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王安琪 于 January 30, 2010 04:12:08:

15 血腥的年代（上）
1968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在姚文元于五月十三日呈交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上作出批示：“文元同志：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

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向全国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

姚文元在报告中“总结了清理队伍中的一些政策性问题”。《通知》要求各地学习新华印刷厂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采用军管和进驻工宣队以及群众专政的方式，对地、富、反、坏、右和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一次大清理。

文革历时两年、绕了一个大大的圈子又回到阶级斗争的传统轨道，走资派虽是“运动的重点”，此时的排名却已大大靠后，成了一个不起眼的点缀。“清队”的重点依然是“老五类” 地、富、反、坏、右，在“新五类”中列入了“漏网右派”，表达了对右派的特殊重视和关怀，令我这个刚刚从马蹄和车轮下侥幸逃脱、惊魂甫定的摘帽右派心神不宁。

在老五类和新五类之外，各地又“因地制宜”地增加一些新品种，有黑手、坏头头、反军派、反动资本家、会道门骨干分子等。

义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虽然是“三结合”，却是军代表独揽大权，革命的领导干部是陪衬，群众组织的代表是点缀。各个单位有的进驻了军宣队有的成立了军管会，再次印证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一些军代表权力在手便私欲膨胀，为自己争位置、为老婆“抢”工作、为家庭占房子，败坏了人民军队的形象。

公、检、法机关被“砸烂”，因为群众专政不需要繁琐的文牍程序和彼此掣肘的诸多单位。只留下少数人员，置于军管会的管理之下，其余的悉数去了盘锦的干校种稻子。一个直接的后果是治安案件频发、破案率大幅度降低，老公安们痛心疾首却无可奈何。革委会内设立了“人保组”，基本由外行组成，只不过是聊胜于无。

按着毛泽东“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教导，县革委会建立了县群众专政总指挥部做为清队运动的执行机构，简称“群专”，它的“办公地点”设在百货公司后院的仓库内。各级单位都建立了群专小组或群专队，负责本单位的“清队”运动。

有了精神和政策，有了样板和典型，有了机构和组织，一切就绪，全县的清队运动在1968年六月一日儿童节这天正式拉开序幕。

比起文革初起斗走资派时的顾虑重重，比起两派内战时的瞻前顾后，现在造反派们终于可以无所顾忌地大干一场了，走资派一旦重握权柄报复起来不得了；对立面都是基本群众肯定无法彻底打倒，今后还要在一起“搅马勺”。而对待牛鬼蛇神就无需这么多思考，他们虽然有人的体貌、说人的语言，却只是没有公民权利的灵长类动物，比流浪猫狗强不了多少，可以任意处置打杀并因此得到鼓励和嘉奖、提拔和重用而不必承担任何后果，如此这般的好处能不使人趋之若鹜！

县群专的成员从头头到打手清一色的由造反派中的极端分子组成，好多人是有手好闲、行为不端的流氓无赖、泼皮混混。他们心理阴暗、品行卑劣、心肠狠毒、手段残忍、长期处于社会的底层和边缘，被人鄙视，受人排挤，心中郁积着怨毒和仇恨，现在终于能够以革命的名义尽情发泄和挥洒了，岂不是神仙般的日子，能不肆虐疯狂！

县群专负责全县的“大案要案”，关押的都是名人“要犯”，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原对立派的头头骨干以及各种名目的“女犯”。他们和对立派有直接的仇恨，岂能不借机报复；他们卑劣龌龊，怎能错过发泄兽欲的良机。

糟字派的“笔杆子”朱兴复躲到外地被抓回后关进了县群专，受尽骇人听闻的折磨和残无人道的拷打。两年后群专解散前放出时，这个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在中央军委工作过的很有才华和文采、为人正直正派的老军人只剩下一把骨头、几丝气息，留下一条命是因为他的红色经历。他的做医生的妻子使出浑身解数才把他从死神手中夺回，但他已经变成表情呆滞、口舌木讷、思维迟钝的废人，成天坐在家门口的石头上捉虱晒太阳，不论是看到谁都是谦卑的傻笑。

从百货公司后院的群专大牢里流出的传闻引起县革委会头头们的警觉和重视，他们下令移送关押的女犯，把她们一律交给原单位，又“处理”了一个劣迹斑斑的流氓打手申△，把他“遣送”回原单位农科研。

县群专这个魔窟很快便成为凶残血腥恐怖的代名词，让人想起明朝的东厂和锦衣卫、清朝的血滴子、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让人想起希特勒的盖世太保、斯大林的内务部、关东军的宪兵队、国民党的军统局。百货公司位于十字街的东北角，地处闹市，但既或是大白天，既或是炎炎夏日，走过那里仍然会感到森森的寒意；夜晚在昏暗迷离的灯影里，听到从高墙后面传出的隐约而清晰的惨叫和哀号，恍若走进了地狱。

各单位的群专小组或群专队也都是阎王殿，他们有权抓捕、拘押和拷打“人犯”、决定他们的生死。全县的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医院甚至小小的居委会在一夜之间都变成监狱、刑讯室和行刑队，每个单位的牛棚都人满为患，每到“饭”时，总能看到提着饭罐为人犯送饭的家属在街上转，成为极其独特的文革风景线。

我家东边是县一中，那里的老师在“休养生息”了一年多之后再一次走进腥风血雨，受尽羞辱和折磨。在军宣队和工宣队的领导下，革命小将们发明了新花样，他们让两个牛鬼蛇神相对而立互相打嘴巴，一边打一边还要念“江青语录”：坏人打坏人—正好；他们让牛鬼蛇神背上一张凳子、拎着一面铜锣走街串巷“自我专政”，沿路敲铜锣，到人多处放下凳子站在上面历数自己的罪行。

我家西边是农机修造厂，那里每天都要搞专政对象的请罪认罪仪式，早晨红太阳升起时，十多名身穿白衬衫、胸前写着罪名、身后背着罪状的牛鬼蛇神面向东方一字排开齐声朗诵：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人民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
我是牛鬼蛇神，我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改造，不老实交待死路一条，死路一条。
这是从北京传出的专为牛鬼蛇神创作的《嚎歌》的歌词，由于修造厂的牛鬼蛇神们全都缺少音乐天赋和修养，总是嚎不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只得由演唱改为朗诵。

《嚎歌》有不同的名称：《鬼嚎歌》、《认罪嚎歌》、《牛鬼蛇神嚎丧歌》、《牛鬼蛇神队队歌》。由于没有在“两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