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王安琪 于 January 01, 2010 06:40:10:

13 疯狂的年代（中）
像已往大多数政治运动一样，文革也是先从各级各类学校开始，不同的是以前是书记和校长以组织的名义整老师和学生，现在则是乾坤易位、反其道而行。当权派成为被整的对象，教职员工是革命群，学生更是被封为革命小将，成为冲锋陷阵的急先锋，因为被纵容和教唆，他们变得特别疯狂和暴戾

运动伊始，身为四平幼儿师范学校校长的老姨便受到极其猛烈的冲击，她是四平教育系统第一个被揪斗的“黑帮”，其“罪名”之重、触及的力度之大，都堪称全市之最，风头盖过市委书记和市长。

她的罪名有十项之多。一曰汉奸，因为受的是日本教育；二曰日本特务，因为日语水平极高，日伪时期为了购买紧俏商品常出入日本场所；三曰“候补皇妃”，因为漂亮，被“理所当然”地认为参加过溥仪的选妃；四曰一贯道骨干分子，因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别人把名字写进道徒名单；五曰一贯忠实地执行反动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因为从普通教师作到校长；六曰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把自己的儿子精心培养和教育成反动学生……她的罪名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一件极其正常的事情也可能成为一项可怕的罪名。例如她主持在新建的校园中栽了一些树、种了一些花，被说成忘图把学校变成喻家大花园、用花花草草瓦解和消磨学生的革命斗志，把他们变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俘虏；又如她在中秋之夜组织师生赏月吟诗，被说成为封建主义招魂。

老姨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帮分子。

对于这些指控和罪名，喻校长十分委屈，她不断地在心中检讨和反省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问心无愧地确信自己是忠于新政权、忠于共产党、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得到肯定，受到重用，怎么会在一夜之间成为十恶不赦的反党黑帮！？

革命小将们在一连几天的大字报狂轰滥炸之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采取了暴烈的革命行动。九月初的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喻校长像往常一样拿着钢笔和笔记本，满心惶恐、满脸虔敬地阅读和抄写新贴出的揭露和批判她的大字报，突然被两名高大威猛的小将扭住双臂、反剪双手、推上高台。她手中的钢笔跌落在脚下被踩碎、写满她的学生骂自己的话的笔记本被抢走，小将们说那是她的“变天账”。一块小黑板迅速挂上她的颈项，贴在上面的白纸上写着黑色大字：反革命修正主义黑帮喻老妖，从此“喻老妖”就替代了喻校长的名字“喻坤元”。

一幕没有变天账也会让老姨终生惊心动魄的场景出现了，两个满身戎装的巾帼小将手握剪刀跳上台来，杀气腾腾、怒目圆睁地伸手揪住她的头发，举起剪刀正要剪下去，被台下的一个闻讯赶来的人大声喝止。他是老姨的同事、学校的书记，虽然还没被打倒却已经“靠边站”。他知道头发对于女人意味着什么，那就像孔雀的羽毛，剪掉一个女人的头发是让她难以忍受的羞辱，很可能使她失去在逆境中挣扎的最后的勇气，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种令人发指的暴行发生，他拚尽最后的一点影响力，不顾可能招致的后果，挺身而出，在最后一刻制止了暴行的发生。

可怜的老姨受到红卫兵们极其野蛮粗暴的批斗，这些昔日备受她关怀爱护的学生对他们的师长毫无怜悯之心，他们肆意践踏和污辱她的精神、凌虐和折磨她的身体。老姨的脸上挂满泪水，因为她委曲、痛心、不解、茫然、惶惑、恐惧、无助、绝望。

批斗会后喻校长被押上大卡车游街示众，汽车走遍大街小巷，一路喇叭轰鸣、口号震天、人头攒动、围观者众。老姨祈望汽车不要驶过她的家门、不要让孩子看到妈妈的惨状。然而汽车不但驶近家门，还在门前长时间停留，把批斗会的一幕又重演一遍。

革命小将们以革命智慧为批斗和游街设计了一个革命的结尾，在游遍全城之后，汽车来到四平站前全市最大的百货二商店，他们把老姨塞进橱窗里“展示”，自然又是观者云集、比肩接踵，人们像鸭子一样踮起脚尖、伸长脖子，仿佛受难者不是他们的同类，而是不需怜悯的动物。一直骑着自行车尾随汽车的小儿子张珂一路流着泪水赶回家中 “报信”，却说不出一个字，他已泣不成声。

