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王安琪 于 January 18, 2010 03:09:09:

14 疯狂的年代（下）
造反派之间为争夺权力的斗争很快便由文斗转向武斗，两派都高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却拚死相争。在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后，武斗急剧升温，由拳脚棍棒到匕首长矛再到真枪实弹，全国陷入全面内战，无数的造反派喋血街头，鲜血从年轻的躯体中流出。

锦州市的好字派有驻军支持，他们率先武装起来；糟字派有军队院校支持，他们也很快武装起来。他们都把枪口对准对方，展开了一场惨烈的厮杀，市民们把两派的战争叫做“八路军打共产党”，战争的双方不约而同地为自己的“革命行动”披上相同的外衣：第二次辽沈战役！

义县是个小地方，人们彼此熟悉，也许是温情尚存，也许是心有顾忌，武斗一直处于初级阶段，抢对方的广播喇叭，冲击对方的集会场所，一直没有流血冲突，直到1967年九月十二日白天，局面还算平静。

九月十二日深夜，有两辆大汽车由锦州悄然驶来，车上是几十名锦州师范学院造反组织的成员，该组织是糟字派的基干力量。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到义县武装部“搞”枪，在行动中他们开枪射杀了县委机关的干部马△△、打伤了人委机关的女干部包△，从而打破了小城的平静。

几天后一辆载有锦县高中糟字派学生的汽车从县城北面经过，提前得到情报的义县好字派在大凌河北岸设伏，未加警告近距离开枪，学生跳车奔逃，当场击毙五人、打伤多人，报了“一箭之仇”。有一学生死前紧紧地抱着一颗树干，两眼望向苍天，鲜血染红脚下的黄沙，见者无不动容。

为了防止锦州的糟字派再次来袭，义县的好字派迅速武装起来，在县城南的锦义公路旁和北关大凌河岸边设立了武装据点日夜据守。汽车队位于县城南的锦义公路旁，成员又多为转业军人，于是便成为一个据点，发了几十条枪，路旁和房顶堆了沙袋，并且驱逐了“一刀见血”的成员。

义县的糟字派手无寸铁，在重压之下好多人动摇退缩，“死硬派”也一筹莫展，只能写几张大字报发泄一下，而大字报又常被对方撕毁

舅舅告诫我“谨言慎行，一切皆有可能”，自北京回来后一直忙于筹备婚事，和卢凤山们的联系基本终止。

义县的好字派虽然有枪，主要是防御外来的入侵者，对同城的反对派还下不了手。若想文斗彻底“消灭”对方也非易事，除了仍在坚持的“死硬派”，还有大批被称作“马路兵团”的 潜在的支持者。于是他们请来阜新市同一观点的“雇佣军”，在十一月二日糟字派大集会时冲击了他们的队伍、抢夺了他们的旗帜、抓走了他们的部分领导人。

从此以后糟字派作鸟兽散，被抓的头头纷纷变节，侥幸逃脱的销声匿迹，全县成为好字派的一统天下，在不久之后建立的革命委员会中糟字派连一个象征性的席位也没有。

卢凤山在十一月二日的冲击中逃脱，当晚住在朋友家中躲过汽车队“造反兵团”的抓捕，次日晨化装成老农混出北门去乡下避难，直到对方做出“不予追究”的保证才回来上班，虽然心中不服却也无可奈何，只能老老实实做“顺民”。“一刀见血”的其他成员也全部归顺，“造反兵团”对他们还算温和客气。

对于十一月二日的变故我未感到太紧张，认为我不会是好字派抓捕的对象。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汽车队的一个哥们偷偷溜进我家，告诉我“造反兵团”几天来一直在寻找卢凤山的下落，他们想到我有可能知道，打算把我“请来问问”。他认为我还是避一避好，免得吃眼前亏。

此时杨在九道岭机垫厂作工不在家，爸妈都为我的安全担心，力主我出去避难。因时间太晚已没有去锦州的火车，当晚我住进朱三叔家，次日凌晨坐第一班火车去了去北京舅舅家，开始了亡命之旅。

舅舅不在家，也不在良乡的研究所，他为了他的“旋暴焊”课题去了西安的协作单位做最后一次试验以验证数据。这个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自1964年立项至今已历三年，史无前例的运动也没能使舅舅停止他的研究，他本来就是一个工作狂，运动一来，工作更成了他逃避纷乱的现实、排解烦忧和苦闷的方法。

几天后舅舅从西安回来，只在家里住了一晚便去上班，他要整理试验数据并编写项目的技术报告，虽然此时已经没有什么人对它有兴趣，他还是要把它完成，因为那是他数年的心血，也是国家建设和国防的急需。

