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王安琪 于 August 09, 2010 06:21:10:
28 流徙岁月之大块地
由于车辆调度的原因，搬家的汽车傍晚时分才来，他们是由义县往清河门粮库运粮，在最后一趟的回程“捎”上我们。
和汽车队的哥们分别已近三年，其间基本沒有直接联系，如今又见面了，大家都很高兴。这些当年的临时工都在1971年“转正”，泥饭碗变成铁饭碗，更有几个年轻人由“没尾巴的驴”变成驾驶员，掌管起“路线”掌管起“党”（档），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感慨和羡慕，我不能确定如果我沒有离开汽车队是否也能转正也能开上车，想到大儿子这次坐过汽车以后一定会萌生“长大以后赶汽车”的崇高理想，心中隐隐作痛。
搬家的两辆汽车中的一辆由我的好朋友韩守民驾驶，1964年十月我们同时走进汽车队当装卸工并很快成为好朋友，文革开始以后又是同一个“战斗队”的战友，直到1970年三月我下乡，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往来，他很关心和同情我的遭遇和命运。
他和别的哥们一样，既为我能离开这个穷得“叮当响”荒村感到高兴，也很不理解为何不能回城，而是“从屎窝挪到尿窝”，比原先好不了多少。
哥们再次对我表现出深情厚谊，虽然天色已晚，他们却一点也不着急，轻拿轻放，小心翼翼，来时太阳还很高，装完车已是暮色四合。
比起三年前搬来时村里人的袖手旁观、冷眼相向，这次搬走时来了很多人帮忙和送行，我感到高兴更感到伤感，因为人群中看不到二毛愣，我望着那只荤油罐子，两眼发酸有哭的冲动。
妈妈抱着大儿子和爸爸坐进韩守民的驾驶室，妻抱着二儿子和我坐进另一辆车的驾驶室，我的肩头上蜷伏着一只虎斑猫，我们在沉沉的暮霭中向西高家屯道别。
虽然只是五十多里的路程，由于车速很慢，汽车行驶了两个小时，到大块地时已是夜里九点多，正常情况下人们早已进入梦乡，可是汽车驶进村子以后，却发现七队的不少人家依然灯火通明，他们是在等待和迎接我们的到来，这让我们十分感动，有受宠若惊的感觉，看来造反派说的没错，这里确实是爸爸的“土围子”。
爸爸事先和六队的女社员马宪凤说好，借住她的闲置的两间半房，她曾当过妇女队长，她的哥哥马宪忠也曾当过宋家屯大队的大队长，和爸爸的关系都很好。
几位队干部早已安排好卸车的人，再加上车上的装卸工，大家七手八脚很快就把满满的两辆车卸完，车上除了居家用品还有从清河门煤矿买的四吨煤和可盖四间房的木材。
我们对面屋的一间半房住着吕景芳一家五口：老两口和一女两儿。他曾是这全部四间房的主人，因为经济拮据把东边的两间半卖给了马宪凤。
吕景芳是吕家六兄弟中的老三，他在全大队称得上是个人物，早年参加解放军，曾入朝作战并有战功，复员后回乡务农，长期担任六队队长并把六队管理成全公社的先进生产队。
他读过小学，初通文墨，能写会算，能说会道，人很聪明，头脑活络，见过世面，眼光开阔，接受新事物很快更喜欢独出心裁标新立异，他常在他的生产队举办各种农活比赛，他常常用马车拉着男女社员进城下馆子看电影。
他的道德品质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复合体，他既是豪情仗义的君子，也是委琐邪恶的小人，做好事完全彻底，干坏事登峰造极，以至于了解他的人，无论是好人坏人都对其敬而远之。
