一个是四川人，就因为“懦弱”，优柔寡断，最后被徒弟缠上去的。队上一个女孩叫马丽，可真是一枝花，她姐姐被招入总政文工团，妹妹不会弱到哪里去。正好我有一个同学长得很帅，当时我那同学尚在野外分队，马丽刚工作不久到野外出差，发现了这个金矿。马丽之父本是大队实权人物，一声令下，大小参谋全部出动。有当说客的，有做思想工作的，但最扎实的行动是调我那同学到大队。据说该同学调上队部的几天以后，去城北家属区拜见马老员外谢恩时，还没有走到宿舍区巷子口，早有马弁向后面的探子报了风，好消息层层传递到马府，这么大的场面，我那同学即使想甩都甩不脱。
这类趣事还不少，有空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