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王安琪 于 May 23, 2010 05:38:12:

24 流徙岁月（下）
按规定五七大军借住社员的房子是不用付给租金的，这也许是为了淡化财产私有观念，经过这么多年的无数次折腾，人们对此也完全接受和认同，但我们却认为这有失公平，于是决定每月付给房东五元钱租金。

房东老两口在惊愕之余是喜不自胜，一年六十元的现金收入对于他们可不是一个小数目，那位“饲养处处长”喂一年牲口也挣不来这么多钱。老两口都是纯朴善良的人，为了回报我们对他们的“照顾”，便把院中我们房前的菜园让给我们使用，也让我们惊愕不已，因为我们知道自留地和小块园田对于社员是多么重要。实际上他们“回报”的价值大大高于我们每月付给他们的那五元钱，因为这解决了我们常年的吃菜问题，不但不用花钱，而且吃得新鲜方便。

我们有些于心不忍，便决定每月另外增加五元钱，老两口推辞再三最后在我们保证对外“保密”的承诺下还是接受了。

我在每天的农忙之余挤出一切空闲时间投入我的小园田，我把在二里甸子大队种菜五年的所学所得全部用上，精心侍弄，精耕细作，精益求精，精雕细刻，把它经营得如盆景般精致，每天都有人来参观，他们最常用的一句赞叹词是：这哪是种菜，这是绣花。

先有抬大筐证明我不是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的二流子，后有绣花似地种园说明我是个“庄稼把式”，与此同时，爸爸妈妈每天都风尘仆仆地下地拾柴禾、挖野菜，一家人很快便获得贫下中农的尊重和认同。

我的儿子则成为全大队的小明星，小家伙长得白白胖胖、粉妆玉琢，大大的眼睛、黑黑的头发，人见人爱，一旦抱出去总是吸引人们的目光和逗弄，还有小女孩特意来家里看他，许多人使用同一句话形容他们对儿子的的观感：好像画上画的一样。每当听到这样的赞美，我总是既高兴又伤感。

西邻住着被刘书章称作金旺和兴旺的兄弟俩亭章和国章，亭章是大队贫农代表，能说会道，说起阶级斗争一套接一套，动辄路线分析、上纲上线；国章是副大队长、文革中涌现的阶级斗争闯将，为人阴毒，一旦结怨，睚眦必报。

刘书章曾提醒我们对此二人需小心提防，我们对他们的策略是因住得近更要“敬而远之”，为此特意在两家的分界线上扎了一道术秸篱笆，可是因为住得太近，想“远”也难，磕碰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刘国章有一个恶习，无论养猪养鸡从来都不圈，任凭它们四处滋扰觅食，当地把这种行径叫作“吃溜达”，目的是节省饲料，邻人对此皆不敢怒不敢言。我虽然扎下篱笆设防，还是难抵猪将鸡兵的侵害，有一天刘国章的猪嘴巴还是伸进了我的小菜园，鸡们也通过漏洞溜了进来，幸亏妈妈发现得早才没造成重大损失并及时修补了被撕破的漏洞。

中午我收工回来知道了这件在当地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感到很气愤，凭什么辛辛苦苦种植的蔬菜要成为你的猪鸡饲料，我决定找刘国章理论，妈妈没有阻止我，只是要我“注意分寸”；爸爸有些担心，一再地说“算了，算了吧”，我思忖再三还是找了刘国章，客气地要求他把猪鸡圈起来。

刘国章对于我的要求感到十分意外，因为他一直就是这么“养”猪“喂”鸡的，从来没有任何人表达过异议。我对他说，猪吃了我的菜事小，若吃了队里的庄稼，那可就是侵害集体经济的大事了，你这位大队领导一定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

他听了我的话表现出明显的不快，甚至有些悻悻，但没有发作，而且立即动手把猪将鸡兵们关进了牢笼。

邻居们见状无不欣欣然，房东大姨夸赞我“真敢‘搂火’”。

第二天妈妈给他家送过去一篮子各色鲜菜，喂人总比喂猪好。

全大队除了爸爸还有二男一女三个五七战士，他们全部来自沈阳而且全都是独自一人下放。两男中一位姓张，四十多岁，原来是沈阳市和平区牙科医院的副院长；另一位姓冯，四十来岁，原来是小学教师，摘帽右派；一女姓李名好，三十岁左右，也是小学教师，尚未结婚。