就在一家人愁眉苦脸、一筹莫展之际，抄家的革命小将驱车杀到，他们呼啸着闯进家门，翻箱倒柜，掘地三尺，找寻反革命罪证，从电台、密码到书信、日记。这是一个曾经让他们艳羡的家庭，这是一个令他们忌妒的家庭，现在他们明火执杖地闯进来、肆无忌惮地撒野，恣意妄为、为所欲为，这是多么快意的事。然而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得到臆想中的“罪证”，只不过是挥洒了怨毒和兽性而已。

原来一家人早有准备，采取了自我革命行动。电台、密码纯属无稽之谈自不必说，书信、日记和包括老姨父的日文原版医学书籍在内的几乎全部书籍早已付之一炬。老姨的旗袍和高跟鞋、老姨父的西装和网眼白皮鞋也全部葬身火海，就连细瓷餐具也被砸碎深埋，因为那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标志。

小将们唯一的收获是撬开大妹的衣箱发现了几条连衣裙，本来想记到老姨账上，张玢担心妈妈被迫穿上连衣裙批斗游街，以身高不合据理力争，小将们只好悻悻作罢。

小将们不肯黯然收手，他们说布拉吉是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在每件连衣裙上都剪了几个洞才扬长而去。

从这一天起，老姨便不能回家，她被关进牛棚。孩子们为她送去行李和衣物用品便不准再去探视。

从这一天起，批斗、游街和抄家便成了喻校长的日常功课。

老姨很痛心，她不但是这些孩子的师长，还自认为是他们的母亲。

老姨很伤心，教师中批斗她最狠毒的竟是她最信任并且亲手提拔的团委书记。

大妹串连回来回家，说起老姨的种种情形，妈妈听了以后的第一反应是说了一句“活该”，接着便大哭不已，情绪稍定之后她对我说：我担心她承受不了、挺不过来！这些年她看的都是笑脸、听的都是好话，她从未受过这些。

杨再一次来我家时，我向她明确无误地表达了我的“四点意见”，并把它简述为“没责任、没义务。不接触、不来往”。杨同意我的意见并重申了她的保证：一定不会让她的父亲干扰和影响我们的生活。

我们两人平和而郑重地达成了“婚姻契约”，把它做为今后可能的婚姻生活的前提和基础。在这之后，我们开始了婚前交往。

交往的双方无论是她还是我，都带有很强的、无法掩饰的功利目的。在阶级斗争甚嚣尘上的年代，在人们避之唯恐不及、躲之唯恐不远的心态下，她肯于接近我这个政治传染病患者，不但需要极大的勇气，也完全是无奈之举；对我而言，找一个女人、成一个家，这也许是唯一可以接受的机会，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和可能。比起我的那些“同类”，我算是幸运的，他们有的找了跛子，终生做拐棍；有的找了哑子，整天靠手语交流；有的找了寡妇，带来了“拖油瓶”；有的找了“活人妻”，时时担心与其前夫藕断丝连、暗度陈仓；有的什么样的也找不着或者因为难如意而宁肯放弃，那就只好等待不知多久的重见天日的那一天。

同性相斥、异性相吸是宇宙万物的普遍规律和属性，物体之间是这样，生物个体之间是这样，“万物之灵”的人与人之间更是这样。上帝造了男人、又造了女人，这便是人类做为一个物种得以维系和延续的根本。

尽管我和杨的接触和交往包含许多功利性的目的和动机，但谁都无法摆脱上帝赐予的属性和定下的规律，两个年轻异性相遇自然会相互吸引。当我们有了建立家庭、终生相守的意愿，更是结成了利益共同体，有了共同的兴趣和关切、共同的期待和憧憬、共同的规划和安排。

此后杨便频繁地来我家，有时一连几天每天都来，就像上班一样准时，上午过来，晚饭后回去。我和妈妈都发自内心地欢迎她，我更是每天都等待和盼望她，如有几天看不到她便会焦虑和思念。与一个年轻女性的亲密接触抚慰了我寂寞孤独的心，就像暗夜中的几许星光，就像寒冬里的一抹暖阳，就像大漠上的一泓清泉，给了我愉悦和慰籍。

来的次数多了，相处的时间长了，特别是关系基本“敲定”，杨不再如一开始那样拘谨，她开始融入和适应这个家庭，也对这个家庭感到好奇和陌生。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分析，她对我们母子之间的关系给出一个定义：是母子也是相知甚深的朋友和志同道合的同志。她的结论很准确很深刻，我惊异她的眼光独到。