我告诉他我是来避难的，他未加任何评论，只是叮嘱我安心住下，不要急着回去，只有确信危险真正过去才可考虑回家。

他每个星期六晚上回来，星期一早晨按时赶回良乡。星期日帮舅妈做饭擦地，还要陪姥姥散步说话。

几乎每个星期日下午他的两个好朋友都要来访，一个是交大同学马明铎，在一个设计院任总工，一个是在重庆结识的东北同乡王福基，抗战时是重庆电台对日广播的日语播音员，在中科院情报所任日文翻译。

三个曾患难与共、彼此信任的好朋友在房间里一呆就是几个小时，这时舅舅的四个儿子只好去外面玩，他们也从不吸收我参加他们的谈话。舅妈不无调侃地对我说：他们几个人是在忧国忧民。我知道舅舅的苦心，他是怕我陷入是非的旋涡。

我一直和家里通信，知道一切正常，并没有什么人来“请我问话”，心中逐渐安稳下来。1968年春节前，我买了一张学生票在永定门车站上了车一路顺风回到义县，没有人盘查学生证。看来我真如机械学院那位学生所说，离开大学整整十年依然还“很像一个大学生”。

1967年过去了，这一年在文革的惊涛骇浪中上天还是很眷顾我们这个家庭的，我成就了终身大事，了却了爸妈的一桩心事：大妹和小妹不但有了工作还都有了很不错的男朋友，让爸妈把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在一个牛鬼蛇神及其子女男愁婚、女愁嫁的年代这的确是非同小可的事情。

大妹的耕读大学的学生虽然都是因为各种原因上不了大学的“大学漏子”，而且相当一部分是出身于问题家庭，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运动之初的疯狂，破四旧、揪黑帮、剪辫子、烧书籍、打老师、斗校长样样不少。教务主任的六岁的儿子从外面学了一首童谣：大海航行靠边走，小心掉到海里头，被学生扯上台批斗，吓得孩子把大便拉到裤子里。一位从吉林大学历史系下放到耕读大学教中文的老师被学生打成怀德县第一号黑帮。一些家庭出身好的学生终于找到可以充分展示血统优越性的机会，他们对出身于问题家庭的“狗崽子”实行专政，不准他们串连，不准他们参加红卫兵，逼令他们交待家庭罪恶，强迫他们成天干活。

大妹无法忍受这种折磨，给家里写信，要求发一封“母亲病危”的电报，借以请假回家暂避。不料在她离校后有人发现了她不慎遗失的信稿，于是立即派人到义县我家所在的居委会外调，看看是否有什么重大阴谋。

到了1967年夏天，左派学生的革命激情开始消退，因为他们即将毕业，他们和“狗崽子”们一起走到人生的岔路口。本来入学时已经明确毕业后不包分配、那来那去，对此当时所有的学生都是认可的。可是现在毕业在即却没有任何人愿意回到原处，他们想乱中求变，为自己找寻一个出路，而这必须群策群力才会成功，于是造反派和“狗崽子”们捐弃前嫌携手并肩、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他们策划并实施了一次革命行动。

他们几百人于前一天晚上来到长春住进省宾馆，第二天上午结队来到省革委会门前，打出“彻底清算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横幅，每个人都放开喉咙大喊大叫大吵大闹，更为大胆的是封堵了道路，阻断了西哈努克亲王的车队，引起省革委会新贵们的震惊和重视。他们不会不知道耕读大会确是刘少奇“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产物，他们也一定知道教育部长就是因为忠实地执行刘少奇的教育路线被揪斗并畏罪自杀的。他们不敢怠慢，马上派人接见学生代表，并当场答应分配工作，只是在待遇上有所保留，虽然是“大学”毕业，却按中专对待，学生们虽不满足也懂得见好就收，不再坚持。

就这样几百名学生都被分配到全省各地的小学，依然是“那来那去”，大妹来自四平市，被分配到四平泉沟小学。

小妹自1964年高中毕业后一直在街道和派出所义务帮忙，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终于感动了“上天”。1966年文革暴发前夕，得到一份临时工作，去汽车厂的一所子弟校小学部代课，并且结识了学校初中部的老师刘△△。刘毕业于九台师范，父母都是工人，根红苗正。

大妹的男友边△△的条件十分优越，本人毕业于重点大学的热门专业，毕业后去了重点军事院校任教。家庭出身至少是三代贫农，父亲自解放后一直在村里当党支部书记。他具备了成功人生的一切要素，是新时代里令人羡慕的骄子。

