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王安琪 于 October 13, 2009 05:16:54:

8 摘帽右派（上）
我摘帽了，从“戴帽右派”变成“摘帽右派”，这个新称谓自1959年为第一批“改好了的”右派摘帽以后便立即在社会上流传，成为一个极具创意的政治词汇，它不见于官方文件，也无法考证来源和出处，却十分准确地反映出官方不便言说的政治意图和政治定位：他们 “改好了”，却依然不是好人，他们摘帽了，却还是右派。为他们摘帽，赏赐他们极其有限的宽松和自由，既不是法律的驱动，也不是人道的关怀，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

清晨习惯地醒来，翻了翻身又喃喃地睡去，因为不用去“出早工”让晨露打湿了衣裳；白天呆在家里或伏案阅读或和妈妈闲聊，也有几分惬意，因为不必去田里挥汗如雨、成天察言观色默默无语；走进商店对着售货员叫一声“同志”，心中多了几分底气；遇到那些“地、富、反、坏”们都会向我“道喜”，他们都羡慕我有了“出头之日”；街道主任来到我家，发给我一张《选民证》，让我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旁画一个圈，我激动得拿笔的手抖个不停，最终也没能画圆，懊恼自己亵渎了神圣的民主权利。

整整五年，我流了那么汗水和眼泪，我受了那么多苦和累，我以我的青春赎罪，我“改好了”，我摘帽了，我是好人了，我“回到人民内部”了。我多么希望这一切都是真的，让我以此为起点重新开始我的人生，而把过去的噩梦抛进太平洋。

仁慈仁爱的主宰，我祈祷，我祈求，我祈望；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主宰，我企盼，我企求，我企望，请为我打开一扇门，请为我指出一条路，请为我亮起一盏灯。我是一个顽皮的小孩，请宽恕我的一切罪愆，千万不要让我在黑暗的歧路上走过人生。万能的主宰，你已经惩罚了我五年，千万不要毁灭我的一生。

遇到几个熟悉的摘帽右派，他们都是保留公职的。说起现在，一脸苦笑，谈到未来，满面茫然。

一位好心人向一位小学校长推荐我去代课，学校的一位女教师要休两个月产假，校长出于同情同意了，于是我忐忑不安地走上三尺讲台。三天后校长十分无奈地通知我不用来了，因为教育局知道后出面干涉，责问他为何把教育和培养革命后代的重任交给一个右派，校长分辨说我已经摘帽，局长说摘帽右派也还是右派。校长塞给我五天的工钱，每天一元五角七分，这是二级临时工的价钱，在表格上注明的工种是瓦工。

1962年也有一些积极的迹象，周恩来和陈毅在广州会议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是最鼓舞人心的，他们继1956年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之后，再一次为知识分子脱去资产阶级的帽子，加上劳动人民和工人阶级的冠冕。

崔清晨在毕业前得到平反，在一位老师的帮助下去了青岛海洋学院，他想留校读唐敖庆研究生的愿望无法实现，成为终生的遗憾。

这一年的高考明显放宽了政审尺度，使一批学品兼优的政治贱民的子女走进大学校门。原义县高中教师、右派分子岳维斗的儿子岳致中，自其父出事之后一连几年参加高考，一连几年落榜。在这一年他的第四次高考中考进了辽宁大学，成为轰动全县的新闻，而一位学品兼优的学生考上大学竟然成为新闻却没人觉得是新闻。

这件事在我心中投下一点亮色，让我看到一丝希望，就像在长夜中跋涉的人看到远处隐约飘忽的灯火，心中燃起热望。我仔细分析和比较我和岳致中的情况，他爷爷是大地主，我爷爷也是地主；他父亲是右派，我父亲是国家干部、县政协副主席、统战对象；他是普通高中毕业生，我是“改好了的”右派。“三代”对比，两个爷爷打平，我爸爸强于他爸爸，我因为有“前科”，明显不如他，但我已经“回到人民内部”，按陈老总和习仲勋的说法，也是“党的好儿女”。既然是好儿女，他的好“妈妈”应该不会阻止她的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吧，因为培养教育儿女是母亲的天职，儿女成材是母亲最大的愿望，普天下的母亲概莫能外，我的好“妈妈”也一定会这样，想到这里我的心中涌起一阵激动，泪水突然夺眶而出。

1958年一月二十三日晚，韩导秉承匡亚明的旨意勒令我立刻滚蛋，我在坐进吉普车之前，站在肆虐的暴风雪中对他说：来日方长，后会有期，我一定还会回来的！这是我的誓言，也是从此以后我的人生目标，更是我心中的一个梦想。

几年中无数次在夜里做一个完全相同的梦，在梦中我回到了曾经的大学，灰楼、红楼、物四阶，二舍、八舍、斯大林大街，奇怪的是一次也没有梦到鸣放宫和任何一个“同学”。梦中的景象清晰而“真实”，梦中的感觉虚幻而凄迷，就像在看一部自己演的电影，现实中的我关注着影像中的我，影像中的我感动着现实中的我。“真我”知道“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