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王安琪 于 February 09, 2010 04:34:42:

16 血腥的年代（中）
爸爸在光天化日之中、众目睽睽之下被人带去专政的消息传得满城风雨、尽人皆知；家里被查抄“深翻”的消息更是闹得扑朔迷离、沸沸扬扬，有人说在土里挖出一把生了锈的马牌“撸子”和几十发子弹，有人说在煤棚中找出一架电台。无论是撸子还是电台都让人极度兴奋，特别是电台，更引发许多关于特务的猜想和推测，他们联想起反特影片中的情节和场景，把自己的想象力发挥到极致。

这是轻浮、轻率、轻信的一群，他们像无知的孩子天真地相信神话故事那样相信听到的一切，越是离奇古怪，越是耸人听闻，越是有人相信。

多年以来我们这个家在这座茸尔小城一直是受人尊敬的家庭，这种尊敬就是在我出事以后也没有基本的改变，我们没有显赫的权势和地位，却有为人称道的学识和人品；我们虽有经济上的优势，却十分内敛和低调。爸爸在单位埋头工作、与人无争、与事无争、唯唯诺诺、谦谦和和，是公认的忠厚长者；妈妈在家里待人接物与人为善，对待邻里热情真诚，遇人有事尽力帮助，遇人有难从不旁观，谁家儿娶女嫁、生子送老，都会找她商量讨主意。那家婆媳不和、夫妻吵架都请她调节说和。谁家粮食接不上顿，她会送去一盆米。那家孩子换不下季，她会送去一件衣。她在人们的眼中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智者、乐善好施的好人，受到普遍的爱戴和敬重。

然而这一切，无论是爸爸的好名声还是妈妈的好人缘都在“一夜之间”被彻底颠覆，好多人变了脸，其速度之快就像川剧表演。爸爸共事多年的老同事视他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他们充当打手和看守、诬陷者和告密人，毫无怜悯之心地羞辱他、折磨他、拷打他，只“进去”几天就被打得遍体鳞伤，坐不能坐躺不能躺，白天扶着桌子站着“交待”，晚上趴在床上睡觉，虽痛苦不堪也不准去医院，给了一小瓶“二百二”还要从中央感谢到地方，从伟大领袖感谢到专政队长。

那些一向崇拜他、尊敬他、把他当作心中偶像的大、中专毕业生也一个个变得凶神恶煞般恶毒，他们控诉他的腐蚀和拉拢、阴谋和流毒，污蔑他教唆他们只专不红、和党“分庭抗礼”。我的一位高中校友、沈阳农学院毕业生常复学更是恶毒至极，他一直忘图把爸爸打成“漏网右派”，为此处心积虑、挖空心思，并在文革之初做了尝试和预演。爸爸多年来一直小心谨慎，不多说一句话，我出事以后更是变得沉默寡言，找不到任何出格的言论，常复学虽然知道这些却不肯放弃，他知道几年前爸爸在政协的“神仙会”上有一个发言。文革一开始，他就到政协找到那个发言记录，如获至宝地抄好带回，并在第一波冲击中抛出，因为时机未到并未奏效。两年之后他盼来了大好时机，他又把它当作重镑炸弹投出，他指着爸爸的鼻子恶狠狠地说：老子反动儿子才浑蛋，没有你这个老右派怎么会有你儿子那个小右派？

变脸的还有爸妈的朋友故旧和我家的街坊邻里，平时常来常往的不见了踪影；原来相隔很远就打招呼的现在是撞上鼻子却视而不见；更有甚者会投来幸灾乐祸的目光；最为险恶的是比平时更殷勤和亲热，频繁地进出你的家门，问东问西，看这看那，她是领受了指令、身负着使命的耳目。我家东边仅一家之隔的居民小组长就是这种角色，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她的监视和掌握之中。

妈妈出去薅猪菜，在一中的校门外遇见两个原来拖拉机站的熟人张△△和王△，多年来我家与他们两家一直密切往来，妈妈是张和他的妻子的婚姻介绍人，他们婚姻美满，一直感恩不尽；爸爸是王这位乡村铁匠进入拖拉机站的荐举人，他孩子多工资低，生活一直很困难，妈妈对他家多方接济，借钱给物，全家人都满心感激。

