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溜边儿 于 October 14, 2009 19:20:24:
回答: 【转载】张轶东：大陆出不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重要原因 由 zhuanzhuantie 于 October 14, 2009 17:17:09:
有反省精神。
尤其第一篇，都说到点子上（基本和我说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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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焦虑与武大丑闻
卢荻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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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9-10-13 [打印] [关闭]
上周，诺贝尔奖陆续颁发，国人不得不无奈地重演对获取诺奖的集体性焦虑。与此同时，百年学府武汉大学的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巨额受贿而被捕。有网友称：“整个武大都传遍了，真是大快人心！”（《中国青年报》10月12日）
这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细究却有某种深刻关联。诺贝尔奖总是与中国本土科学家无缘，这显然不是一句科研投入少、条件装备差和欧美偏见能搪塞过去的，恐怕还得归咎于本土科学家的原始创新能力不够强，而创新能力弱的根子则在于缺乏创新的文化土壤——追求真知的热情、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不懈的韧劲、宽松自由的环境……
东邻日本迄今已有16位科学家获诺贝尔奖，其中13人出自自然科学领域。韩国只有金大中总统曾获和平奖，因此，韩国教授们自嘲地称其为“13∶0现象”，认真地跟踪研究和分析后发现，在诞生了3位诺奖得主的日本“地方大学”名古屋大学，钻研一个课题达30年之久的教师比比皆是。而较之于名古屋大学教授的埋头“挖深井”，韩国的大学竞争激烈，教授们极少有精力和情趣去做这种长线的、很难取得立竿见影效果的基础研究。
不赶时髦、潜心研究，这或许只是日本科学家屡获诺奖的原因之一，真经一定还有很多，每一条每一款都值得本土科学界和教育界借鉴和学习。不过归结起来，恐怕离不开文化这个根。
国内大学的现状难以让人乐观。申请项目、接待评审、归纳结题，科学研究的哪一个环节不充斥着对教授们公关能力、社交能力、人情世故能力的考验？只因为科研项目及其评价大权操控在管理部门手中，或被关系与门户左右，而恰恰缺少具有高度公信力的真正的学术评价。在国内大学，仅仅当教授是不行的，还得身兼一官半职才能如鱼得水左右逢源。流风所及，重要的科研课题往往都被大学官员领衔，各类资源也被掌控在官员手中，以至于出现某高校40多名教授竞聘一个处长的丑闻来。
官场文化与市场文化在国内大学甚嚣尘上，学术文化反而退避三舍。人人都忙着争项目、发文章、拿奖励，大家都抢着做急功近利的事情和上下讨好的表面文章，再不济的干脆干起剽窃造假的勾当。还有多少学者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念学术经？我们的大学又能为潜心学术的学人留下多少不受污染的空间和土壤？ 回到“武大丑闻”上来，为什么学校三、四把手被捕，师生们会觉得“大快人心”而不是“引以为耻”？有教育专家评论说，这说明师生们对其做法早已看不惯却无能为力。这从根本上表明大学领导的选拔、评价与监督，师生大多无权知情、无权参与，这是官场文化对学术组织的最恶性的介入。而个别领导放弃学者操守、教育理想，实在是现实大学管理制度的某种必然，也加速了大学的教育与学术堕落。
或许我们该把灼热的目光从对诺奖的焦虑和期待上暂时挪开，而去注视一下大学官场文化与市场文化泛滥所导致的学术堕落。只有解决这个根本性问题，我们的大学才能回归正途，诺奖才有可能在不期然间悄然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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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应该忘记诺贝尔奖
王冲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9-10-15