四位五七战士之间保持着审慎的来往，白天集聚在大队部看报，还要看那位“八把手”赵和尚的脸色。晚上回到各自的住处，吃过晚饭后便不再出门，孤灯长夜直到天明。

四个人各有一本难念的经却并不相互交流，大家都对别人表持着戒备和警惕，因为他们都是惊弓之鸟，能走到这一步很不容易，都很珍惜和努力营造自身的生存环境。张院长沉稳老练，凡事不动声色；冯右派历经磨难，提高了觉悟磨光了棱角，圆熟圆滑，八面玲珑，和大小队干部的关系都很好，尤其与高书记的关系更不一般；那位小学老师李好很可怜，因为同为大学老师的父母在1957年都被打成右派、至今还被关在教养院，三十岁的她仍孑然一身不能结婚，而今又被下放到农村，不但举目无亲而且前途一片黑暗。

她终日以泪洗面却要在人前强颜为欢，为了得到一个好评价以便为回城创造条件，她必须努力表现，不管公社和大队分配什么任务，她都不顾一切地冲向前。公社修水库她主动请缨参战，和男劳力配对抬筐运土，累得吐血仍然坚持不肯下“火线”；参加“一打三反”工作组，批斗起牛鬼蛇神怒目横眉、声色俱厉、毫不留情；宣传毛泽东思想更是主动积极、不遗余力，不论什么场合什么时间，让唱就嚎，让跳就蹦，因为她根本不会唱不会跳，却不惜出乖弄丑、丢人现眼，为的是表现对伟大领袖的忠诚，可是却常常成为人们开心解闷的笑料；对一些轻薄之徒“无伤大雅”的戏谑和轻薄之举，她也一概忍受，为的是表现和贫下中农亲密无间、打成一片。

我们虽然理解她的苦衷，却认为她更要自尊自爱自重，不可过份损害自己、作贱自己去博取别人的欢心。

几位五七战士都没来过我家，出人意料的是李好突然来了，而且是在晚上。她走进来什么话也不说便扑进妈妈的怀里哭起来，因为担心外人听到，不敢放声，只能隐隐地压抑地缀泣，让人听了反而更加难受。

见她这么委屈这么痛苦，妈妈首先想到的是她受了“欺负”，她的心中一阵剧痛，一再追问之后，知道不是这么回事，她才放心。

李好说，她不想她的爸爸妈妈，甚至有些恨他们，十几年里她只去看过他们两次，因为他们是“自作自受”，不但害了自己也坑了全家。她最放心不下的是弟弟，他只有十五岁，正在上学，十几年来姐弟俩相依为命、苦度年华，是她把两岁的弟弟“拉扯”大，如今她下乡了，姐弟二人天各一方，让她分外牵挂。今天收到姑姑的来信，告诉她弟弟生病了，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得了肺结核，学校已经不让上课，他却一直瞒着她。

她说她损害自己、作贱自己，自己不把自己当人、更不把自己当女人就是为了“表现”、就是为了早一天回城、回到弟弟的身边，她要不惜一切代价，从泥沼里爬上岸，否则不但自己完了，可怜的弟弟也完了。她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弟弟，甚至她的生命也属于弟弟，他是她活下去的理由，如果不是因为弟弟，她的生命也许早已结束。

她说活得太苦太累，心中时时滴血流泪，人前却要作出笑颜，每天和一些既厌烦又恶心的人调笑周旋，那种感受真是苦不堪言，她自己都怀疑是不是真的变得下贱。

她把这一切都堆积在心里，她的心被填得满满的像一个鼓起的气球随时都可能破裂，因为她不能倾诉不能宣泄甚至不能痛哭，她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她要时时注意自己付出沉重代价才建立起来的正面形象。有几次实在无法克制和忍受，就自己一个人去村外的空旷处大喊大叫大哭大笑，像疯子一样。

她今天上午去公社开会，晚上回来读到姑姑的来信立刻瘫倒在炕上，默默地流了一阵眼泪之后心中突然涌起一个无法遏制的冲动，要把心中的苦楚向人倾诉。她立刻就想到了我家、想到了妈妈，不顾一切地跑过来。