妈妈依旧把她当作客人，虽然她每次来都要吃饭，却从不指望她帮厨，而她也似乎没有这样的意愿。

她的话不多，我们之间可以深入交谈的话题很少，她说她高中时的男女同学，因为其中有我认识和熟悉的，彼此都很兴奋；我说我在汽车队的经历和一些奇闻轶事，她表露出兴趣。

她对我的学生时代没有兴趣，而那是我人生的亮点，令人无限怀念无比感慨。她1963年高中毕业，不会不知道我在这年的高考中的引起轰动的优异表现，但她却对此绝口不提。

为了让她全面了解自己，我几次向她“交代”我当年蒙难的原由和经过，她都表现得兴味索然、不闻不问、没有感慨、没有惋惜，令我也兴致索然，不再讲下去。

看来她对我过去的一切毫无兴趣、毫不关心。也许她感兴趣和关心的是我的现在和将来，这很令我费解。

我一直密切关注着这场逾演逾烈的革命，不知道这股狂潮什么时候就会汹汹而来闯进家门。然而我却很少和杨谈论它，没有正面的评价也没有负面的议论，我害怕吓着她，也是因为谨慎，我还不真正了解她，因而不能完全信任她。

反倒是她会把见到的一些事或听到的一些消息讲给我们听，因为她出身于贪农家庭，没有我们敏感和担心，在讲述这些时显得很轻松，她的感受和我们有明显的不同。

小县城的生活本来就单调乏味，现在又变得恐怖暴虐。平常年代恋爱中的男女主要的幽会方式是看电影和“压马路”，两个人在电影院息灯以后匆匆溜进去，夏天举着两棍冰棍，冬天攥着一包瓜子，挑选一个人迹稀少的角落坐下，在明灭的光影中切切私语，在黑暗的掩护下卿卿我我，也算得上是一种浪漫；工余饭后两人相约在某个电线杆子下见面，然后在朦胧昏暗的街灯下漫步，诉衷肠、通款曲、情意浓浓、情话绵绵，亦不失为一种温馨。

文革来了，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被以“封、资、修”的罪名扼杀，电影院不再演电影，因为所有的电影都是“大毒草”，那里上演的是一场接一场的批斗会，充斥着血腥和暴力；街灯依旧昏暗朦胧，街路上却布满红卫兵，他们拦住路人要求背诵语录甚至是“老三篇”，他们以暧昧的心态盘查走在路上的成对的青年男女。

没有了浪漫，没有了温馨，人们都选择留在家里，谁都不想惹出意外和麻烦，牛鬼蛇神们尤其如此。

一天晚饭后杨提出“去外面走走”，这是一个无法拒绝的要求，也是一个真正的难题，如今的社会不但容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也找不到一个私密的角落。我们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有惊无险地“杀”到十字街，却见这里小将群集、危机四状、氛围诡秘，似乎有大事发生。我不敢驻足，带上她奔向北门外，希望在那里觅得一个清净之所、躲避世间的纷乱和喧嚣。

我们走到河堤下，面对大河坐在护堤的“石龙”上，听着从河面上掠过的风声，看着映在水面上的月影。不远的渡口处有汽车通过，它的尾灯闪着明灭幽暗的红光，好像一团飘忽的鬼火，让我突然想起八年半以前那个钻进冰洞自绝的小学教师，难道那团鬼火是他的冤魂？他是在翘望城门里不远处的家人抑或是向我这个同类提醒危险？

远处传来汽笛的长鸣，一列灯火辉煌的客车隆隆驶过河上的铁桥，我忽然打了个冷战，想起马长武因为大白天来河边捞“渔柴”被诬为“阴谋炸桥”险些丧命，心中惊惧不已，好像林教头误入白虎节堂。不顾一切地拉起杨，拚命逃上河岸、逃进北门，不敢走十字街，串小胡同把她送回家，又串小胡同回到自己的家。好在没有遇见陆谦陆虞侯，总算有惊无险、全身而退。

天气渐凉，人们穿上秋衣秋裤或毛衣毛裤，妈妈注意到杨穿上一件很旧的用杂色棉线合股编结的内衣，知道她没有秋衣更没有毛衣，找出家里的一些旧毛线想让她自己织一件毛衣，想想觉得不妥，便给了她三十元钱让自己买毛线织毛衣。