一年前他因为“贪占”被免去六队队长职务，因为兄弟众多，在村里仍然是个没人敢轻视的人物。
在他担当队长期间和爸爸相处得很好，他对爸爸十分崇拜和尊敬，虽然如此今后如何与他相处仍然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自我们搬来的第二天起，队里的几个干部相继携夫人前来拜会，他们是党支部书记刘凤江、队长韩福全和会计马占芳。
大块地是一个位于义县城西四里处东西狭长的小村，它的门前五十米是一条公路，紧邻着公路是一条铁路，公路和铁路都通往北票、朝阳并可远达承德、赤峰。
铁路南是同属宋家屯大队的宛家屯，它的南面和西面是两支部队的营房，它们是一个步兵师和一个坦克团。
大块地的西边一里处是另一个大队五里屯，这是一个很大的村子，有几百户人家，还有供销社的商店。
村子和县城有公路相通，来往很方便，骑上自行车只十几分钟便可到达，步行也只需半小时，这个距离比我们下乡前住的南郊远不了多少，爸爸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我也常常步行进城。
搬来没有几天就是春节，春节前小妹一家从长春回来过年，他们一是想看看全家“扎根落户”的新环境，二是为春节后即将进行的建房做点什么。
他们对这个新环境很满意，它离城近，离车站也不远，更重要的是可以处处感受到周边的友好和融洽的气氛，这里没有虎视眈眈的目光，没有贪婪觊觎的心思，没有金旺兴旺赵老连，不会因为看到围了一圈人就想到是爸爸或哥哥正在被批斗。
我们一时无法适应不远处火车飞速而过的喧嚣声，特别是在夜间更是被吵得无法安睡。当地人告诉我们很快就会习惯，他们若没有火车声“催眠”反倒不能安睡。
春节过得很愉快，我找到了我的朋友，妈妈的几位老朋友也上门拜望。正月初三小妹一家三口和我们一家三口逛了一次阔别已久的义县城，走遍了所有的商店，还进了电影院，感受到一种久违的愉悦。虽然我们没能回到这里，却已经和它靠得很近，我们感到满足，我们不敢奢望。
正月初五，对门吕景芳的上一年嫁出去的大女儿带着新姑爷回娘家，吕家老两口急得团团转，因为他们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招待。吕景芳自被免去队长职务后生活一直十分拮据，他要“退赔”，他又是一个大手大脚的人，今朝有酒今朝醉，既便有几个钱也总是很快挥霍一空。
妈妈知道以后，为他们送去一块猪肺子、一小块猪肉、一颗酸菜和一颗白菜，让他们度过难关、免于难堪，两口子连连道谢，感激不尽。
春节期间全家人的主要心思还是放在筹划即将开始的建房上，既然我们已经别无选择并认可在此落户，房子就是至关重要的第一件大事，它是今后生活安定的基础，关乎当代，也关乎后代。
建房的第一步是申请宅基地，这件事在我们决定搬到这里时就已经解决，无论是公社、大队还是生产队都沒有异议，只是还没有落实到具体的地块。
春节期间经过和生产队干部的协商，最终敲定了“房场”即宅基地的位置，它就在我们现在借住的房子的斜对面，这是生产队里位置最好的一个地块，能够得到它我们很满意
建房材料的准备最重要，它的优劣决定房子的质量和样式，虽然我们不差钱，可这是一个有钱也不一定能买的年代，一切都被严格控制，几乎所有的物资都因为紧缺而实行计划供应，它的标志就是无处不在的票证，小到一块豆腐大到一根木材都要凭票证购买。
下乡这几年虽然我们从来沒有在西高家屯建房的打算却一直在作建房的准备，因为我们自知回城无望起码是无期，当社员是我们的宿命，所以一定垒个窝、筑个巢用以栖身。