虽然这一切来得这么突兀，虽然李好的来访如此唐突，全家人还是给了她十分亲切而热情的接待，让她感到亲人般的温暖。妈妈把她搂在怀里，就像抱着自己的女儿，陪她流泪，听她倾诉，劝解安慰，梳发拭泪，终于使她平静下来。

妈妈知道她还没吃晚饭，要杨为她煮了一碗挂面外加两个荷包蛋，她一点也不推辞，贪婪地吃下。

妈妈给她的建议是立即请假回家了解弟弟的病情，如果可能最好把他安排在姑姑家，她点头应允，只是对姑姑的态度心中没底。

妈妈对她说，希望她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把她当作妈妈。李好听了又扑进妈妈的怀中叫“妈妈”，因为过于激动放声哭了起来。

夜已很深，回她的住处有一段路，妈妈让我送她回去。走在路上她对我说：大哥，你有一个好妈妈，你有一个温暖的家，我真羡慕你。

我一直思索李好对我们并不熟识更不了解，何以如此信任？回来的路上我突然想起白居易的两句古诗：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心中豁然开朗。

虽然妈妈希望她常来家里做客，可是此后她并没再来，她从家中回来后告诉爸爸，她的弟弟已经去了姑姑家。她还偷偷地对爸爸说，刘国章知道她那天晚上去我家的事并问过她，可能是听到了她的哭声。

公社常常从各大队的五七战士中抽调人员参加各种名目的工作组去执行各式各样的临时任务，被抽调的人员无不兴高采烈，因为这标志着党的信任。西高大队的五七战士张院长、冯右派和李老师都不止一次地享此殊荣，他们都尽心卖力地去完成分配给他们的任务。只有爸爸一次也没有被选调，就连像春耕工作组这种纯业务性质的事务也把他这位农业专家排除在外，这让他的心里很不平衡也很无奈，他不仅想起造反派批斗他时说的话：死了张屠户，照样不吃连毛猪；缺你这个农学家，照样种高粱谷子包米！

每天坐在大队部看报的四个人走了三个，原本不大的屋子立刻冷清了许多，爸爸坐在炕沿上，手里的报纸翻来覆去，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凄凉孤单，还要时时揣摩八把手赵和尚那张胖嘟嘟的圆脸上意蕴复杂的表情。

爸爸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他决定自己找些事情作，于是他不再去大队部看报，也不再看赵和尚的脸色，每天早饭后一个人悄悄地下地，几天时间走遍二队的所有地块，踏勘了每块地的土质结构和营养类型，然后向队长孔庆元提出一个十分详尽的作物种植建议，哪块地种什么作物、种什么品种、施那种肥料、注意哪种病虫害等面面俱到，听得孔庆元既觉得新鲜又感到兴奋，想不到种地还有这么多学问，他叹服这个老头“脑袋里有货”，也终于明白了他为什么挣那么高的工资。

看到孔队长兴奋钦佩的目光，爸爸的心中燃起热望，如果一切都按他的设想去办，他有信心使二队的粮食单产和总产大幅度提高，就是亩产“过黄河”也不是高不可攀。想到这里他的心中热血沸腾，他要倾尽毕生所学、付出全部心力，在义县的“北大荒”创造奇迹。

可是孔庆元的一番话犹如一盆冷水浇在他有些发热的头上，孔队长十分真诚地对他说：大叔，我知道你对二队社员的一片情意，你的方案也使我认识到你的真才实学，我也相信按你的话办二队一定大变样。问题是二队这七百亩地怎么种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我这个队长说了算，甚至也不是大队说了算。种什么作物，种什么品种完全由县和公社决定，差一点轻则毁种，重则上纲上线、“路线分析”，你说我能怎么办？你又能怎么办？

爸爸是农业战线的老兵，对于孔队长说的这种情况他是再清楚不过，只是由于渴望工作的愿望和“建功立业”的冲动，一时竟忽略了这个主要因素，孔的话把他从梦里惊醒，从云端回落到地面，此时他只能连连感叹。

爸爸虽然历经磨难，有时依然很天真，几天后他悄悄去了公社请求何主任接见，向他汇报了自己的设想，请求他恩准他在二队搞个种植方式改革的试点，并愿意为此立下“军令状”。

何主任原来是县棉花公司经理，与爸爸曾同为县“棉花办”成员，两人关系一向很好，两人的女儿又是十分要好的同学，这也是他“破格接见”爸爸的理由。他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地听了爸爸热情洋溢的陈述后终于开了尊口：老王，你还是不要想这想那，你的任务就是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说完借口开会扔下爸爸扬长而去。

