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王安琪 于 May 01, 2010 06:11:47:
22 流徙岁月（上）
自1968年下半年开始，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祸害无穷的人口大迁徙运动，受直接波及的人口数以千万计，受间接影响的人口数以亿计，运动遍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城镇乡村，不但在中国的历史上堪称史无前例，就是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
首当其冲的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冲锋陷阵、立下汗马功劳的红卫兵小将，此时他们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不再是革命小将、正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被赐予一个新称谓：知识青年，这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并不是光荣的封号。
1968年十二月十一日，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它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而在更早的五十年代他就曾指示过：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当时曾有个别小学和初中毕业生去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并涌现出如邢燕子、董加耕这样的典型。
促使毛泽东在1968年未决心把近两千万“知青”全部赶到农村去的原因，一是“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由于文革，学校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大量的初、高中毕业生“窝”在城里无业可就、无事可作、无事生非，成为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而按照马列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失业的，失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把这些“闲”在城里的“知青”送到农村，无论怎么说也是一个出路、一种安置，也可以体现社会主义没有失业的优越性。
以上是“经济”方面的原因，在“政治挂帅”、“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年代，政治因素永远是压倒一切的。
政治方面的原因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肇始阶段的鼓励和纵容，红卫兵小将变得越来越桀骜不驯、特立独行，他们开始有了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诉求，已经干扰和威胁到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并且极有可能“走向反面”、成为异己势力。伟大领袖高瞻远瞩，决定终止红卫兵运动，就像打完仗复员一支军队一样，把他们“复员”到广阔的天地，让他们淹没在贫下中农的汪洋大海之中，并且把这一做法变成常态，其后每年都有大批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以至很难找到哪个家庭没有上山下乡的子女，其结果是改变了一代城镇青年的命运，影响到他们的家庭的正常生活。
跟随着知识青年涌入农村是“五七大军”，即城里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被精简下放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经过文革的冲刷，他们或者是被认为不适合留在单位工作或者是由于精简机构而成为冗员，于是被戴上一顶美丽的桂冠发配到农村。
这顶美丽的桂冠缘于伟大领袖的“五七”指示，根据这个指示各地纷纷兴办起“五七”干校，受到毛主席的高度赞扬肯定并做出批示：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一开始都是把“学员”集中到一起，后来便采取把“学员”分散下放到农村公社的方式，并把他们称为“五七大军”、“五七战士”，把这种方式称为“五七道路”。
