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王安琪 于 April 05, 2010 19:39:47:

20 恐怖的年代（中）
1969年末，爸爸被关进牛棚已经一年半，县直机关的五七干校从六台大队搬回县城东门外的高家屯林场大院。爸爸他们满心感激、恋恋不舍不舍地告别了他们的“堡垒户”王会丰一家，更为自己回到家的近傍感到欣慰，也许这是一个好兆头，说明回家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林场地处大凌河畔，原来是农科所的一个分部，1963年大洪水期间分部成为一座孤岛，五十岁的爸爸临危请命，带领职工以与分部共存亡的决心与肆虐的洪水搏斗了七天七夜，保住了国家财产，而六年后这里成了关押他的禁地囚笼。

“牛友”中陆续有人离开牛棚，先是原县委书记孙永智，他回到大连水产公司当革委会副主任；接着是原县交通局刘凤翔，他也官复原职。经过一年多的患难与共，大家有了很深的感情，每一次分别都是感人的场面，依依惜别，互道珍重，走的真情地安慰和鼓励留下的；留下的送别走的，眼里充满焦渴和企盼，就像小孩子望着别人手里的蛋糕。

造反派对爸爸的“问题”审来问去、行讯逼供，内查外调、抄家搜查，虽然一无所获，却不肯轻易放过他。他们对他的“期望；很高、投入也大，不甘心就此收场，可是也毫无办法，于是只好拖，希望拖一段时间政策的尺度也许会有变化。

他们有些无奈地说：咋看咋都像，就是套不上。他们等待上边把整肃的范围扩大，以便把爸爸“套”进去。

然而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爸爸都知道他们的这种希望只不过是一厢情愿，文革历时三年半，已经超过了伟大领袖当初的预想，“九大”的召开，宣判了刘少奇的政治死刑，发动文革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各地都建立了听命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委员会，以五大“学生领袖”为代表的激进派遭到镇压，那些越来越不训服的革命小将都被赶到乡下。在这种大好形势下，伟大领袖通过各种形式多次表达了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

对于正在进行的清队运动，也有了“收”的迹象，不再鼓吹放手发动群众，而是强调执行政策，那条最高指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两报一刊”上，对下边的造反派既是劝谕也是告诫。

1969年七月三十一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要过细地做工作，要过细，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人们都明白，这个最新的最高指示显然是针对时下正在进行的清队运动的。

“上边”的意图越来越明显，那就是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从从牛棚中“解放”一些人，因为他们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管理人员或是技术人材都是新生的红色政权需要的，经过阶级斗争的洗礼，他们会更加“听话”。这很像在清理房间、打扫卫生时为求彻底把不该扔掉的东西也扔掉了，想到它们还有用时又去垃圾箱里捡回来，有一句话“泼污水不能把孩子也泼掉”十分形象地反秧了这种心态。

在这种情势下，造反派虽心有不甘，也只能哀叹“无可奈何花落去”。

1970年一月六日晚饭后，县革委会的一个副主任在五七干校牛棚的炕头上向爸爸宣布了他们的决定：经过内查外调严格审查，没有发现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从即日起结束审查，回归干部队伍、补发被扣工资。

这个结果，爸爸盼了二十个月，等了二十个月，一直沉浮在希望和绝望之间。他虽然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当“喜讯”突然降临时还是感到无比地喜悦和激动，他庆幸自已挺过了煎熬、走出了灾难，他盼望回家与家人团圆，他更忘不了自己已经当了爷爷，他急切地想和孙子见面。

他清楚自己眼下最该作什么，他穿戴整齐下了炕，规规矩矩地站在贴在北墙上的毛主席像下，恭恭敬敬地鞠了三次躬，满怀虔诚地说出听过好多遍、默念过无数次的感谢词：衷心感谢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感谢党中央给了我第二次政治生命，今后我一定斗私批修、改造思想，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说着说着他竟哽咽了，继而泣不成声，他被自己的真情深深地感动了，就像一个小孩子被责罚以后又见到妈妈的笑脸，满心欢喜又满怀委屈。

他突然心中一惊，因为激动竟忘掉一个程序，于是他草草地拭去脸上的泪水，先是祝愿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接着祝愿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最后振臂高呼时代的最强音：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害得那位副主任急忙跳下炕，陪在爸爸身边又是鞠躬又是祝愿又是喊万岁，口中虽有词，眼里却没泪。

爸爸是县直机关里第一个被关进牛棚的，也是县直机关里最后一个离开牛棚的，他离开以后，牛棚只好关张，令那些造反派中的极端分子感到无比惆怅和凄凉，他们对曾经的好日子感到无限怀念和向往，他们曾对爸爸寄托了那么多“希望”和梦想，现在他们只能无奈地接受深深的失望。