爸爸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在妈妈的一再追问下说出实情。妈妈对他说：你的毛病就是找不准自己的位置，总以为自己是主人。其实你从来也不曾是主人，能做个客人已经很不错了。客人面对主人要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让喝酒就喝酒，让吃菜就吃菜，要时刻注意主人的脸色，切不可得意忘形、乱说乱动。

妈妈的话让爸爸感慨万端却又心服口服。

主人终于想起客人了，1970年五月春耕播种结束以后，县革委会生产组决定在全县推广植物生长调节剂“九二0”的制备和应用技术，为此在县城办了一个学习班，每个公社去两人学习。

高台子公社派了两名根红苗正的具有初中学历的青年社员参加学习班，七天学习结束后，两人带回全部制备材料用品和技术资料，准备试验成功后再举办各大队人员参加的学习班，以便全面推广应用。

两个人关门“鼓捣”了七天却始终弄不出合格的成品，而带回来的试材差不多已经耗尽。因为无法交差，两个人急得哭了几次，只得向公社提出辞职，打了退堂鼓，而此时全县的巡回检查已经提上日程。

何主任闻听勃然大怒，因为推广“九二0”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他以最龌龊的语言把两个人骂得狗血喷头、狼狈不堪，若不是两人根红苗正，肯定要路线分析。

做为应急和补救，他想起了爸爸这位高级农艺师，于是爸爸临危受命当起救火队员。

植物生长调节剂对于爸爸也是一个十分生疏的“新生事务”，在农大的课堂上没学过，在工作中也从未接触过。其实它在国外已经使用了十几年，由于文革以来断绝了所有的资讯来源，让爸爸对它一无所知。

然而他毕竟是一位高级农业专家，具有农业化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他仔细地研读了十分简单的技术资料后就明白了它的“来龙去脉”，掌握了技术要领，不费吹灰之力就制备出合格的产品，也许这就是“触类旁通”吧。

何主任龙颜大悦，不但说了爸爸不少好话，还设“御宴”款待他一次。在他的亲自主持下，公社开办的学习班也大获成功，各大队都相继生产出合格产品，高台子公社也因此在全县的检查评比中荣获第一名。

公社广播站为此播发了一篇报道，称九二0的试制成功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是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泥腿子”生产出“高、精、尖”……

此后其它公社不断地派人到高台子公社观摩“取经”，他们遇到技术难题也来向爸爸讨教，有时还会接他去现场指导。

一番热闹之后，爸爸回到西高大队，高书记为他选配了一个叫高庆红的初中毕业生，又在大队小学拨给他们一间闲置的教室做九二0的生产场所，爸爸为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制剂室。

制剂室房顶漏雨、四面透风，地面坑洼不平，墙上满是尘缕。高庆红想找大队派人打扫修理，爸爸阻止了他，他带领高庆红抹了房、堵了墙、平了地，扫了尘，在窗上糊了白纸，又从学校借了几张缺腿的课桌用石块垫平，上面铺上白纸作试验台，使制剂室焕然一新，初具规模。

有了人有了房还需要必要的器材和原料，爸爸开了一个单子，除了原料还有一些如试管烧杯之类的玻璃仪器。他知道大队很穷，单子一再精简，可还是给大队出了一道难题。大队长张万吉满脸愧疚地交给他一百元钱，告诉他只能“出”这么多，这还是从供销社借来的。爸爸苦笑着接过钱，带着高庆红进了义县城去采购。

区区一百元连买原材料都不够，何况还有必不可少的器具，爸爸先买足原材料，不但用光了一百元，自己又贴上二十元。至于器具只能“白手起家”了，他去了农科所，从他当年亲手创建的早已破败不堪的化验室和标本室捡回一堆破烂，如获至宝地带了回来。

一趟义县城爸爸贴上三十多元，除了买原材料的二十元，还有往来车费和中午的吃饭钱，此外还有两瓶酒精，这是用来点酒精灯加热的。为了防止有人偷去当酒喝，他让高庆红把它们存放在家里。

大队领导见到爸爸带回这么多“坛坛罐罐”自然是喜不自胜，他们说了许多由衷的好话，但对那几十元的“亏空”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