以后杨一连几天没来，我们以为她是在家里织毛衣。她再来时依然穿着那件棉线衣，也听不到她说毛线毛衣的事，我和妈妈都很诧异，却又不便询问。

一个邻居无意中提到，几天前她在食品商店见到杨，她买了很大一块肉。

1966年十一月初，我和杨同时找到工作，有活干，有钱挣，两个人都很高兴，这在一个史无前例的年代，尤其显得珍贵。

我去了县粮油加工厂，那里的厂长是爸爸在县政协的朋友李文林，他虽然是正厂长，却是党外人生，实在是一个罕见的特例，这也许缘于他的特殊经历。

这座工厂在三十年代初由日本人所建，全部设备都由日本丰田公司和佐竹公司提供，自动化程度极高，三十多年仍不落后。它加工生产的米、面、油不但民用还供军需，不但供应本县还调拔外地。

李文林自建厂就进厂学徒，几十年不曾离开，他熟悉这里的一切，对设备更是了如指掌。由于机器老化，故障频发，而配件又奇缺，李文林却总是能使它们重新动起来，离开他这些设备就是一堆废铁，这便是他得到重用的原因。

在厂长之上有一位书记，他叫侯世智，转业军官，人很好，加上厂长无可替待的独特作用，两人的关系很融洽，李文林不但有职也有权。

因为是粮油加工厂，自然还是和粮食打交道。我被分配到高粱米车间做投料工，这里有一条佐竹全自动生产线。除三名投料工外另有一名领班，负责管理和技术事务，他叫赵国君，是“低标准”时期由河北省跑来的“盲流”，人很老实本份。

另一位投料工是徐宝和，比我小，是一位质朴单纯的好人，对我十分友好，人生得孔武有力，干起活来从不惜力；还有一位投料工是杜广冲，比我大，因为耳朵生得大，外号叫“大耳朵”。由于长久生活在社会底层，比较油滑世故，但本质不坏。

我们三人的任务是每班把五百麻袋高粱从车间外三十米处的粮垛用手推车运进车间的料池旁、打开袋子、投入料池，由斗式自动提升机注入生产线，而高粱米和米糠的收集装袋等工作由粮库工人完成。

依旧是装卸搬运，依旧是和粮袋“摔跤”，对我而言是轻车熟路，徐和杜两人开始有些生疏，在我的点拔下，很快便适应了。

比起汽车队，工作量大了不少，而工资收入却低了很多，日工资每天一元五角七分，每月全班是四十七元零一分，加上每月十五个夜班费三元，最多可挣五十元，比起汽车队的收入差了一半，虽然因为有了这份工作而感到满足，却也不时地怀念汽车队的好时光。

杨的高中同学赵桂云在居委会当文书，她介绍杨去了编织社，工作是手工剪刻各种内燃机的纸质密封垫。

杨的日工资是一元三角二分，每月全班可挣三十九元六角。

粮油加工厂不但设备先进、厂房标准，各项配套设施也很齐全，浴室、食堂、倒班宿舍和会议室一应俱全，甚至还有一个小小的阅览室，摆放着一些党报党刊。令人称奇的是那张只供党内人士阅读参考的《参考消息》也赫赫摆放在那里，我自然会如饥似渴地阅读参考，借以了解一点幕后情况。

比起运动先进单位频频发生的批斗，这里似乎是世外桃园，不但生产按部就班，批斗也一直没有发生，书记和厂长仍然掌控局势，除了每天班后都要学习毛著、开展讲用外，和平时并没有什么不同。

每次开会我都和徐宝和坐在后排的角落里，脸上作虔敬状，心里却想着早点回家。徐宝和更是如此，他刚刚做了爸爸，家务事全落在他的头上，每天上班除了带饭盒还常有米口袋和酱油瓶子。

厂里组织背诵《老三篇》比赛，优胜者还要去参加粮食系统的比赛，我虽然绝对不想出风头，但是面对班上的两个“小学专科”（初小）生和一个“小学本科”（高小）生实在没有推辞的理由。

午饭后班长交给我三本“老三篇”的单行本，告诉我任选一篇，让我“脱产”半日准备下班后的比赛。于是我便躺在松软的麻袋上哼哼呀呀地背起书来，而班长也不再背手巡查，一边搬弄粮袋一边不时地向我投来关切和询问的目光。