两人都在农机修造厂工作，张是钳工，王是锻工。清队运动中，两人都被派往一中当工宣队，这是一个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他们两人离开工厂去领导学校

进出校门的老师走过他俩面前都恭谨谦卑地打招呼，低眉顺眼，满脸堆笑，就像平常年月学生遇见敬畏的老师。两人对于老师们的讨好一概不予理会，脸上没有表情，鼻子也不哼声，仿佛面对的是一条条摇尾乞怜的狗。

两人的劳动布工作服的前胸处都别着一枚大大的像章，两人的肩上都斜挎着用红布缝制的“语录袋”，里面装着《语录》。张是个口吃，说一句话要眨巴半天眼睛，朗诵肯定不行，只能默念；从小打铁的王是一个彻底的文盲，斗大的字只认识两口袋，其中的两个是自己的名字。两个人的脸上都写着阶级斗争，看见妈妈他们的面肌都变得痉挛僵硬，已经无法牵动面部皮肤显示喜怒哀乐等各种表情，以致三人都陷入尴尬，两个人的心中经历着煎熬和挣扎，一个人的心里满是不解和嘲弄，于是三人各自扭头相向而去，两个人进了校门去领导学校，一个人回了家门去喂猪。

这二人平时都是老实本分、朴实善良的人，也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好工人，安于现状、忠于职守，从不奢望会“发迹”、 去主宰别人的命运。突然有一天有了这样的机会，他们被戴上“高帽”、被委以重任、被授予大权，就像从不饮酒的人被人灌了烈酒，由于不胜酒力，便思维错乱、眼光迷离、行为颠狂，忘乎所以又身不由己。

我问过熟悉的老师和学生，张师傅和王师傅在工宣队里是“难得的好人”，他们虽然很“凿”，却从来没有极端和暴力行为，对别人的这种行为他们也会想方设法阻止。

那头小黑猪听见妈妈的气息和脚步声立刻晃动着尾巴唱着歌、欢快地走出它的窝，蹬着四蹄扬起脑袋满怀期待、满眼欢喜地望着妈妈。妈妈投下猪草，它立刻埋头吃起来，不时地抬头看看妈妈，嘴里发出哼声，好像在说：谢谢！

只有三个人的气象站由农科所代管，文革前几年分配来一个中专毕业的观测员刘△△，当时爸爸是业务副所长，刘想方设法地接近爸爸，有事没事往家里跑，知道有什么活更是不请自来。

爸爸在农科所工作时，外面的来信都寄到那里。他离开后，考虑到家离那里很近、他在新单位又经常下乡，所有的来信还是寄到那里，由在那里工作的邻居带回。后来这个差事就由刘△△包揽，对于他的热心我们都很感动。

开展“学雷锋，做好事”活动以后，刘自费买了一套理发工具，每天带在身上，不分场合时间，随时随地会按住一个脑袋剃起来，我这个右派花岗岩脑袋也不止一次被他修理。

文革开始后，他不再给我家送信。他收起理发工具，拿起语录本，带上红袖标，他要造反了。

气象站虽然只有三个人，却也有一位站长，站长就是当权派。无奈站长干的是和他一样的活，每天观察和预测阴晴冷暖，和走资本主义道路扯不上边，一时不知从何下手。忽然灵机一动，三个人的学历虽然都是中专，但站长工作年限最长、业务水平最高，算得上三人中的技术权威；碰巧站长出身于反动家庭，反动和技术权威嫁接，反动技术权威就诞生了。

刘软硬兼施“联合”了那位唯一的张姓革命群众成立了一个两个人的战斗队，开了一场肯定是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批斗会，勒令那位姓林的福建籍站长检查交待，当然少不了他的揭发批判。

爸爸被专政后，我们发现所有的来信，不论是自己取来的还是别人带回的，都是开封的，开始以为是寄信者没粘牢，几次后觉察有异。有人偷偷地告诉我们，信是刘△△拆的，他的理由是“审查”。