每到诺贝尔奖颁奖之日，便是中国舆论伤心反思之时，为什么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得不到诺贝尔奖成了一个永恒的伤疤。这也是地球村里中国人的独特心理，当对一个东西存在超乎寻常的渴盼时，或者说明这个东西确实有价值，或者说明人的心理潜藏着太多的欲望，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对于诺奖来说，其价值毋庸置疑，但还不应该到如此渴盼的程度。多年来对于诺奖望眼欲穿的热切期盼，折射出一些国人的心态，用八个字来形容就是：好高骛远，急功近利。
好高骛远的种子从幼儿园开始就落地生根了。中国孩子的理想往往是成为科学家、发明家、艺术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孩子们会选择总经理、董事长作目标，当然也有不少孩子说“长大了要拿诺贝尔奖”。
可惜的是，理想和现实有着太大的差距，在一些尖端科技领域，设计人员即使拿出精美绝伦的设计，也无法付诸实施，原因很简单，工人技术水平不够，工艺达不到标准。另一方面，多年填鸭式的应试教育和僵化的科研体制也扼杀了不少天才。因此，中国整体而言，既缺乏高端的精英科技人才，又缺乏底层的精通技术的工人，倒是普通的科研人数位居世界前列。客观地说，这样的结构对于一般的技术进步、工业生产尚可，但想拿诺贝尔奖，差得远呢。
再以经济学奖为例，记得前几年有一项谁是值得信赖的经济学家调查，排在前列的分别是郎咸平、张五常，中国大陆仅吴敬琏入选。本土经济学家得不到本国民众的信任，凭什么得到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专家的青睐？
实际情况如此，我们必须勇于面对，对诺贝尔奖的渴望显然是好高骛远。对此，我个人的建议是：忘记诺贝尔奖的存在，不去想它，埋头苦干20年，这个奖项会自然而然地到中国人手中。
遗憾地是，和埋头苦干截然相反的现象是，我们急功近利。科研界如此，民众亦如此。
在科技领域，我们的科研人员数量世界领先，专利数量世界第一。教育部副部长郝平称，中国高校按科技论文数排序，自2004年以来，科研能力一直排在世界第五位。然而，我们的专利有许多是垃圾专利，论文也存在着大量的东拼西凑或剽窃。专心搞科研的人备受挤压，投机钻营的人却可以耀武扬威。这种不利于科研的社会大环境，让有潜质的科研人员难以专心进行研究。
我曾经和法国巴黎一所大学的校长聊过，他说，他给教授们充分的自由和宽松的环境，从不提出短期的具体要求。这，恰恰是国内所缺乏的环境，我不相信每天为了开会、论文、职称和升官而疲于奔命的队伍会产生诺贝尔奖得主。
浮躁和急功近利也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弊病。其实，对诺贝尔奖的追求和当年对奥运会金牌的追求一样，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在体育领域，从许海峰“零的突破”到2008年的奥运会金牌大丰收，大家的心态从亢奋变得平和，因为大多数人意识到，金牌的数量不等于国民身体素质的提升。诺贝尔奖和奥运会金牌其实是一个道理。
体育和科学的不同之处在于，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急不得。爱因斯坦是发现相对论、名满天下后很久才获得诺贝尔奖的，他绝不是为了得奖而搞研究。2009年，华裔科学家高锟以“光纤之父”的名头获奖时，已经患了老年痴呆症，只知道自己的太太，而不明白什么是光纤。这就是说，诺奖是对一个人过去成就的认可，多数情况下，只有本国学界、本国人民认可后，世界学界认可后，才可能登上诺贝尔奖的领奖台。多年来，中国的科学技术最高奖空白，就说明了我们的差距。诺奖是科技金字塔塔尖，要登上去，必须从最底部开始，一步一步走。
我们的近邻日本，在1871年明治维新78年后的1949年，获得了第一个诺贝尔奖，而后屡有斩获。田中耕一一直默默无闻，他和美国科学家约翰·芬恩，分别独立发明了“对生物大分子的质谱分析法”，从而分享了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发明“对生物大分子的质谱分析法”时，他只有25岁。对于田中的个人工作和生活，日本媒体没有太多的报道，甚至连2000年获得同个奖项的白川英树也称：“不知这个田中耕一是何许人。”人们只知道，他每天8点前到岛津制作所上班，风雨无阻，坚持多年。
和日本人相比，中国人少了那份踏实、实干精神。我曾经和一个日本小孩聊天，他说他的理想是当个面包师，开个面包店，做出好吃的面包给朋友品尝。
这个在中国人看似渺小的理想让我多年来一直回味不已。其实，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诺贝尔奖”，社会应该形成这样一个氛围：在本职工作上做得出色的人理应得到认可和尊重。为民者都专心做好自己的事，为政者打造良好的科研环境，研究者投入地进行研究，行政人员做好后勤保障，如此，诺贝尔奖肯定会不请自到，老子两千多年前就说了：夫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