爸爸在确信自己真地有了人身自由以后，便不顾夜色已深、不顾那位副主任的好心劝阻，急不可奈地冲出门去、冲向那呼啸的北风和飘飞的雪花中，踏上回家的路，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待了二十个月、六百多个日日夜夜。

家对于每个人都是休憩的驿站、停泊的港湾，那里有暖暖的亲情和深深的牵挂。对于饱受磨难的人它还是暗夜的灯火，给人以希望、力量、信心和方向，指引暗夜跋涉的人走出黑暗、迎接黎明的曙光。

我与妻和妈妈围坐在灯下逗儿子，这个小生命的到来给了我们很多欢乐，他快三个月了，很喜欢笑，已经能够笑出声，他的笑声是我们心中最美妙的音乐。

外边响起由远而近的重重的脚步声，咕咚咕咚的声音离我家越来越近，让妻和妈妈感到紧张，只有儿子还在呵呵地笑。我分辨出脚步声是由一个人的两只脚发出的，既然不是结伙而来、呼啸而至，也就不会有什么危险。只是觉得奇怪，在这个风雪的夜晚，会有什么人、为了什么事光顾我家。

咕咚咕咚的脚步声停在我家门外，变为嘭嘭的敲门声，虽然有了充分的判断，我的心里还是有些紧张，白天都很少有人来，晚上来的会是谁呢？我找出钥匙打开加在门上的锁，又放开门闩，惊喜地看见走进门的是爸爸！

我一声惊呼，引得妈妈和妻跑出屋门，同时也放下悬着的心。她们把爸爸迎进屋，妻急忙找来条帚为他扫去满头满身的雪花，妈妈盯着爸爸的脸，投去询问的目光。爸爸露出开心的笑容对全家人宣布：完事了！接着又补充一句：没事了！

我们一直密切关注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眼前的结果早已在意料之中，但听了爸爸的话，还是抑制不住心中的惊喜，也许因为它来得太快，也许因为它来得太急。

爸爸的目光一直在搜寻着什么，他终于按捺不住要去儿子所在的里屋，妈妈笑着拉住他，告诉他从外面带来一身凉气，先离孙子远点，爸爸恍然大悟，急忙止住了脚步。过了一会妻把儿子抱出来，放到爸爸的眼前，直到儿子再被抱回去，爸爸一直目不转睛地盯住儿子看，儿子几次发出呵呵地笑声，引得爸爸也是笑声连连、笑意绵绵。

这一夜除了儿子没人能够入睡，第二天早饭后爸爸赶回干校去“上班”。

几天后，干校给了爸爸一张可以随时变现的支票，上面是被扣发的二十个月的工资三千多元，这笔“巨款”相当于一个大学毕业生的五年工资，这又引起一些人的感叹和愤懑。

按照时下通行的说法，爸爸被“解放”了，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政策解放了。我觉得“解放”这个词用得很贴切，他是被解下牛轭、放出牛棚。

从此以后爸爸便和革命群众划了等号，他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学在一起、干在一起。就像一向扮演反面角色的演员突然扮起正面人物，开始时很不适应，过了很长时间才逐渐“入戏”。而有些革命群众更加不适应，他们面双这些昨天的牛鬼蛇神，怎么看也不顺眼，就像一直被他们耍弄的猴子突然坐在他们中间。

干校没了牛鬼蛇神，学员们的任务只剩下劳动和学习，大冬天找不到什么活可干，于是只好整天盘腿坐在火炕上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干校高度集中、实行军事化管理，按规定学员每周休息一天，可以回家，有些人在晚饭后会偷偷溜回家，那些“排长”、“连长”也都装作看不见，因为他们也会这样干。只有爸爸像一个胆小的小学生一样，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等到星期六晚上才回来，星期日晚饭后赶回去，对于这样的“待遇”，他感到很满足。

外边的人们的反响各有不同、差异很大。那些同情和帮助过我们的人发自内心地高兴，并为自己的表现感到自豪；那些虽然变了脸却没走得太远的人有的转变了立场有的还在观望；那些居心叵测、落井下石者深感意外和不解，他们已经走得太远，他们无法回头，他们在等待新的机会把恶毒进行到底。

妈妈告诫全家，千万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要保持高度警惕，不要被人抓住把柄。

她去农科所找到孟繁升补交了全部拖欠的房费，孟虽然显得很拘谨，却又有了往日的谦逊和礼貌。

事实证明，妈妈的担忧和警告是有道理的，爸爸虽然被解放，可这个天下依旧不太平。

坊间有一些“有鼻子有眼睛”的传闻，一个卖兔子的贫下中农被群专带走，因为他恶毒地攻击伟大领袖和他的亲密战友。买兔子的人怀疑他的兔子有病，他信誓旦旦地保证他的兔子绝对没病，因为他天天祝愿那个大兔子万寿无疆，祝愿那个小兔子永远健康。

