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王安琪 于 April 19, 2010 21:42:16:
21 恐怖的年代（下）
春节刚过，全县的气氛又恢复了原先的紧张与恐怖，强大的专政机器在经过春节期间的修整后又满负荷地运转起来，大街小巷重又布满明岗暗哨，监控的触觉延伸到每一个隐蔽的角落，到处都有红亮的心，到处都是雪亮的眼睛。这架巨大的专政机器就像一台由醉酒者驾驶的横冲直撞的压路机，不知什么时候就会从你身上碾过，使你想到它都会恐惧和战栗。
我有一位叫孙成国的“派友”，出身于富农家庭，1949年在读高中二年时放弃了升大学的机会、响应组织号召去了长春航校学地勤，参加了朝鲜战争并立下战功。1955年因为出身被转业，回到义县做初中物理教师，1957年因为给校长提意见被戴上右派帽子、受到开除公职的处理。
他的爱人李淑德是他高中同学，在义县铁路小学当老师，并因此在铁小的房后靠近铁路的地方盖了三间半平房。他们有三女一男四个孩子，李淑德的八十多岁的父亲和瘫痪在床的母亲也住在这里。
文革初期李淑德受到猛烈冲击，被“解放”以后先是被安排在车站候车室作清洁工，后又“提拔”为剪票员，她的工资是一家八口人的唯一经济来源。
大年初七我在车站前遇见孙成国，他红着眼圈告诉我他家“出事”了，初六下午一伙人突然呼啸而至闯进家门，先是控制全家老小，继而翻箱倒柜、掘地三尺，最后竟丧心病狂地把全家老小八口人睡觉的火炕刨毁扒掉，让一家人在残冬的季节无处安身无处睡觉，只好投亲靠友暂栖身。
这次“革命行动”是由站前街居委会组织和指挥的，它的总导演就是居委会主任姜海和姓楚的女文书。
孙成国愤懑又无奈地说：这是存心不让人活了！我警惕地看看周围提醒他：说话小心，被人听到会说你发泄仇恨和不满。他听了我的提醒连连点头、四处张望、满脸诚惶诚恐。
他们遭逢如此厄运的原因首先是他们的政治身份，按传统的阶级观点和政治思维推理，他们这样的人肯定不会干任何好事，所有的坏事无论是反动传单还是杀人都很有可能和他们有牵连。
驱使姜主任和楚文书如此卖力的直接诱因是孙家的三间半平房，楚的丈夫是农机修造厂的普通工人，他们住在一间半厢房里，楚一直强烈希望改善住房状况，却因地位卑微难以如愿，便把觊觎的目光投向孙家的那处房，她的如意算盘是利用城镇无业居民上山下乡运动把孙家赶到乡下，她便可以堂而皇之地占有他们的住房。
为此她苦心积虑、软硬兼施、说服动员、威逼恫吓，纠集一群家庭妇女在孙家的炕头上给全家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提高对城镇无业居民上山下乡伟大战略意义的认识，目的是让他们老老实实地滚到乡下去，把自己的房子拱手相让。
学习班办了一期又一期，毛主席的指示学了一遍又一遍，认识提高再提高，可就是没有她所期待的“实际行动”，孙家人坚持不走，这让楚文书又气又恼、又怒又跳，于是不再在炕头上办什么学习班，而是带领一群人来刨炕。
孙家的情况本不属应下乡之列，孙是“无业游民”，但李淑德是铁路职工，虽然扫地剪票也是革命工作，怎能因丈夫是“无业游民”而放弃革命工作，所以孙家有理由谢绝楚文书的一番好意，坚持留在城里既不上山也不下乡。
姜主任和楚文书是革命同志、一个战壕的亲密战友，革命情谊深厚，他完全理解和支持楚的革命行动，于是两人利用侦破传单案和杀人案的大好时机假公济私，对主席指示活学活用，导演了抄家刨炕的灭绝人性的暴行，并扬言孙家若不下乡，下一步就派人拆房，以此向孙家施压。
在如此强大的压力下，孙家老小咬紧牙关，不动摇，不妥协，不让步，因为命运已到生死关头，身后就是悬崖，让无可让，退无可退，忍无可忍，他们坚持着生存底线、坚守那三间半平房，与姜主任和楚文书对峙。
姜与楚无计再施，便把孙家“告”到县革委会“城镇无业居民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希望他们能对孙家采取“断然”的革命行动，领导小组派人来孙家察看，又听了孙家的陈述，扔下一句“回去研究研究”，从此没有下文。姜楚二人虽然失望，面对领导意图也是无可奈何，只能另外寻找可以整治和报复孙家的机会，他们不愁找不到这样的机会。
我虽然没有受到公开的骚扰，但我知道无论是县里的有关部门还是居委会的姜海都绝对不会轻易地放过我，在他们眼里，我是天然又当然的作案者，他们怎能不睁大眼睛盯着我；更主要的是堂堂的居委会主任、掌控一方的土皇上姜海被我顶撞、谩骂和羞辱，威信扫地，颜面尽失，自然是怀恨在心，时时刻刻都在寻找报复的机会，而现在这么好的机会就在他的面前，岂能轻易放过。此外还有那个“大盗窃犯、大贪污犯”孟繁升和他的贪得无厌的老婆老猴子精，因为他们的见不得人的卑鄙勾当被我揭穿，弄得满大街的人都知道，险些因此“翻车”，也是对我恨之入骨，无时无刻不想反扑过来。
就是不发生这些事情，就是没有这些特殊因素，我也一直处于被监视之中，那就是居民小组长那双雪亮的眼睛。自文革开始以来，她就受楚文书的指派监视我家的一举一动，她一向尽职尽责，此时更会把眼睛睁大瞪圆，把一切都收入她的视网膜中。
我不明白的是他们为何一直没有对我采取革命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