第三波涌向农村的人潮是城镇无业居民及他们的家属，1968年十二月八日，《甘肃日报》刊出一篇报道《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讲的是甘肃会宁县一位叫王秀兰的五十多岁的无业城镇居民带领全家下乡务农的先进事迹，引起伟大领袖的注意和肯定，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转发了这篇报道并加了编者按，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第三波由城到乡的人口大迁徙，数不清的城镇居民离开他们世代居住、生活和繁衍的大城市或小城镇来到农村，面对完全陌生的环境，开始完全陌生的生活，背井离乡、流离失所、苦不堪言。
还有一股涓涓细流也汇入迁徙的人潮，他们是城镇的医疗卫生人员，按照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他们离开医院和诊室上山下乡，留在医院的只有刚刚毕业的学生，为了弥补空缺，护士也拿起听诊器和手术刀。
从1968年未开始，“上山下乡”便成为全社会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组，车站上挤满抗着行李、背负挎包的知识青年，红旗飘飘，锣鼓声声，别情依依，哭声阵阵；乡路上行驶着搬家的大卡车，人们眼含热泪告别熟悉的家园、心怀恐惧走向陌生的农村，无尽的哀愁萦绕在他们的心头。
所有奔赴农村的人员，无论是学生、干部、知识分子还是城镇无业居民都被赋予神圣而崇高的使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广阔天地炼红心，反修防修，备战备荒。
这是一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伟大领袖教导他的人民：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于是学生、干部和知识分子这些有知识的愚蠢者便要接受没有知识的聪明者农民的再教育，使他们也变得和农民一样聪明。
我知道伟大领袖还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样的话，既然农民是需要教育的，那一定有比农民更聪明的人，他们一定比农民更卑贱、更没知识，只是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困扰我的还有这样的口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我始终也没有明白到底谁应当学谁。
还有人们在一首歌中唱“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而紧接着又在另一首歌里唱“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也让我胡涂。
义县的街头开始出现一些陌生的身影，他们是来自煤都抚顺的知青，很多人是矿工子女。他们曾是疯狂的一群，抚顺的武斗是全省最惨烈的，就是来到这个穷乡僻壤，他们依然保持着壁垒分明的派性，见面如仇敌，动辄就血拚，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如今他们是失落的一群，因为心不平、气不顺，便在生产队里横行霸道、寻衅滋事，骂队长，打社员，偷鸡摸狗，祸害乡里，好像从战场上下来的一群溃兵，人们敢怒不敢言，连公社人保组也对其避让三分。
他们还带来一种“游戏”：抢军帽，不论是什么人，只要头上戴着一顶军帽，都是他们下手的目标，轻则一顿拳脚，重则扎上几刀，有人因此而丧命。
穷极无聊便成群结伙来到城里，寻找刺激和享受，有钱的进饭店，没钱的进茶馆，胡吃海喝之后，一群人涌上街头，寻衅滋事，放浪形骸，行人皆侧目视、侧足立。
他们无论是坐火车或乘汽车很少有购票的，列车员责问他们：怎么不买票硬坐车？他们回答：对呀！你们的车门上方不是标明了这是硬“座”车吗？
一群知青乘坐公共汽车，到站下车前被售票员拦住要求补票。售票员问：哪上的？答：前门上的；售票员又问：在哪下？答：后门下。在全车乘客的哄笑声中，一群人夺门而下，让售票员哭笑不得。
传来了老姨家除了大表弟张玢以外全家下乡的消息，张玢财会中专毕业以后去了四平市机床附件厂当了车工，这个才子总算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他曾经为我车了几个自行车脚踏的“穿钉”由大妹带给我，令我感叹不已。其余的四人都符合下乡的条件，自然是在劫难逃。老姨是干部，走的是“五七道路”；老姨父走的是“六二六”道路，虽然他是卫校的教师，也被归入医生一类；表妹张靖和二表弟张珂都是在校的中学生，更是上山下乡的主力和先锋。于是这个有校长、有教师、有学生的四口之家便离开四平到双辽县王奔公社去接受再教育。
