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王安琪 于 June 09, 2010 03:59:04:

26 流徙岁月（续二）
自确定下乡的那一刻起，一个问题便一直困扰着我们：如何保住爸爸的工资不被“蚕食”。我们去的是一个极端贫困的地方，这里的农民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个钱，遇到必须花钱的事情比如儿娶女嫁、修屋盖房，想借债都难找到门，有一个也许并不夸张的比喻：为买一张邮票，八分钱借了半趟“街”。

如今我们来了，社员们对我们最大的兴趣点是爸爸每月的一百七八十元钱，这对他们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数字，公社头头是他们见过的最大的官，他们的工资都不到这个数字的零头，而他们自己一年也见不到这么多钱。

他们艳羡，他们赞叹，有人打起如意算盘，要把我家当作能够满足他们的借贷需求的小银行或扶贫济困的民政局。

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人觊觎的目光，他们难以掩饰心中的欲望，就像一群鸡围着米囤子，更像刘国章的那只贪婪的猪，时刻都想把它的长嘴巴伸进我们的菜园子。

如果是正常借贷倒也没什么，朋友邻里之间互通有无是经常发生的事，这么多年我们经常借钱给别人，解他们的燃眉之急，他们都信守约定“好借好还”，我们没有任何损失和风险。

如今来到陌生的环境面对陌生的人，他们的偿还能力是一个问题，他们的信誉令人怀疑，更不用说还有人不怀好意，借出的每一分钱都有极大的风险。

当然钱是我们的，它是我们的合法收入，它放在我们的口袋里，借与不借的“主动权”握在我们手中。然而不能不考虑的是拒绝的后果，在我们处于政治弱势的情况下，这是一个绝对不容忽视的问题。

于是怎么办才能既规避风险又避免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成为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想解决它并不很容易。

在下乡之前研究这个难题时，爸爸提出每个月分出三四十元钱作“专项资金”，用于应付借钱的人，即便有去无回也在所不惜。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有道理，他用了一个很时髦的理由：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虽然可能损失一些钱却能换回不少笑脸。

妈妈坚决反对，她认为这会使他们变得更加贪婪，俗话说欲壑难填，一旦尝到甜头，他们的胃口绝不仅仅是每月三四十元钱。再说我们凭什么甘愿损失那么多钱？她主张扎紧篱笆、一毛不拔，到时自有办法。

我虽然根本不同意爸爸的“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的想法，却也不知道妈妈能有什么好办法，每当想起这个难题，心里总有一些不安。

下乡后无论遇到谁，只要说起爸爸的工资，妈妈就会给他们算帐：她和爸爸的老人都在，需儿女供养，每月给每人汇二十元；两个女儿的工资很低，也要家里支援，每月给每人汇二十元，这样每月的工资只剩下不足一百元。

“不要只见鱼喝水，也要看到两腮流”，这是妈妈最常用的比喻。

实际情况是爸妈双方的老人都已不在，对两个妹妹确有支援也不是定期寄钱。为了证实她的说法，每个月我都请假一天去清河门“汇钱”。

妈妈的另一个挡箭牌是我们准备建房，因此需要攒一些钱。这是一个合情合理令人信服的说法。在当地人看来，我们被发配到这里已是“死路绝方”，只能在这里扎根，建房势在必行。

其实我们自来到这里的第一天起就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早一天离开，我们并未被逼入死路绝方，即便不能回城，换一个好一点的地方还有可能，我们怎么会在这里扎根、在这里建房，这只是我们施放的烟幕弹。

我们向大队申请“房场”，又四处奔波“看”房木。房场批而不建，房木看了又看无一满意，大队小队都对我们建房的意图深信不疑，只是觉得我们太挑剔。

这就是妈妈的办法，它果然奏效，来了这么长时间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