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小学教师为了趋时讨好，给他的三个孩子改了名字：爱国、爱民、爱党，也被群专抓走。小学教师大叫冤屈，群专人员告诉他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因为三个名字合起来是国民党、他心里爱的是国民党。

车站前有一个下肢残疾的人，为了生计，经常表演钢琴伴唱《红灯记》：用手指拔动嘴唇模仿钢琴的琴音，再模仿刘长瑜和浩亮的唱腔，以此吸引路人围观，索取一点饭钱。时间长了有顽皮的孩子为他的节目起了一个看似相近实则不雅的名字“肛门伴唱《红灯记》”，调侃和嘲讽可怜的残疾卖艺人，这完全是孩子的恶作剧，想不到因此惹了祸，几个十来岁的孩子被居委会带走批斗，又叫来他们的家长陪斗，罪名是恶毒攻击和诬蔑革命样板戏。

我与杨结婚时有朋友送了一座毛主席石膏像，我一直小心呵护，不但垫上红布放在最尊贵的位置上，还经常仔细拂尘。不想家里的那只老猫却不知深浅、不懂得小心，它很喜欢坐在主席的对面，用爪子“抓”他的脸，甚至伸出舌头舔他的鼻头，看得我心惊肉跳、愤怒不已，一经发现必严惩不贷、决不手软。可这只老猫却顽固不化、不思悔改、一意孤行、我行我素。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不但主席的鼻头变黑而且脸上还出现了麻坑，这一发现让我惊恐万状，不知如何处置，继续摆在那里，一旦被人发现肯定会惑祸；收起来一旦被查出也是罪状；私自销毁抛弃的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正在惶惶不可终日之时，妈妈的好友巩婶来访，巩叔是转业军官、爸爸在拖拉机站的老同事，两口子都是雇农出身。多年来两家一直关系紧密、彼此信任、常来常往。

我直言不讳地向巩婶说出我的难题，希望她把主席石膏像“请”回她的家里，她有些不解但却痛快地答应了。她离开我家时，我把小心包好的石膏像还有那块红布交到她的手里，看着她渐行渐远的身影，我的心逐渐安稳下来，就好像一个身边的炸药包被移开一样。

几个月后我去她家没有见到那个“炸药包”，我小心地问它的下落。巩婶说：放心吧，早都处理了，我回来后就把它砸碎扔到猪圈里了，有的被猪嚼了，有的被猪踩到泥里了！我不仅感叹，同一个问题，为什么对于我会如此复杂对于她却那么简单。

1970年元旦前后，义县街头出现反动传单，这可是公然向无产阶级专政和新生的红色政权挑战的惊天大案，作案者的气焰十分嚣张、手法也很隐蔽，在当局发现了第一张传单后的严密布控下，又有几张传单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被发现。

社会上出现了很多传闻，有的是关于这些传单的内容，有的是关于作案者的身份，有的是关于当局的防范。所有的传闻都是捕风捉影、猜测臆断、想象多于事实，谣言多于真相。没人说得清楚传单是什么样，有人说是写在香烟盒上，有人说是写在包装纸上，有人说是写在信纸上；至于上面写了什么，也是众说纷纭、五花八门、莫衷一是，总之是攻击和污蔑。有人说是攻击和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有人说是攻击和污蔑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有人说是攻击和污蔑文革旗手江青同志。至于具体是如何攻击和污蔑的，则都三缄其口、讳莫如深，不但根本无从知道，就是知道也不能重复、不能传达、不能扩散，否则也是一种罪过，轻则警告，重则治罪。

至于对案犯的描述，更完全是想象和编造，有人说是从火车上下来的，扔下传单又坐下一次火车逃之夭夭；有人说是进城的农民，干了坏事以后马上离开；有人说是城里的△△△，已经逮捕归案，有名有姓，有鼻有眼，信誓旦旦，言之凿凿，让人不能不信，可是就在一转身却发现他就站在你的身后。

人们说得多少贴谱的是当局的防范，虽然是“内紧外松”，却也难掩他们的愤怒和紧张，而且由于迟迟破不了案又频频发案，当局已经变得内紧外也紧，当地驻军政委兼任的县革委会一把手亲自挂帅，以革委会人保组，公安局军管会和县群专为基本班底，又从各单位抽调了大量人员，组成了庞大的破案队伍，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侦破反革命传单案的人民战争。

由于老公安大部都被送到盘锦的干校改造，专业人员被排斥在破案队伍之外，这支临时凑合在一起的队伍虽然人数众多、声势浩大，却既缺少专业知识、又没有任何经验，于是只能采用群众运动的形式、用“拉大网”的方法去寻找和发现作案人。