我气愤已极，妈妈却很平静，她怕我又干”蠢事”，叮嘱我千万不要和这种人认真。她要我把这件事通告各寄信人，提醒他们注意。

一次我俩“狭路相逢”，我叫住他，一言不发怒目而视，意在抗议和警告。事后我想这就叫“敢怒不敢言”吧！

从那以后他真的收手了，拆信“审查”的事没再发生。

［1980年代初，我在站前广场遇见他，这次我敢怒又敢言，我叫住他，“言”得他狼狈不堪、连连告饶。

后来我调进科委、他进了计委，两个单位在一层楼，但十几年里却很少见到他，就好像没有这个人。］

短短的几天里家中发生这么多天翻地覆的变故，如此强烈的政治震荡和冲击，对杨的心理承受能力无疑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考验。她的家庭成分是贫农，她的父亲虽然当过商会会长、有过极其显赫的经历却从未遇到过政治麻烦，父亲带给她的是亲情的离析和生活的窘困，无论是在学校读书还是走入社会，她一直都属于“基本群众”，从未遭受过政治上的歧视和压力，从未经历过抓人、专政和抄家，也无需看人的白眼。而现在所有的这一切都降临到她的眼前，就像头上的晴空变成阴霾、脚下的绿草变成泥沼，能不令她思前想后、意乱心烦。

她变得沉默寡言、很少说话；她整天闷闷不乐、很少看到笑容。她几乎每天都去姑姑家，倾诉心中的惶惑和苦闷。姑姑本来就是她的婚姻的反对派，此时有了更为充分的反对理由，她从那里带回的不会是安慰和鼓励，只会是埋怨和申斥，因为这一切都是她“自找的”。

这一切确实是她自己找来的，不知道她现在是否心有悔意，由于自己的轻率和天真，在这艘看似华丽却危机四伏的船即将搁浅的那一刻跳了上来，是自作自受还是弃船而去？

她心中有话很少和我说，我们几乎没有心对心的交流，我无法窥探她的内心世界，所有的判断都是分析和猜测。无论她怎么想，我都完全理解，倘若她真的提出分手，我不会委曲求全和勉强挽留。我知道她心中的苦楚，我明白她心底的失望和哀愁，我不怨不恨却也无法给她帮助。

妈妈是个坚韧坚强、乐观豁达的人，她是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家的顶梁柱，厄运当头，她镇定自若，灾难降临，她处变不惊，看不到她紧锁眉头，听不见她唉声叹气。每天按时起床，照样做事，依旧是上午一篮菜、下午一筐草，她要把这头猪喂得肥肥，期待着又一次的团聚。

由于造反派“取消”了爸爸的工资，我们立刻感受到沉重的经济压力，虽然有一定的积蓄，也难抵旷日持久的消耗，既便是一座山，也会“坐吃山空”。谁也不知道灾难持续多久，谁也不知道最后究竟如何，妈妈精细算计每日的开支，却又不能让生活水平有太大的降低。

对于外人的白眼妈妈心平气和，就像对待不懂事的孩子。一次她遇见一个姓汪的地主家庭出身的父亲正在被批斗的女农工。想不到她竟不顾妈妈和她打招呼，胸前的像章一闪，胯上的语录袋一颠，转身就走。妈妈不但不生气，反而对着她的背影大笑不止，笑弯了腰，笑出了泪，笑得小汪不住地回头。

晚上暮色四合、人声渐息，这是最容易勾起愁绪、引动忧思的时刻，妈妈每天晚饭后都会张罗玩扑克。扑克在文革的狂潮中几近绝迹，我家的扑克是小妹带回来的，她的一个学生家长是长春一个印刷厂的职工，她从工厂封存的产品中“偷”出几付扑克，把其中的一付送给了她。平时我们都是偷偷地玩，静悄悄地不出声音，每个人都很绅士，为的是避免引人注意招来麻烦。现在我们突然没了这些顾忌，大声地说，放声地笑，分毫不让地争，面红耳赤地“吵”，让偶尔进来的人摸不着头脑，不明白这家的几个人是不是发高烧。