自下乡那天起爸爸就不断地去县和公社讨要木材票，上级为了解决下乡户的建房问题，下拔了一些木材供应指标，由公社负责落实到户，它虽然不能完全满足建房所需，却也解决了其中的大部分。由于很多下乡户都处于政治和经济上的弱势地位，他们应得的木材供应指标会被部分甚至全部截留，能够“足斤足两”地拿到这些指标并非易事，要睁大眼睛盯着，要跑断腿脚讨要，要磨破嘴唇交涉，虽然它本来就是你的，你却一定要下一番苦工夫才能“感动”那些大大小小的为人民服务的公朴。
经过爸爸孜孜不倦的努力，我们不但拿到了应得的指标，还额外“争取”到一部分，我们用它买回的“房木”基本上能够满足建四间房子之需，只是还缺一架“挑空梁”。
按照农民的习惯，相邻的两间房中间不砌隔断墙，连接这两间房的梁柁因为没有墙的支撑就被称为挑空梁，它需要有足够的截面积以保证强度。我家虽然并不打算把两间房连成一间，但考虑到将来一旦回城“出手”时方便，还是需要一架挑空梁。
爸爸找到留龙台公社六台大队的书记王会丰，他是爸爸的好朋友，他虽然是省劳模、县革委会常委、大队书记，却很有人情味，爸爸被专政时曾被送到六台大队劳动，得到他的无微不至的“掩护”和关照。
六台大队有好多大树，王会丰十分爽快地答应“支援”我们一架挑空梁，并且很快派车从八十里之外送来，至此“房木”齐备。
构筑墙体所需的砖石是另一大项，红砖也是计划供应，县砖厂的红砖被戏称为“核桃酥”，就是不要票证也不敢买。
我的好朋友、当年二里甸子大队的治保主任兼民兵连长李成金现在是公社建材厂的书记兼厂长，这个厂就是由他白手起家创办起来的。他们生产一种灰渣砖，属于新型建材，各项指标均优于传统的粘土砖。
李成金卖给我五千块优质优价的灰渣砖，砖的问题顺利解决。
石料都是由傍山的生产队做为副业就地开采，只要有钱随便购买。因为它是地基和墙体的主要材料，用量很大，运输是个大问题，因此春节一过整天筹划的就是运石头。
爸爸计划先在全大队的七个生产队每队“求”一台马车一共七台车运一天，再用公社拖拉机站的拖车运一夜，经过粗略计算，运回的石头不但能盖四间房，还足够砌筑院墙。
为了争取多运一趟，七辆大马车会齐之后早早出发，运回第一车之后天才蒙蒙亮，卸完车吃饭，这时妻和妈妈还有小妹早已准备好了可口的饭菜。由于“细粮”紧张，我提前去县食品厂找熟人买回二百个面包，吃前放在锅里蒸一下，麦香四溢，松软可口，大受欢迎。八个菜中有四个“肉菜”四个“吃了添”
的大路菜，也颇受好评。事先我们分析认为这里的社员比起西高家屯的社员生活水平高出一大截，加之又刚刚过了春节，所以招待的标准一定要高。
早晨运了一趟，上下午各运两趟，每趟我都随车来回，一溜七辆大马车浩浩荡荡，不时引起路人的注目和赞叹，我的心里也很欣慰。
最后一趟卸车后吃晚饭，我们准备了白酒，这引起车老板们一阵欢呼，酒足饭饱之后几个车老板核计再为我们运一趟，我们很受感动，但考虑到安全问题，还是婉言谢绝了。这种事情安全最重要，一整天已经平安度过，我们可不想因为贪心而惹出意外。
公社拖拉机站的董站长是爸爸当年在拖拉机站的老同事，知道我家要建房，主动提出为我们运石头，因为春耕在即，拖拉机不准上路跑运输，所以只能在夜里“偷偷地干活”。
我们从生产队请了十几个人装车和卸车，为了提高效率，根据我当装卸工的经验，在石场安排了九个人装车，在家里安排了三个人卸车，这不但能够多装快跑，而且减轻了人员疲劳，大家都很高兴。
初春时节，天气依然很冷，就在山上生一堆火，从家里带来香烟和暖水瓶，装完车大家围火而坐吸烟喝水烤火。
