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王安琪 于 July 12, 2010 08:08:10:

27 迁徙岁月（续三）
自从来到西高家屯，各种各样的事情接连不断，经常求人用车，无论是求人还是用车都不用支付报酬，只是需要“供饭”即招待帮忙的人和车老板吃饭，这是当地通行的规矩。

我也有两次被人请去帮忙抹房，吃过两家的“招待饭”，都是高粱米干饭、两个菜，其中的一个都是鸡蛋糕，另一个两家有很大不同，一家是土豆拌茄子，吃了添；另一家是“猪肉炖豆角”，只是那肉是“做样子”的，许看不许吃。当我坐上炕，看见那碗炖豆角的上面复盖着一些肉片时，不免深感意外和惊讶，不知为何也是来帮忙的二毛愣却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四个抹房的人都坐上炕以后，二毛愣第一个把筷子伸向肉片，想不到的是他提起筷子时下面竟是一个长长的“肉串”，原来这一片片肉是用一条线串在一起的，它是用来“借味”的而不是给人吃的，它是反复使用而不是一次性消费的。

二毛楞把“肉串”放在桌子上的一只空碗里，冲我诡秘地笑了笑，意思是：哥们，明白了吧？而另外两人却习以为常，举起的筷子停在空中，等待二毛愣把肉串挑出后才伸进那碗菜。

后来我才知道那串肉是那家人过年时留下来的，平时放在酱缸里腌着，遇事时用来“招待”客人。

在这两家吃饭，二毛愣都是第一个爬上炕，而且都背向窗台坐在炕桌的“小面”旁。后来他向我透露了“天机”：所有的炕面都是外边比里边高，桌子放上去会有一个很小的倾斜，这样会使桌子上的那碗鸡蛋糕上面的浮油流向低的一边，使坐在那一面的人独享了所有的油水。

比起别人家，我家的招待要丰盛得多，菜由两个增加为四个，其中的一个也是鸡蛋糕，虽然不一定有肉，但每样菜里都放很多油，让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多少油水的庄稼汉连呼“好吃”。

他们平常在家吃饭都是端着一碗饭，面前的桌子上如果有一碗酱就很不错了，大多数人家都是一碗盐水，无论是酱或盐水，都是“筷子头一捅一嗦嘞”。

人们都把来我家帮忙当成“美差”，每当我家有什么活要干，知道的人会自告奋勇不请自到，以至不得不请求队长通过派工的方式控制人数。

第一次搬家时，因为距离近，原定用刘春章赶的牛车，不料生产队临时有事用牛，队长改派了一辆马车。春章失去“美差”，竟难过得哭起来，我只得像哄小孩一样向他许愿：中午吃饭时一定叫上他，他听了以后立刻破涕为笑。

有一次请老金砌猪圈，妈妈特意买了羊肉用来炖萝卜，又破例准备了一壶酒，老金感动得热泪盈眶，动情地说：这顿饭我会记一辈子！

不但村里人喜欢我家的饭，公社或县里来大队的干部也喜欢我家的饭。按规定，县社两级干部来大队一律吃“派饭”，即由大队安排到社员家吃饭，用餐者每顿饭交给这家四两粮票一角钱，几乎每家都是高粱米饭蒸鸡蛋。

用餐的干部在意的除了这家人给他吃什么主要是他们的卫生状况，由于经济条件和生活习惯，很多人家的卫生状况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屋子里酸臭难闻，炕席脏得看不清花纹，黑黢黢，黏糊糊，坐得时间长一点会被粘住起不了身。锅里是一层“锅巴”，锅盖里外全是污垢。碗越用越小，筷子越用越粗，因为从未洗干净过。也许你正在吃饭，会遇上老人一个劲地咳痰或小孩蹲在一旁拉粑粑。因为是贫下中农，你不能表现一丝一毫的厌烦。

无论是谁遇到这种情况都是苦不堪言，只能自认倒霉没有一点办法，不能放下筷子逃之夭夭，因为这关乎对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这个大得不能再大的问题，只能强忍着吃下去。低着头闭着眼不看身边的一切却不能不琢磨碗中的饭菜里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可以做到脸不变色，却无法抑制心的狂跳，吃饭成了难以忍受的折磨。

派那家的饭由大队八把手、通信员赵和尚掌握，虽然原则上是除牛鬼蛇神以外的全体社员都有这个义务，而且是按户轮班，但他可以随时变通，对于他喜欢的干部，他会派一个“好人家”，对于他不喜欢的干部，他会挑一个又脏又差的人家，因此知道底细的干部都会逢迎巴结他。

他有几次派饭到我家，那都是县里或公社里他绝对不敢轻视不能怠慢的角色，让他们到我家吃饭，他不但放心，脸上也有光，虽然严格地说这么作并不符合党的阶级路线，他也是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实在找不出更好的人家。