下班后人们齐集会议室，比赛开始后各班的代表一个个走到前面，有的背诵《为人民服务》，有的背诵《愚公移山》，有的背诵《纪念白求恩》。

轮到我们班了，我在班长关切和鼓励的目光中走到前面，背诵了《为人民服务》，背诵了《愚公移山》，又背诵了《纪念白求恩》。我的出人意料的表演引起阵阵惊叹和掌声，我的声情并茂的流畅语气也非那些和尚诵经般的声调可比，结果自然是大获全胜，毫无争议地获得第一名。侯书记奖给全班每人一套《毛泽东选集》，班长乐得合不拢嘴，两个哥们高兴得拍手跳脚。

可是我却高兴不起来，反而有一种一不小心闯了祸的感觉，心中充满懊恼和担心，后悔不该给点阳光就灿烂，后悔因为争强好胜和表现欲而把自己曝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担心被推选参加系统甚至是全县的比赛，以我的身份参加这种比赛是对领袖的不敬，而拒绝参赛也会被认为是领袖的不恭。

我找到李厂长说出我的忧虑，请他和侯书记说明我的身份。几天后厂里派别人参加系统的比赛，我一直空悬的心这才落到实处。

不久厂里要求各车间都要在醒目处书写毛主席语录，把车间变成毛泽东思想的红海洋，这个光荣任务自然又落到我的头上，又让我紧张了一把，因为我十分担心不小心写错字而招来大祸。

班长一连两天让我“脱产”，我小心翼翼、屏息静气地写着每一笔、每一划、每一个字，紧张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般，很怕有一点差池，每写完一条都要反复仔细地检查多次，比高考答题还要审慎。还要拉来那位“小学本科”生审查几次，确认无误之后才放心写下一条。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还算平静的粮油加工厂也掀起了波澜，机修车间的孙庆吉和转业军官王朝连率先成立了“战斗队”，前者属于“保皇派”，后者则把矛头指向也是转业军官的侯书记。两人都大张旗鼓地招兵买马，不少人都参加了其中的一派，虽然还没发生严重的对立，却也产生不小的隔阂，原本融洽的气氛渐渐紧张起来。

我们班的四个人都安之若素，对外面渐起的纷争毫不关心。两派都几次动员我们入伙，都是无功而返。他们动员的重点是我，因为他们都急需“笔杆子”、都理所当然地把我看作“笔杆子”。我有了上次参加比赛的教训，决心不再抛头露面、招惹是非，礼貌而坚决地拒绝了他们的约邀。

1967年四月未，粮油加工厂完成了全年的粮食加工任务转入设备检修，季节性的临时工全部被解雇，于是我又回到家中。

1967年初文革在全国范围进入夺权阶段，先是造反派向走资派夺权，接着是造反派的不同派系之间互相夺权，各地各单位都建立了泾渭分明的群众组织打起逾演愈烈的派仗，很快由文斗转向武斗，由对骂转为厮杀。双方都打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旗号，却视若仇敌、不共戴天、真枪实弹、舍身肉搏，杀得难分难解，都想一口把对方吃掉。

造反派忙于向走资派夺权和内战，一时冷落了牛鬼蛇神，却再一次苦了走资派，他们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性，变本加厉地折磨惊魂未定的走资派，让他们吃二遍苦、受二楂罪。

老姨在第一波冲击后得到了短暂的宽松和平静，小将们出去串连，喧闹的校园变得冷清，没有人再找她的麻烦，她每天除了扫厕所、搞卫生就是写检查、写交待。想起国家主席和开国元勋们的遭遇和命运，心境平和了许多。身为医生的老姨父一直担心老姨的精神和心理承受能力，怕她想不开而精神失常，除了想尽办法开导和慰藉外，还每天给她服镇静药，现在他可以稍稍宽心了。

全家人每天帮她写材料，检查还好写，只要把大帽子扣足，而交待却需仔细斟酌，要害的东西绝对不能随意承认。难处在于总要交待出一些“罪恶”，否则小将们凭什么整你！这些“罪恶”既要表现诚意又要不会“伤筋动骨”。搜索枯肠、绞尽脑汁后，终于想出日伪时期的二条罪恶，其一为1937年日寇占领南京后，读初中的老姨参加过当局组织的“提灯游行”；其二为参加过“勤劳奉侍”，也就是义务为日本人服劳役，其实参加“勤劳奉侍”的绝少有女人，老姨也从未参加过这种活动，但为了交差过关，还是把它加在自已身上。