并非所有的人都变了脸，我们同一栋房一共五家，我家居中，最东边的蔡△△成了耳目，其余的三家一切如常，他们是西—1的王俊超、西—2的赵长泉、东—2的卢全福。王、赵二人都是农科所的车老板，他们的妻子都是那里的临时工；卢是中专生，毕业后分配到农科所，现在已调往木材公司作检尺员，她的妻子邓桂荣是农科所的女工，邓的姐姐1959年高考前我为她辅导过功课，全家人一直对我心怀感激。我家的大气候是寒风凛冽，小气候却是暖风习习，尤其是赵妻吴玉芬不但常来嘘寒问暖，还会把听到的看到的向我们“通风报信”，也算是我们的“耳目”。农业局每次批斗爸爸都要求农科所派人参加，赵和吴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很多消息，这使我们能够及时准确地知道爸爸的情况。她这样做是基于对我们的同情和信任，同情我们的遭遇，相信我们是好人。

六月末我借口给爸爸送粮票，来到县直机关的牛棚所在的县委党校，这里除了关押牛鬼蛇神，也是革命群众的住地，对他们实行军事化管理，住在这里，吃在这里，每天除了斗牛鬼蛇神就是斗私批修、出操跑步、早请示、晚汇报，平时外出要请假，只有星期日才能回家。

群专的看守接过粮票，我提出见爸爸，他说爸爸外出劳动不在院里，我不相信他的说法，虽然气恼却也毫无办法，怒也不敢怒，言也不敢言，只得一言不发地离开。快到大门口时，身后传来一阵叽叽喳喳的女人说话声，回头望去有几个女革命群众跟在身后，年令有大有小，相貌有美有丑，体态有胖有瘦。在她们身后还有几个女人急急赶过来，一边走一边说：快点，要出大门了，原来她们是奔我来的，是来看我这个右派的。她们不是农业局的，是其她部、委、办、局的，这几天她们和他们正全力以赴想把爸爸打成“漏网右派”，她们想看看这个“漏网右派”的“正牌右派”的儿子到底什么样。

我收住已经跨出大门的那只脚转过身来，面对她们站在那里，先给她们一个正视图，稍顷又左转右转给了她们两个侧视图，然后背过身给了她们一个后视图，让她们一次看个够，之后跨出大门从容离开。

从吴玉芬隐约的话语中，我们知道爸爸遭到拷打，这样的判断又被社会上的传闻证实。我们忧心忡忡，急于知道爸爸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便借口送粮票去“探棚”，结果未能如愿，虽在意料中，却使人更加担心。如果真是外出劳动，说明他的情况不很严重或者已经好转，但还有一种可能：带伤劳动；如果他就在牛棚里却不让见，那一定是他的情况很糟糕，造反派不愿意他们的丑行让外界知道。

我回到家告诉妈妈，我见到爸爸了，他很好，身体已无大碍，情绪也很稳定。妈妈一边听一边看着我的眼睛，看得我这个不善说谎的人心里发虚，她的脸上现出欣慰的神色，说明她相信了我的话。

我见到爸爸是在一个多月以后，不是在党校，不是在牛棚，是在义县的大街上。一辆没有马的两轮马车装满了红砖，前边有几个人套在马的缰绳里前倾着身子拚尽力气向前拖，让人想起列宾的画作《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描绘的情景。让我惊讶不已、心痛不已、欣喜不已的是爸爸就在其中，他不是拉套而是驾辕！

驾辕无论对马对人都是一辆车上最重的活，它不仅要拖动还要掌控只有两个轮子的车的平衡，最难的是上坡和下坡，上坡时车辕上翘，需用力压住；下坡时车辕下堕、车速加快，需用力抬起、刹住。辕马都是由最强壮的马担当，按理说“辕人”也应当由最强壮的人担当，可是我发现套在前边的几个人都比爸爸年轻许多，他们是原县委书记孙永智、原交通局长刘凤翔、原农业局长商桂圃、原税务局长孙△△。他们的年令都在四十岁左右，而爸爸已经五十五岁。

我看见爸爸两只手紧紧地握住车辕，拚命地抬起或压住它，他的身姿和脚步很像是在扭一种节奏很快的秧歌，引得路人发出阵阵笑声，他们觉得很开心，他们觉得很有趣，他们怎会知道我的心里在流泪。

位于东门里的党校要修房子，从位于西门外的砖厂买了砖，为了“节约闹革命”，不雇汽车、不雇马车，从农科所借了一辆破车，从自家的牛棚里牵出几头“牛”套上去，每天上午两车、下午两车往回运砖。