每次有人来吃饭，我们也都尽心招待，一般都是四个菜，和招待帮忙的人一个标准，但达不到招待历史反革命老金的那个水平。

在我家吃过饭的干部再来西高大队时，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我家吃饭，但我们并不情愿承担额外的负担，我几次提醒赵和尚不要盯住我们一家，每次他都陪着笑脸，也“收敛”了许多。

经过一个秋天的忙碌，现在终于“地了场光”，自己的口粮分回了家，国家的粮食也入了库。此时已是冬季，北风劲吹，雪花飘舞，大地冰封，一年的农事完全结束。按照老传统，农民进入“猫冬”季节，劳累了一春一夏一秋的人们可以放松一下疲惫的筋骨，舒缓一下紧张的精神，走亲访友，赶集上店，看皮影，玩纸牌，在闲适中期待着春节的到来。

然而老传统早已被打破，“猫冬”只存在于老一辈的记忆和讲述中，合作化以后的农民一年四季总有干不完的活，不是他们想干，是有人要他们干。他们只有在上级还没筹划好让他们干什么时才有一段短暂的空闲，白天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双手抄在棉袄的袖筒里蹲在背风向阳的墙根下，一边享受着冬天的暖阳一边胡侃乱吹，这样的场景俗称“背大墙”；晚上在冬天的长夜里走家串户，点灯熬油，海阔天空，胡诌八扯，直到夜深才各自回家，而不必如农忙季节，匆忙吃完晚饭就急着爬上炕“顺着炕席站着”。

公社很快想出了折腾社员的办法，一部分壮劳力被抽调“兴修水利”，因为每天补助一斤粮、两毛钱，报名的人趋之若鹜，他们集中食宿，被编进营连排，实行军事化管理、大兵团作战。

他们的任务是在一条流经高台子公社的名为清河的河流的两岸修堤筑坝，就像给它安上一付“夹板”，为的是挤出河滩地种庄稼。

这个“夹板河工程”已经干了三次，今年是第四次，每次都是冬天在河两岸垒一些土、堆一些沙，不等春天的种子发芽，就被一场大雨冲得稀里哗啦。于是下一个冬天再修、下一个春天又冲，如是已经三次却仍不罢休，这让我想起那个可怜的西西弗斯。

西西弗斯触犯了众神，他们为了惩罚他，便要求他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由于那巨石太重了，每每未到山顶就又滚下山去，前功尽弃，于是他就不断重复、永无止境地做这件事，西西弗斯的生命就在这样一件无效无望的劳作中慢慢消耗殆尽。

春节前清河门煤矿的一些“关里籍”工人回家探亲，煤矿发生人工荒，生产受到很大影响。煤矿向公社求援，请求安排一些社员临时顶替，他们许诺如果出满班每月可以有一百元钱的收入，如果“出事”，最多能够得到三百元的“抚恤金”。

公社从工农联盟和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高度接受了煤矿的请求，实际上却打着另外的算盘，他们把“支煤”的名额分配到各个大队，规定每人每月要从工资收入中拿出二十元交给公社。各大队也效法这一做法，规定每人每月要从工资收入中拿出二十元交给大队。有的生产队也照此办理，规定每人每月要从工资收入中拿出十元或二十元交给生产队。他们都把这种盘剥叫作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

听到煤矿用工的消息，一些年轻社员十分兴奋，他们跃跃欲试，盘算着干上三个月可以挣回三百元钱，这些钱虽然尚不能娶回一个媳妇，但起码离那个目标近了一步。

我的好朋友二毛楞尤其兴奋，他想媳妇想得几乎发疯，他的父母好不容易为他的哥哥成了婚，再也没有能力顾他，他只能自己想办法，而如今这样的办法找上门来，大把的钞票就摆在他的眼前，怎能叫他不兴奋？

然而知道了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抽头”政策后，他立刻傻了眼，虽然每月还留给他三四十元，可那只是一个小头，为了这点钱不值得拿命换，因为他要干的活是“阴间活”，下到地底下就是“六块石头夹一块肉”，能不能上来只有天知道。

他很失望，他很郁闷，他很愤懑，他问我：他们凭什么一滴汗也不流就拿走一大半？这算不算不劳而获？这是不是剥削？他说这是喝血，比地主都狠。

我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地看着怒火中烧的二毛楞，无法做出任何回答。二毛楞顿有所悟，他说：我不该和你说这些，你不是不明白，你是不敢说真话。

也许是为了提高二毛愣的阶级觉悟，让他知道什么是剥削，什么是不劳而获，告诉他地主多黑多狠，春节前公社开展了一场阶级教育运动，各大队的五七战士都自动获得工作组成员资格，这些本来是接受再教育的人“反客为主”成为教育者。只有爸爸例外，没人说他是也没人说他不是，让他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而他自己也很知趣地站在一旁，不远不近地“看热闹”。

运动的目的是近一步提高贫下中农的阶级觉悟，运动的形式和内容是诉苦申冤、忆苦思甜，开诉苦会、吃忆苦饭。

由于二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