他有一米八十的标准身材，伟岸挺拔。虽然出身于农家，良好的教育养成了他超凡脱俗的风度和气质。

这样的一个人在这样的史无前例的年代选择了大妹这样的一个人是需要眼光和勇气的，她的爷爷是地主、父亲是伪职员、哥哥是右派，本人耕读大学出身、小学教员职业，两相比较一个是白马王子，一个是丑小鸭。他和大妹的关系为他的前途投下浓重的阴影，使他的优越条件打了折扣，他的入党和提职受影响，他的结婚报告一次次被退回，他面临着被转业的可能，而这一切都是他自找的，只要他斩断情丝、放弃选择，所有的烦恼和挫折都将不复存在。

然而他没有放弃，也没有动摇，在他的心中除了政治还有另外的值得珍惜的东西，他十分执着地坚持自己的选择，信守自己的承诺，为此不惜赔上美好的前程，他对情感的忠贞令人感动和感叹。

我艳羡他全身披满色彩斑斓的政治羽毛，就像一只美丽而骄傲的凤凰，而我则是一只被拔光了羽翅的丑陋不堪的乌鸦；我敬重他的忠贞和执着、诚信和守诺，这是十分可贵的道德品质；我感佩他的勇气和眼光，他选择了一个人也就是认同了一个家庭，虽然并不完全情愿，但还是接受了它。

然而我和他却很难成为推心置腹的朋友，因为在我们之间存在着隔阂与鸿沟。

我们之间的鸿沟是政治态度的分歧，对于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他是全盘接受和、无条件认同。虽然他不会看不到那些令人发指的极端行为，却认为这只不过是细枝末节、不宜厚非；虽然在他们学院的两派的火并中他是光着脚跑出来的，却也不想否定这个史无前例的“革命”。

他对我的遭遇从不表示惋惜和同情，虽然他不时地为他的右派姐夫鸣不平，那是因为他的姐姐和姐夫资助他从小学读到大学，他知道他不是坏人，我猜不明白在他的心中我是什么人。

我们之间冷冷淡淡、客客气气，从来没有推心置腹的交谈，我从不和他说我的过去，更不谈论文革和任何与政治有关的话题，这是我刻意回避的禁区。

爸爸有时和他谈起对文革的困惑和担忧，他则言必称主席教导、林副主席指示，语言的标准和规范就像“两报一刊”的文章和社论，听得爸爸更加迷茫和困惑，听得我背后生起鸡皮疙瘩，听得大妹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们之间的隔阂是性格的差异，他是一个含蓄内敛的人，说话字斟句酌、惜字如金、话到口边留半句。处事张弛有度，喜怒不形于色，外人很难揣度他心里想什么；我与他处处相反，是一个张扬外露的人，说话不加斟酌、喜欢直抒胸臆、一吐为快。遇事常意气用事、不虑后果，很容易被人算计和攻击。

他是一个完美的人，从不说错话、办错事，政治上是“两报一刊”、标准规范；政治之外是四平八稳、滴水不漏。你在和他的接触中很难找到他的毛病、挑出他的错处，待人接物礼貌周到、礼节周全、无懈可击，只是缺少应有的亲切和心与心的呼应

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人，一个人一旦完美无缺便不再真实。

两个性格如此迥然不同的人很难有深入的沟通和交往，更不用说横在彼此之间的政治藩篱。

我与小妹的男友刘△△之间的关系要亲密和随意得多，他长着一张俊朗的娃娃脸，就像我的小弟弟。他是一个极其单纯和诚实的人，单纯得像一张白纸，诚实得如一个幼童。他还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心灵手巧，多才多艺，也一直是班级的高才生。1964年从长春市实验中学毕业，本应升入大学，却遭人暗算，诬陷其父是特务，大学不予录取，只能去九台师范。多年后知道，诬陷者竟然是他的亲姨父。

1967年十一月初我仓惶离家、亡命北京时，杨去了距县城十公里的九道岭乡的机垫厂作工，1968年春节前我从北京回来时她已经放假在家。没几日大妹和边、小妹和刘也都赶回来过年，每一对都带来了他们自己的节日物资，有凭证领取的，有“走后门”购买的，有长春的豆制品，有大连的小干鱼。边更是把假期的口粮全部领出背来，从义县站下车走到我家时已是大汗淋漓，令全家人都非常高兴和感动。

他们都对杨成为这个家庭的第一个新成员表现出发自内心的欢迎，除边以外的三人都称杨为“杨姐”，这是为了表示亲切。边对我直呼名字，我没有任何不快和反感，反而感到朋友之间的亲切；他对杨什么也不叫，因为他们之间几乎没有交流。由于是新婚后的第一个春节，他们都为杨带来了礼物，杨自然对这难得一见的礼遇感到感动和高兴。

春节前全家人都忙着“三大任务”：杀猪、“淘米”、做豆腐。无论粮食多么紧张，妈妈每年都要养一头猪，春天买来一头仔猪，到春节前可长成一百五六十斤，宰杀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