一家人的命运十分幸运，老姨是四平市教育界闻名遐迩的元老级人物，她的学生遍布全省，她很快就被抽调做一些临时性的工作；老姨父是学医的，在缺医少药的农村是“香饽饽”，受到各级领导和社员群众的欢迎和拥戴，连一天农活也没干过；父母的影响为儿女的前程铺平了道路，使其固有的才华受到肯定和重视、获得了十分难得的施展的机遇。下乡不久，张靖被抽调到双辽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天向贫下中农宣传毛泽东思想，由被教育者转变为教育者。高校根据伟大领袖的英明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后，张珂被公社推荐上了吉林大学物理系，不幸的是他的老师由贫下中农换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设在县城东关高家屯林场的县直机关的五七干校在完成了“斗、批、改”的历史使命后就要关张解体了，一部分根红苗正、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高的人被分配到各级革命委员会，他们兴高采烈、踌躇满志地去新的岗位报到，重新掌握起大大小小的权力：另一部分怎么都不能信任却又感觉可能还有用处的“鸡肋”都被编入五七大军、成为光荣的五七战士，被分配到各个生产队去接受再教育。在当局看来，他们就像一场大扫除中清理出来的废旧物品，虽不堪大用，扔了也很可惜，于是只好把它们安放在一个不碍事不碍眼的角落。
因为给了他们这样崇高的称谓，他们很欣然；因为保留了工资待遇，他们很释然，虽然多少有点无奈，却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并不太坏的安排，无论怎么说，还是留在了革命队伍内部，而很多人当初的设想比这坏得多。
一个小道消息说：保留公职和工资待遇的期限是五年，到时将彻底转变为社员，这一说法虽然让人感到隐隐的不安，但那是五年以后的事，在这个如万花筒般变幻莫测的年代，谁能说得清五年之后会是什么样！
爸爸光荣地进入五七大军的行列，除了欣然和释然，他甚至还有几分自豪，报纸电台和各级领导的吹捧和造势让他飘飘然，经过了这么多事情，他还是那么天真和轻信。此外对于几十年在“农业战线”摸爬滚打的爸爸，对农村和农民、土地和庄稼不但十分熟悉，而且有发自心底的亲近感。
十几年来我一直是个没有职业和固定收入的无业游民，虽然这并不是我的错，却也难逃被赶到农村务农的命运。
于是我们全家下乡便在1970年的春节以后提上日程、进入倒计时。
春节以后，驱赶城镇无业居民下乡成了各级组织的主要任务，各个居委会更是全力以赴，成为攻坚队和急先锋，威胁利诱，软硬兼施，对于“重点户”和“土围子”无所不用其极，或者无休止地在他们的炕头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或者在他们的家门口没日没夜地敲锣打鼓“欢送”，不管你家里有老人孩子还是病人，日夜吵闹不休，直到你写了“自愿下乡”的申请、注销了城镇户口才鸣金收兵。
奇怪的是自春节期间那次抄家以后，姜海没有再骚扰我们，虽然我是铁定应下乡人员，却既没来我家办学习班也没在我家门口敲锣打鼓，这种十分反常的平静让我百思不解。
虽然没有有型的压力，无型的压力也使我无法在城里“赖”下去，经过春节抄家，我又一次领教了群众专政的威力和小人的卑劣，我知道他们对我恨之入骨，我知道他们是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我已经畏惧和他们的另一次“肉搏”，我不但做了丈夫，又当了父亲，我的肩上不但有父母，又担起了妻儿，一旦有闪失，他们将孤苦无靠，面对吃人不吐骨头的恶人，我必须为亲人保全自己。
一些五七战士选择了不带家属、只身下乡的办法，虽然这违反了有关规定，但当局出于同情也是“睁只眼闭只眼”不予干预。但爸爸已年近六旬，生活自理能力很差，这些年从未离开妈妈的照顾，妈妈肯定和他一块下去。而两个六旬老人单独下乡，也会使我分外牵挂，所以只好“若活活在一块，若死死在一起”，这也是促使我情愿下乡务农，不再挣扎和犹豫的另一个原因。
人在无奈的时候总希望找到一些屈从的借口和理由，这也许就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不得不下乡这个问题上，我的“精神安慰剂”是日趋紧张的战备形势。
中苏两党两国自五十年代的“蜜月期”到六十年代的论战和争吵，关系越来越紧张，终于由剑拔弩张发展到兵戎相见。1969年双方在珍宝岛真刀真枪地打了起来，小弟弟教训了老大哥，老大哥自然不服，先是在新疆发动几次坦克集群入侵以炫耀武力，后又在边境陈兵百万，恐吓和威慑中国，一场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全国上下一片紧张。
伟大领袖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和“要准备打仗”的最高指示，八亿人口耳熟能详。
坊间流传周总理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谈时的交锋，柯西金说：我们的坦克一周时间便可开进北京天安门广场；周总理说：我们的坦克用不了一周时间便能开进莫斯科红场。