正常情况下一夜运八趟，我们运了十趟。
在天亮以后的最后一趟出了一个小事故，我的右手被一块滚落的大石头砸破，皮开肉绽、血肉模糊，疼痛难忍。妻看到如此惨状立刻难过得流下泪水，这是结婚五年半以来她对我最动感情的一次，我十分感动，甚至忘记了钻心的疼痛。
稍作清洗包扎后，小妹夫骑上自行车载着我去了县医院，经过检查并未伤筋动骨，打了破伤风血清和消炎止痛针，又清创敷药包扎后放心回家。
接诊的大夫是李国林，他是妻高中的同班同学，我知道他是谁却因为自惭形秽而羞于暴露我与妻的关系。他不认识我，把我当成水泥厂的工人，因为他们成天和大石头打交道，砸伤手的事故经常发生。
李国林给我开了七天病假条，又把我的手臂吊了起来，叮嘱我不能干活注意休息，我一到家就立刻扔掉吊带忙这忙那，在这个关键时刻，有那么多的活和事等着我做，我怎么能休息！
房木有了，砖石有了，水泥、白灰和玻璃等也在爸爸的奔走努力下解决，下面的事情就是设计和施工了。
所谓设计，囿于传统、地域、观念和材料，我们不想也无法在房子的结构和样式上有根本性地突破，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对传统作一些改进和改良。
辽西地区的民宅自古以来无论是农村和小城镇都几乎是清一色的“土平房”，其基本结构是木架平顶砖石墙，所用建材为木、砖、石、土及少量水泥和白灰，我们无法改动其基本结构，它存在了几百上千年说明它的合理和适用，我们所能作的只有增加水泥、白灰和砖的用量，使房子坚固一点并增加装饰性。
施工的关键是请到好匠人，盖房子的匠人主要是木匠和瓦匠，俗称木、瓦两“作”。
大块地地处城郊，好多人都是无师自通的瓦匠，他们都有不错的手艺，我们把瓦匠活委托给了生产队，按例每间房付费八十元，四间房共三百二十元，比自己请人省钱省事又放心；因为本队没有木匠，我们自己请了两位老木匠，领作的耿师傅是妈妈的一个老朋友的父亲，因为有这层关系也叫人放心。
两位老木匠带着工具来到我家制作房架，双方商定实行日工资，每人每日三元钱，这样虽比“大包”费用高一些，但能保证质量。
他们的家远在几十里之外，自然要在我家吃住，我在六队队部为他们安排了住处，妻每天为他们做三顿饭，早、午和我们一起吃“家常便饭”，晚饭炒四样菜、喝点酒，两人都十分满意。
房架做好后要“树架”，即把梁、柱和檩条、椽子结构成立体的房架，这在生产队包工的范围之内，由他们派人在木匠的指挥下完成，而在这之前他们已砌好地基。
按照老风俗，“树架”是一件十分庄重和喜庆的大事，要选“黄道吉日”，要“披彩挂红”、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为的是讨吉利。
文革把所有的旧风俗都一扫而光，但还是有人提醒我们“意思意思”，我买来红纸，让妻写了几个大喜字还有一些《毛主席万岁》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标语贴在梁、柱和檩条上。
妻从小受父亲的熏陶，练就了一手好书法，毛笔字、钢笔字俱佳，尤以钢笔字见长，可惜一直派不上用场，有了这样一个机会，自然是奋笔挥毫、龙飞凤舞一番，让村里人大开眼界、赞不绝口、啧啧称奇。
在“树架”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备了一桌酒席把队干部和“领作”的瓦匠涂广学请到家里和两位木匠见了面，为的是协调双方的关系以便融洽地合作，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常有木、瓦两“作”关系对立而彼此“设局”的事情发生，而最终受害的是房子的主人。