老姨尽管向自己身上泼够了污水，向自己头上扣足了帽子，厕所更是扫得干干净净，还是不能过关。小将们串连回来，只过了一个安稳的春节便又想起他们的校长，他们再次把她关进牛棚，开始又一轮的批斗和折磨。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和历练，老姨变得平和从容，不再委屈，不再焦虑，不再绝望。每天早晨用白纸包好那个牌子挟在掖下，坐在儿子的自行车后坐上去“上班”，在学校门口跳下车把牌子挂上脖子，就像围上一条围巾一样自然，尽管系在牌子上的铁丝被换得越来越细，她也见怪不怪。

大妹赶来看望老姨，午休时两人坐在楼前的“散水”上说话，突然一盆脏水从四楼倾泻而下，只差一点便泼到头上，大妹本能地跳起来仰望，老姨却不动声色拉她原地坐下，继续她们的谈话，显示了处变不惊的超凡定力。

老姨的一个学生从外地赶来看望老师，他是她的小学老师的儿子，老师资助过她，她又资助老师的儿子读完大学。他给她带来一套“毛选”，他只能对她说“好好改造”或“相信群众相信党”之类的话，她却感到极大的慰藉，因为在亲人之外，还有人记着她、关心她。

义县的造反派很快分化成两派：“义革联”和“八三一”，分别对应于锦州市的“好字派”和 “糟字派”，前者官方色彩很浓，后者基本上由草根平民组成，两派形同水火、势不两立。

汽车队的两派是“造反兵团”和“一刀见血战斗队”，前者对应于“义革联”，实际上是当初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翻版，仍然掌控在当权派的手中；后者对应于“八三一”，由调度员卢凤山发起组织，意在向当权派夺权。它的成员除卢凤山外，还有会计谢冠卿和司机高瑞升、售票员杨凤兰夫妇及客运站站务员老何是正式员工，其余十来个人都是临时工，此外还有一些潜在的支持者。比起前者，明显处于少数弱势地位。

“一刀见血”建立伊始，卢凤山便极力拉我入伙。两派争夺的“初级阶段”是打“笔墨官司”，各派都千方百计搜罗“笔杆子”，只有“小学本科”学历的卢更是“求贤若渴”，因为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的部下都写不出一篇通顺的文章，此外他还需要一位为他出谋划策的“高参”。他把目光投向了我，为此礼贤下士、“三顾茅庐”，极其诚恳谦恭地动员我加入他的组织。

然而我却一直没有答应他，因为我不想卷入与我无关的是非纷争当中，这不但毫无意义，还可能有相当的风险，躲事只怕不及，怎么会没事找事！

卢来汽车队较晚，我与他素无交往，更惶论了解。我只知道他三代贫农，根红苗正，又作过县武装部政委、全国战斗英雄马春雨的勤务员，武装部政委在文革当中可是一言九鼎的人物。这样的背景情况可以令人完全放心。

“一刀见血”的人轮番上门游说，高瑞升夫妇是我的好朋友，那些临时工曾是我的铁哥们，他们好说歹说、软磨硬泡、好言相劝、苦苦相求，让我无法无动于衷。

最终打动我的还是卢凤山，他向我许愿，如果他们掌权，不但让我回汽车队上班，还可“进办公室”，并找机会转正。他甚至承诺，也会考虑我的冤案平反的可能，为此他已咨询了武装部政委马春雨和当地驻军的“支左”负责人、政治部主任王清成，得到的答复是，如果在运动中表现好，不排除在运动后期有这种可能，因为反右运动是邓小平搞的。

卢凤山的许诺十分诱人，虽然它更像一个诱饵，却也包含着一定的真诚；虽然这一切并非轻而易举，却也点燃了心中的希望。就像长病不起、无药可医者得到一个“偏方”，虽然将信将疑，还是愿意一试。

经过审慎考量，并与爸妈反复推敲，我决定“赌”一把，有条件地与卢凤山合作。既要“下注”，又不能孤注一掷，既要参与，又不能陷得太深，要留有余地和退路。

我要卢凤山重申他的承诺，又开出三个条件：一不加入他的组织，不参与他们的公开活动；二我只负责撰写论战文章和提供咨询建议，文章的对象和内容必须得到我的认可，写好的文章不经我同意不得增删修改；三我的所有活动都不对外公开，他们负有保守秘密的义务。