为了应对突然袭击，副统帅林彪签署了“一号战备令”，命令各大军区高度戒备，又借机“疏散”了老干部。
全国各地、特别是北方边界各省都掀起备战御敌的高潮，组织和训练基干民兵和武装民兵，储备和坚壁粮食和油料等战备物资，动员和组织各行各业各单位修建人防工程，据说城镇人口上山下乡也有疏散人口的用意。
义县是个小城镇，战备的气氛自然不如大中城市，但战争的恐慌也萦绕在人们的心头。
锦州是连接关内外的战略要冲，著名的辽沈战役就是以锦州为中心开展的，而义县是锦州的北大门，辽沈战役就是从义县打响的，因此义县也算得上一个战略要地，境内有几支部队驻扎证明了这点；义县又是锦承（德）和锦阜（新）沈（阳）两条铁路的交汇点，贴城而过的大凌河上有一座高高长长的铁路桥，如果打起仗来必定是敌机轰炸的目标。凡此种种，增加了人民对战争的关注和恐惧。
各单位都建立和加强了民兵组织以体现全民皆兵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按人员的政治色彩分成三个层次，政治上完全可靠者编入武装民兵，发给真枪，实弹操练，有一段时间甚至集中食宿，随时准备开赴“前线”；政治上基本可靠者编入基干民兵，摸不着真枪打不了实弹，他们是武装民兵的预备队；政治上令人不能完全放心的编入一般民兵，他们或者“成份高”或者社会关系有问题，他们每天演练的“科目”不是战地运输和救护就员挖防空壕，这也就是一旦战争打响他们所能扮的角色。
如我等既没有单位又是政治上绝对不可靠者就只能置身事外作壁上观，而且还很有可能是被怀疑和监视的对象，一到晚上，大街小巷便满是武装民兵的身影，他们不时拦截过往行人进行盘查，使夜晚的路人稀少了很多，而我除非有“要事”从不在晚上上街。
当局要求各大小单位都要挖防空洞，于是各单位都抽调人员专门从事这项工作，几家较有实力的企业可以在挖好的沟壕上面加上覆盖，其余的大部分单位只是在空地上掘一条明沟。无论是覆盖或是明沟，一场大雨过后不是积满雨水就是坍塌大半，成为老鼠、青蛙栖居的所在和顽童们追逐嘻戏的乐园。
县里正在建设一座生产硝酸铵的化肥厂，若有需要，可以立即生产出炸药；县农机修造厂派人外出培训，按上级的要求，他们准备生产手榴弹。
为了贯彻“广积粮”和“藏粮于民”的战略方针，各个生产队都修建了战备粮仓，并准备把集中在各大粮库集中保管的粮食分散到各生产队，但却因为种种考虑并未真正施行。
中学的俄语课不再按课本教学，而是教授学生们一些常用的战场用语，如：站住，举起手来！如：交枪不杀，优侍俘虏！如：打倒苏修，打倒社会帝国主义！
一群中国留学生在莫斯科红场游行示威声讨苏修，面对苏联警察，他们英勇顽强、坚强不屈，他们遭到殴打，他们鼻青脸肿、遍体鳞伤，他们被递解出境，他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英雄般的欢迎。
电影院放映了一部有关珍宝岛事件的记录片，观看者趋之若鹜。片中的莫斯科上空黑云阵阵，不见了克宫红星的光芒，广场上妖雾重重，掩映了克里姆林宫的高墙。
凡此种种都加重了人们心头的不安，这两个昔日的好哥们真的到了“你死我活”的关头了。
俗话说：小乱住城，大乱住乡。躲避战乱成了我们全家被驱赶下乡的安慰剂，甚至幻想在一场热核战争之后我们就是那幸存下来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有幸成为在废墟上建设共产主义的参与者。“小乱住城，大乱住乡”从此被我经常挂在嘴上，就像阿Ｑ先生的那句“老子从前比你阔多了”！
不知为什么，无论是知青还是城镇无业居民还是五七战士上山下乡插队落户，都是去最边远、最落后、最贫困的地方，也许是想通过这些被教育者的努力去改变那里的落后和贫困，可事实是这些人的到来，只会与原住民争房、争粮、争地、争利，加重了这些地方的负担，从而加深了那里的落后与贫困。
爸爸被分配到高台子公社西高大队，高台子公社位于义县的最北部，与阜新市的清河门镇接壤，锦阜铁路和公路穿境而过，因为地广人稀被称作义县的“北大荒”。然而它并没有北大荒那样肥沃的黑土地，广袤的土地中，一半是丘陵一半是贫瘠的沙壤，平均亩产只有二百多斤，全公社每年都要吃大量的“返销粮”。
西高大队是西高家屯大队的简称，位于高台子公社的东部，由西高家屯、前小庄、后小庄三个自然屯组成，是全公社最贫困的大队，也是全县最贫困的大队中的一个。
爸爸在义县从事农业技术工作十六年，足迹遍布全县的每个角落，对各公社各大队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不会不知道西高大队是一个怎样的地方，他也不会想不到此一去就是在那里扎根，子孙后代有可能永远生活在那个地方。
本来以他在义县农村辛勤工作多年构建和经营的人际关系，他完全有可能挑选一个各方面条件都要好得多的地方作“落脚点”，这是关乎子孙后代福祉的大事，事实上很多下乡的五七战士也是自己“选点”，当局也一律默认。