“树架”时发生一个插曲，按照农村的习俗新建的房子的高度不能超过比邻的原有的房子的高度，也不能突前。我们在农村生活了几年，当然知道这样的习俗，因此虽然希望提高房子的“举架”（高度）但最终还是尊从了这样的习俗，采取了与西邻同样的举架七尺九寸。
我们的房场的东边是一段三间房宽的空地，它的东边是吕老六的两间矮屋，吕老六是吕景芳的六弟，因为视力不好，人也不“着调”，生活十分拮据，几位哥哥帮助盖了两间小矮房，娶了一个傻媳妇，又生了一个半傻的儿子，三口人艰难度日。
我们的房架立起来之后他突然跑来提出异议，说我们的房子的举架比他的房子的举架高了很多“压了他的风水”，这种指责完全没有道理，因为两座房子并不相连，中间还有三间房宽的空地。
对于他的无理取闹我们保持冷静和克制，十分耐心地和他讲道理，可他却纠缠不休，看来他是有所企图。
妈妈去找吕景芳向他说明外面正在发生的事情，吕景芳跑来对着他的弟弟一顿痛骂，吕老六立刻落荒而逃，在吕家六兄弟中，老三吕景芳是公认的领袖，其余五人无论是比他小的还是比他大的对他都是俯首贴耳、言听计从。
吕景芳骂他的六弟：不用说还隔着三间房的空场，就是挨着你盖也不能随你，你住的是狗窝不是房子，别人不能和你一样也住狗窝。
正是春耕大忙之前的空闲，生产队的人车一起上，只几天时间便完成墙体的砌筑。一般社员建房只在墙体的中间设一道“砖带”，我们不但设了两道“砖带”还在房子的四个角砌筑了“砖垛”，既美观又坚固。
下面的一个重要工序是“上笆”：先在檩条和椽子上面铺设一层高粱秸或三层用苇子编结的“苇笆”，用以保温并承载房顶的泥土层，当地社员建房一律使用高粱秸，苇笆虽好但成本很高。
按照和生产队的约定，“上笆”这天的中午要招待干活的人吃饭，这让我们费了很多心思。因为上笆和上土需要很多人，生产队会派出大部分社员，而我们也想借机联络一下和全体社员的感情，便和队干部提出到时邀请全体社员来我家吃“上笆饭”，家里没有劳动力的也可以派一名代表“赴宴”，队干部对我们的想法十分赞赏，并把这个消息传播开来，一时间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初步估算到时至少有一百人吃饭，吃什么是一个大问题，当地社员上笆都是吃水豆腐高粱米饭，因为他们严格限制人数，二三十人只需做“一个”豆腐便足够，而我们要招待这么多人，至少要做三个豆腐，根本不现实。
我去我在汽车队的回族朋友韩守民家说起此事，韩大娘给了我一个建议：炸油条。韩家在解放前和解放初曾在大街上炸过多年油条谋生，虽然很早就不干了，当年的技艺仍在，老太太主动承担起这个重担，她要我准备好油和面，到时她会带上她的“全部人马”来我家。
家里人一致同意这个方案，队干部也很高兴，消息传出后，人们都兴高采烈、摩拳擦掌等着这顿“油条盛宴”。
接下来的问题是油和面，这都是十分紧俏的东西，爸爸再次调动了他多年经营的关系网，先是从粮食局批来一百斤“黑面”，接着又从“千亩百斤皮棉社”红墙子公社搞来四十斤“黑油”即棉籽油，生产队长又答应无偿支援我们几十斤菠菜，我去城里食品商店买回一些“粉头”，至此一切齐备，只等贵客上门。
自房子树架以后我就天天睡在那里，以防房木被偷走，因为今天上笆，我比平日起得更早，刚刚起来不久，就听到房子后面脚步杂沓、人声喧哗，社员们从四处走来，因为油条的诱惑，人们对今天充满了急切的期待。