他们在全城设置了许多明岗暗哨，全天侯地监视每一条路巷街道，很快又把监视的触角延伸到“可疑人员”的家门口。我不知道我是否在这个名单里，也没发觉在我家的周围有监视的眼睛，我能确信的是我一直处于监视中，有居民小组长，也许还有孟繁升和他的老婆老猴子精，他们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和一双雪亮的眼睛。

由于一直抓不住散发反动传单的反革命，反而接连不断地发现他的“作品”，当局受到上级的严厉批评和社会舆论的冷嘲热讽，他们因此变得狂躁和暴怒，他们的行为也越发歇斯底里，使小小的义县城陷入恐怖之中，不仅牛鬼蛇神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怖，革命群众也胆战心惊。

当局又从各单位抽调大量人员加强和补充原本已经十分庞大的办案队伍，在一些单位因此影响了刚刚走上正轨的工作和生产，破案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无论是生产还是工作都要为它让路。

大街小巷到处布满趾高气扬、横冲直撞的办案人员，当局赋予他们几乎是为所欲为的权力，让他们感到无比的兴奋。他们中的一大部分是各级群专组织的打手和骨干，由于清队运动已经进入尾声，他们失去了昔日的威风、因而感到失落和不平，如今又被派上用场、给了一个更大的舞台，让他们展现最后的疯狂。

他们在街路上任意拦截行人、盘查搜身，稍有怀疑就会被带走关押讯问，稍有不满立刻拳脚相加，“电炮”连连，让你满地找牙。

他们觉得哪家可疑便会在光天化日呼啸而至、破门而入，翻箱倒柜，摔碗砸盆，一片狼藉之后扬长而去

他们会调集人员，突然关闭商店或电影院等公共场所的大门，把人们集中起来逐一盘查甄别，甚至连饭店和浴池也不放过。甄别不清的则一律带走审查。

我有一次去百货公司给儿子买炼乳，刚刚走出来就看见一伙人急急赶来，他们先关闭进出口，然后呼啸而进，控制店内的全部人员。我暗自庆幸快了一步，回到家里仍心有余悸，从此很少上街，更绝对不进任何一家商店，有什么事情都由妈妈去办。

一天妻抱着儿子去她的姑姑家，晚饭前回来时我看见儿子的手里拿着一个“哗铃棒”，它是最便宜也最常见的婴儿玩具，全身铁制，状如铜锤花脸徐延昭手里的那柄铜锤，手柄上面顶着一个空心圆球，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金属球，晃动起来两球相撞，发出清脆悦耳的响声，引动孩子的好奇和愉悦。儿子似乎很喜欢它，进屋以后一直爱不释手，一边晃动一边盯住它看，还不时发出呵呵的笑声。

妻告诉我这个“哗铃棒”是姑姑家的一个朋友给儿子买的，他是县革委会人保组的，正带领一组人参与破案，每天来姑姑家吃饭，有时还会睡在那里。

妻对我说，“人保组”提醒她，像我这种人尽量不要上街，更不要进商店。如果上街，不要东张西望，更不要随便捡烟盒。

我感谢“人保组”给我的“狗崽子”买玩具，我感激他给“我这种人”的善意提醒，只是不明白他为何会这样作。

我的疑问还有，姑父是富农家庭出身的无业人员，在这个阶级出身高于一切的年代，他怎么会和人保组的工作人员成为朋友？破案是高度机密的工作，“人保组”怎么会向姑父这种人泄漏天机，又为什么住在他家、吃在他家、还有“人保组”怎么会知道我是那种人？

我向妻说出心中的种种疑问，妻说他人很老实很正派，言谈举止也看不出是坏人。她抱怨我的眼里没好人。

也许她说的对，我是一只饱受欺凌的流浪狗，对身边的一切充满怀疑和不信任，而她是一只天真的小绵羊，看谁都是天使。

以后妻几次带儿子去姑姑家，每次回来后都会说起“人保组”，充满好感和信任，我听着她的话不再说什么。

1970年的春节虽然爸爸回来了，但仍然无法实现一直企望的全家大团圆。大妹的男朋友边的单位海军工程学院因为战备由大连迁往武汉，因为两个人还没结婚，边没有探亲假，几天的年假还不够往返途中颠簸，根本无法回来。好在大妹有寒假，她早早赶往武汉过年，更主要的是再一次向组织肯求和申请，希望批准他们的婚姻。他们的恋爱就像一场超长的马拉松，已经跑了八年还看不到终点，此时大妹二十七岁、边二十九岁，都已是大龄未婚青年。

小妹和小妹夫志安两人一放假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