卢凤山高兴地、毫无犹豫地接受了我的全部条件，于是我便成为汽车队“一刀见血战斗队”的编外成员：笔杆子和黑军师、实际上的灵魂人物。

我的第一项建议是更改队名，我不喜欢“一刀见血”这个带有暴力和血腥意味的名字，它也会令一些同情者反感甚至被吓跑。卢认为我的建议有道理，但因为打出这个旗号已有一段时间、在社会上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再加上旗帜和公章都已制好，所以不便更改。他说的也有道理，我不再坚持。

群众组织的名号确实很重要，东方红饭店的一个组织叫“赴汤蹈火”，被对手谐音戏称为“裤裆着火”，成为街谈巷议的笑料。

我的第一篇“文革作品”的对象是汽车队的调度员陈万玉，小学教师出身的他是汽车队的大知识分子，平时重要一点的文字材料都出自他的手笔，此时更是“造反兵团”的第一写手，不断地向“一刀见血”发难，我决定把枪口对准他，打掉这个火力点。

平心而论他并不是一个很坏的人，和我也没有大的过节，只是对我不识时务、不懂规矩、不向他敬烟献酒有些微词，却没有明显的报复行为。

他最让我反感的一件事是发生在一个叫刘永林的装卸工身上，他索礼不成心生不满，便和刘开了一个“玩笑”，指派刘把一只空汽油桶从九道岭 “滚”到十公里之外的大凌河北岸。如果是平路或下坡路，只要加点力给个初速度，油桶会滚得很远，但要防上碰到路人或车辆；偌若遇到上坡路或坑洼不平处，则只能手脚不停地施力转动。刘拚尽力气把汽油桶滚到河边后，虚脱得倒在沙滩上好久站不起来。

这件事引起了公愤，在装卸工中更是招到强烈谴责，大家众口一词地指责他不拿临时工当人。陈意识到“玩笑”开大了，自知理亏，向刘表示了歉意，又放了他两天带薪的假，风波才算平息。

陈调度有一个尽人皆知的绰号“大腿里子”，人们在背后都这样称他，不少人当面也这样叫他。这个绰号寓意猥亵，指他为人不诚实、喜欢欺骗和忽悠，奇怪的是他对这个绰号似乎并无反感。

我以他为对象写了一篇《大腿里子狂想曲》，在文中为他虚构了一枕“黄粱美梦”：他在勒索了一顿酒饭之后，醉意醺醺地回到调度室，望着窗外进进出出的车辆，心中的野心和欲望开始发酵和膨胀，谋划起如何利用文革这天赐良机把当权派搞掉并取而代之。苦思冥想之中，伏案睡去、进入梦境，梦中的他已经是汽车队的书记兼队长，大权独揽，威风八面，颐指气使，为所欲为。送礼的挤破门，请吃的排着队，占尽酒色财气，享尽荣华富贵，谁敢不送不请不敬就让他去滚汽油桶。

忽然之间风云突变，“一刀见血”夺了权，当年被他强迫滚汽油桶的刘永林当了革委会主任，他的第一号命令就是责令陈万玉把一只900—20轮胎“滚”到二十公里外的高台子公社。

可恨又可怜的老陈听到这个命令吓得魂飞魄散，立刻瘫倒在地……酒也醒了，梦也断了，睁开眼睛，看到衣襟上滴满了自己的涎水……

我的文章不是声讨、诬陷和批判，而是挖苦、讽刺和调侃。

我没有把他刻划成一个面目狰狞的魔鬼，而是把它涂抹成一个有些可爱的小丑，他的欲望和野心是不少人心中都有的，他的“恶毒”和刻薄也并不很过分，他是众人当中的一个，只不过因为被“解剖”了才显得有些丑陋。

卢凤山看到稿子后兴奋不已、大加赞扬，同为调度员的他因为根基浅受了陈很多气，现在总算可以发泄一下。他立即让人抄写并马上贴到十字街新华书店门前的大字报栏上，立刻吸引一拔接一拔的人围拢过来，一时阻塞了交通。

人们读着、念着、议论着、笑谑着，前面的人看了一遍还不想走，后面的人急不可耐地往前挤，前边的人只好大声念给后边的人听。人们对于那些千篇一律、杀气腾腾、判决书式的“十大罪状”早已厌烦，除非暴出什么“猛料”已引不起兴趣。我的文章别开生面，让人们在沉闷和压抑中感到一丝戏谑和轻松，如同看腻了沉重血腥的正剧之后遇到了喜剧小品，重新兴奋了神经。十字街头一连几日白天人头攒动、比肩接踵、人流潮涌；晚上昏暗的路灯下也是观者云集、络绎不绝、直到深夜。