可是爸爸却不愿意这样作，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不服从组织分配的表现，甚至是对抗和欺骗组织的行为，他觉得这样作对不起组织的关怀，他担心这样作会受到组织的“处理”，他要当一个听话的“孩子”，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他要做革命的一块砖，任党东西南北搬；他要成为一个驯服的工具，只干活不出气，不讲价钱，不打折扣。
我在汽车队当了两年多装卸工，跑遍了全县的大部分地方，虽然没去过西高大队，因为常去距它不远的清河门镇，对那一带的基本情况也有所了解，我向爸爸提出一些疑问。
爸爸为我们全家描绘了一幅西高大队的美景，它西距锦阜铁路的雹神站四里，交通方便；北离阜新矿务局清河门煤矿八里，烧煤不成问题；东边是细河，水流潺潺；南边是水沼，鸟语花香；境内土地平坦，物产丰饶；村里民风醇厚，对人友善。一个人间仙境、世外桃源。
他几次去高台子公社和西高大队，向公社递交五七战士的介绍信，接触大队和生产队的领导，察看贫下中农为我们准备的“新居”，每次回来都是报喜不报忧。他说公社革委会主任是原来的县棉花公司经理，和他很熟，又是小妹同学的父亲，相信会有照应。他说大队高书记为人很好，对他很热情。他说生产队为我们安排了两间半房子，比我们现在住的还宽敞，房前是两层院子，种菜自给有余。
我听出他的话里有矛盾有谎言，他说出来很不自信，但我却不忍心揭穿，他不厌其烦地、言不由衷地向我们灌输这些，就是希望我们既或不是高高兴兴，也是顺顺当当地跟他去这个地方安家落户。他很无奈，虽然挚爱家人，却无法为他们做出稍微好一点的安排；他很可怜，做为家长，他不能理直气壮、心安理得地做决定，他只能用诱骗和乞求让自己的妻儿就范。我不仅为爸爸感到悲哀，当年有胆有识、敢作敢为、勇于担当、乐于负责的他真的变成一个听话的小学生、一块任人搬来挪去的砖、一件被人拿在手里使用的工具。
我很同情爸爸，不想违拗他的意愿，更不想再给他惹事。我原本打算去找二里甸子大队，请求在那里落户，我曾在那里劳改五年，上上下下都对我有很好的印象，自信他们会收留我。我了解爸爸的苦衷以后，决定放弃这个想法，因为这无疑是给爸爸出了一道难题。
我帮助爸爸说服了妈妈和妻，我们不再彷徨、不再动摇、不再犹豫，不再挣扎，我们服从组织的分配、顺从爸爸的意愿，去高台子公社西高大队安家落户，既或是刀山也得上，既或是火海也得跳，既或是地狱也得下。
这是一个十分悲壮的决定，这样的决定在人的一生中也不会有几次，每个人都是一脸无奈、一脸哀戚又一脸决绝。
我走进里间看儿子，他正仰卧在他的小被上，手里握着“人保组”给他买的“花铃棒”呀呀学语，他来到人世才四个多月，他正面临命运的一次重大转变，而他对此却浑然不知。看着他天真无邪、懵懵懂懂的样子，我的眼泪止不住夺眶而出。
春节以后，杨越来越频繁地去她的姑姑家，有时也会回家看看父亲，经常是早饭后抱起儿子就走，直到晚饭前才回来。我心里明白，接连而至的抄家和下乡这两次冲击使她的思想有了某种微妙的变化，她的心里正经历着痛苦的挣扎，我们之间本来就没有坚实的感情基础，横亘在二人之间还有那么多障碍，当初的结合无论对她对我都是一种各取所需的无奈，经过一连串的外部打击，这个家庭的优势就要丧失殆尽、荡然无存。大难当头，厄运降临，她如何想都合情理，她怎么作都有可能。
她零星地透露一些信息，她的父亲虽然已经六十多岁，也被居委会盯上逼迫下乡；那个“老婆”家也是在劫难逃，正在作下乡的准备；她的姑父虽然也是无业游民，却因为正干着一份临时工有可能幸免下乡的厄运。
她不时地提到姑姑家的“食客”、那位“人保组”，言语之间透着好感和信任，它们除了自己的体验和观察，更多的是姑姑、姑父的灌输和传染。她说他地位显赫、前途无量，说他很关心我家的命运，说他很喜欢我的儿子，几次过后我的心中有了疑问：他是不是更喜欢我的媳妇？儿子被喜欢是荣耀，媳妇被喜欢说轻了是危机、说重了是灾难，难道“老革命又遇到新问题”，难道我正面临一场夺妻大战？
我对“人保组”的真实身份一直存在怀疑，我以我的怀疑提醒和警告杨，却被她嗤之以鼻、反唇相讥，说在我的眼里没好人。
以我和妈妈的打算，原本准备在城里迁延一些时日，以便和一些来往多年的老相识、老邻居、老朋友告别，因为我们都明白，一旦分手，将后会无期。同时也可以从容地为搬家和农村生活作些准备，主要是整理物品和购买物资，也可以从精神上、心理上逐步接受和适应命运的又一次重大转变。
不料三月十四日晚爸爸从干校回来，神情严峻地向全家宣布：三月十七日搬家，因为车已定好，这个日期是不能更改的！
我和妈妈都深感意外，因为爸爸知道我们的打算，他并没有表示反对，我们不理解他为什么这么作，虽然有几分愤怒却也很无奈，于是只能手忙脚乱地收拾物品，来不及向熟人道别，来不及购买准备带往农村的物资。
三月十七日早晨全家人早早地起来，杨在厨房忙着做饭，其余的人作着最后的整理，这座小城我们住了十五年，这座房子我们住了八年，这里有太多的故事和记忆，虽然很少愉快的情节，也还是有难以割舍的眷恋，因为这是我们的窝、这是我们的巢、这是我们的家。
一家人围在一起默默地吃着在这个家的最后的早餐，每个人心里都充盈着诀别的悲壮和哀戚，对于未来的命运充满茫然和恐惧。
九点刚过，外面响起汽车发动机的轰响，我不再伤感，急忙跑出门去，两辆挂着拖车的“大解放”停在院门外，车是汽车队的，当年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