造反派特意挑选了五“头”原来职务高的“大牛”、“肥牛”，对“辕牛”这个位置他们也费了一番思考，最后决定用原来工资最高的爸爸担当。

这辆车一连半个多月往来于东西两条大街，这是县城的闹市通衢，市民们对它很快熟悉，并给了它一个看似不伦不类实则一语中的的称谓：五牛大马车。

自从目睹了徐老师在义州镇公社的大门前被押进公社大院，我就一直放不下对他的牵挂，那是一座“阎王殿”，我担心他的身体和精神能不能挺得住，担忧他会不会平安走出来。

我不敢去阎王殿看他，不但不一定见得着，而且还会给自已惹麻烦；我也不敢去他的家里打探消息，因为他的邻居们都很熟悉我这张脸。

我几次流连在徐家门前，不敢驻足观望，只能匆匆一瞥，希望遇见他的家人，可每次都很失望。小玲出嫁了，小颖在上学，二哥每天在学校搞运动，白天家里只有张老师一人，她很少走出家门，她要为老伴打理每天的三顿饭。

想起了三顿饭，我的眼前一亮，如果我在“饭时”等在他家的胡同口，一定可以等来他家的送饭人。八月的一天中午我见到了送饭的二哥，他行色匆匆，我一边陪着他走一边听他说。

徐老师进了群专队遭到严刑拷打，但他什么也没说，因为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可说；群专队又两次来家里抄家，一次挖遍了外面的地，一次掀起屋顶的瓦，结果也是一无所获，因为他们什么也没藏。群专队不甘心认输放人，反而恼羞成怒、变着法折磨他，伤势未愈就逼着他到公社大院的菜园干活，现在更是变本加厉，规定他每天挑一百担水浇园。每担水的运距是六十米，每一个来回是一百二十米，每天要走二十四华里，其中的十二华里负重；每担水本来八十斤重，为了加大惩罚和“改造”力度，专政队特意定制了两只大号水桶，使每担水的重量达到一百斤以上，徐老师每天都要担着一百多斤的重量走十二华里；水是从几十米深的井里“打”上来的，每天把十立方米的水从几十米的深处提上来对于年轻人也不是太轻松的事，何况是七十岁的老人。

每过一段时间他还要把公社厕所的大粪掏出来，再一担担地运到同样远的地方，盛夏酷暑，天气燥热，体力不支，老眼昏花，有一次失足差点跌入粪坑，幸好被一个如厕的人拉住。

我想起他的一句话：这条命已经不属于自已，让活就活着，不让活也没啥。他现在已经堕入“不让活”的悲惨境地，但他却忍受着、挣扎着、坚持着，因为他不想死，否则死是很容易的事，不用触电，不用跳烟囱，不用伏电锯，不用喝硫酸，只需双眼一闭跳进粪坑或跌进深井。

虽然他已年近古稀，虽然这个世界对他已没有任何希望和乐趣，但他还有对亲人的眷恋和牵挂。他是一个慈爱的父亲，他是一个贴心的丈夫，他无法狠心地丢下他的老伴和儿女。

二哥的布袋里装着两个饭盒，下面的铝饭盒里装的是土豆拌茄子，上面是一个从部队带回来的“猪腰子饭盒”，里面是满满的高粮米水饭。我以为这么多饭菜一定是两顿的，二哥说这只是中午一顿的，徐老师的劳动量太大，所以饭量也大得惊人。专政队规定“犯人”不准吃细粮、不准吃肉蛋，只能在菜里、酱里多放些油尽可能地补充一些营养。

二哥告诉我，伪满时期徐老师也曾被关东军宪兵队怀疑是苏俄间谍，抓进去问了问又放出来了。他忧心忡忡地说，真不知道父亲这次能不能活着离开专政队。说着说着，他的语声哽咽、眼睛湿润了。

中秋节的前几天，杨的父亲被所在的西北街居委会关了起来，她在居委会当文书的高中女同学赵桂云把这个消息通知了同为西北街居民的姑姑和那个“老婆”，要求她们送饭，两家各送了一顿饭便相互推委起来。

为了解决送饭问题，姑姑和赵一前一后找到杨。杨很着急也很为难，因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