一场暴雨掀去所有纸片，卢凤山叫人重抄再次贴出，围观者仍不见稍许减少。这篇文章使卢凤山和他的“一刀见血”着实风光了一把，让他成为全县尽人皆知的造反明星，并因此当上县“八三一”总部的常委。

几天后热潮稍退，我又以文章为蓝本写成一出街头活报剧，增加了许多笑料，虽然卢凤山们的表演很拙劣，让我的喜剧元素大打折扣，还是吸引了大量观众，原本计划演两场，因为反响热烈，连演三天每天两场，仍然场场暴满。

有意思的是陈的战友们也一拨接一拨地来到十字街看大字报和活报剧，他们没有敌意和反感，也不起哄和捣乱。他们和身旁的普通读者和观众挤着挨着、读着看着、议论着、笑谑着，不时地介绍一点陈的背景资料，并为此而沾沾自喜，似乎陈是一位令人景仰的大明星。

一天深夜，“一刀见血”的一个成员路过十字街，他在他们的大字报栏前的人群中看见了陈万玉，他满面笑容津津有味地阅读着，还不时地摇头晃脑，就好像品味一段韵味醇厚的京剧或品咂一杯醇香的美酒。

虽然大字报的署名是“一刀见血”，但无论是汽车队的人还是社会上熟悉我的人都立刻就猜出它的作者是我，因为他们都知道除我以外没人能写出这样的文字。

大字报贴出的最初几天我曾有所担心，我写的不过是现代版的“黄粱梦”，把原主人公“卢生”换成陈调度，偌若对方有高手识破，只需重抄一遍，把陈调度再换成“卢生”，便轻轻化解我的用心。卢凤山就是卢生，陈的野心和美梦也是他的雄心和梦想，他们同为调度，他们的想法毫无二致。如果对方这么做，那就像把我投向陈的手榴弹捡起再投向卢凤山，所幸对方没有这样的高人。

这张轰动全城的大字报让对方认识到我的作用和价值，他们派人策反，许诺若我同意为他们工作，便可立即回去上班，甚至也提到转正的可能。比起卢凤山的许愿，这是可以马上兑现的承诺，可是我不能背叛我的承诺，于是婉拒了对方的加盟邀请

这篇《大腿里子狂想曲》让人们传诵了好多年，至今仍有人记得和提起。以后我不止一次见到陈万玉，每次他都会说起它，每次都是一样的话：你写的太好了，可以比美《阿Q正传》。你一点也没丑化我，那真的就是我。

此后我又为“一刀见血”撰写了一些论战文章，每篇都引发轰动。“一刀见血”所属的“八三一”总部几次邀请我帮助他们办一份油印小报，我都毫不犹豫地婉言谢绝。除了《大腿里子狂想曲》，我写的其它文章都是“对事不对人”，没有攻击和丑化任何一个当权派、无论是书记还是队长，因为我认为他们对我并没有什么不好。

随着两派对立的激化，凡是参加“一刀见血”的临时工全部被解雇，这大大瓦解了他们的斗志，影响了组织的战斗力。卢凤山多次去市公司申告均无果，他决定去北京中央文革信访站和交通部上访，并且一定让我同去，他说只有我才能说得明白。

哥们丢了饭碗，我不能坐视不管，也许我也可以借此机会“搭车”回去；我很想去文革的风暴中心近距离观察和感受这个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事件并做出判断，以便决定应该怎么办；另外我和杨结婚已被妈妈摆上日程，也好借此机会为她选购几件时尚衣裳。于是我便和卢凤山、谢冠卿一行三人踏上去京上访的路程。

我们在1967年七月未的一个晚上无票登上开往锦州的火车，下车后不出站台又无票上了一列由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火车。车上人挤人，不用说坐位，连站的地方也不宽敞，坐席下、行李架上、两车联接处甚至厕所里都是人，虽然是晚上，车厢里也热得如蒸笼，扑面都是刺鼻的异味，列车员除了开关车门什么事也不管。

第二天上午下车后，在站台里翻过一座墙出了北京站直奔天安门，中央文革信访接待站就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里，我们要先在那里排队领号才能吃饭休息。

三天后我们进了接待室，接访员是位军人，他面无表情地听完我的申述，意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