三张苇笆早已被笆匠卷成圆筒静静地躺在不远处，就像三条静卧的长龙，人们拿来一条条扁担从下面穿过，把它们抬到房后，在笆匠的指挥下一一架上房顶铺展开，四面对齐以后开始上土，生产队的三辆大马车不断地把土从远处运来，再由一群小伙子用铁锹把它“甩”上房顶。
我安排好两个人推着手推车去五里屯供销社买抹房用的盐便急忙跑回家，看着紧张忙碌、挥汗如雨的社员们，我的心里一直牵挂的是油条，不知道韩大娘和她的人马是否已经来到我家，也不知道她们的工作是否已经开始。
家里不见她们的踪影，几个人急得团团转，我安慰大家不要着急，大娘不会食言，她一定会来的，此时肯定就在路上。突然响起汽车的轰响，由远而近，声音越来越大，我急忙跑出门去，一辆大解放在门前停下，韩守民从驾驶室里跳出来，又把他的妈妈扶下来，大娘笑眯眯地看着我，我抢前一步抱住老人家，泪水止不住流下脸颊。
大娘带来她的人马：她的两个儿媳妇，一个是我的二嫂一个是韩守民的新婚妻子，几个人进屋后连水也不喝一口，立刻扎上自带的围裙麻利地干起来，烧水、合面、揉面、擀面、切条、成型，只一会工夫大锅里就传来沸油的响声，一条条生面投进去，一条条“炉篦子”形状的油条捞出来，娘三个技艺娴熟，配合默契，令人叹为观止。
与此同时妻也在对门吕家的锅台旁忙碌着，她正在烧满满一大锅菠菜粉头汤，烧好后她回过头把油条锅里的沸油一勺勺地舀进汤锅里。
我看到厨房里一切就绪，放下心来，急忙回到外面的工地，此时房土早已上完，房上是黑鸦鸦的人群，他们正在踱步踏实，很多人因为插不上手连一锹土也没甩，便爬上房踏土。
我的心里一阵惊悸，担心人太多超负荷，又想起早年看过的一个电影，一队士兵经过圣彼得堡的一座大桥，由于他们是迈着整齐划一的正步，引起大桥的共振而使大桥倾刻坍塌。
我急忙找到队长韩福全说出我的担忧，他立刻扯开嗓子喊下一半人。
最后一道工序是抹房，它关乎房子是否会漏雨，我爬上房去亲自撒盐，意在监督，防备有人为了图省力而“摊煎饼”。
十点一过，所有的工序都完成，队长又指挥人们帮我清理了现场、处理了善后，一切停当以后，他一声令下，要人们去吃“饭”，他提出几点要求：吃前洗洗手，吃时悠着点，尽管“敞开肚皮”吃但不许往家带。
人群中发出一阵欢呼，人们一轰而散，蜂拥着涌进我们住的院子，不见有几个人洗手，他们立刻奔向摆放在外面的盛油条的大盆，转瞬之间便见了盆底，手慢一点的只好稍稍等待，这时他们才发现锅里的菠菜粉头汤，于是急不可耐地找到碗盛满汤喝起来。
有两位老社员为争夺盆里的最后一个油条竟撕扯起来，油条被打落在地上，一人捡起来立刻送到嘴里。
吃饱的人陆续离开，有人手里拿着油条往回带，我担心不够吃想加以制止，妈妈看了看案板上剩余的面和院里还在吃的人，估算会绰绰有余，便要我不要制止那些人，她说：他们家里有孩子和老人，就让他们带一点吧，一百多人吃都吃了，不在乎这一点。
“一百多人”是一个粗略的估计，到底是多少人难以精确统计。除了七队全体社员，我们还“请”了六队的队干部和有关人员，因为他们为我们的木匠和笆匠提供了住处，又支援了两大马车黄沙。
这是我所经历的最蔚为壮观的一次“大锅饭”。
几天后下了一场大雨，按照“惯例”，新房子会漏得“稀里哗啦”，可我们的新房竟滴雨未漏，让人们啧啧称奇，其原因有二，一是人多踩得实；二是食盐用得多，按惯例每间新房用十五斤盐，四间房六十斤，而我们一次用了一百五十斤。这么多盐固化了泥土，形成厚厚的板结层，有效地阻止了雨水的冲刷和渗透。
新房的最大亮点是门窗和窗台，当地社员建房为了省钱都是就地取材，无论是房架还是门窗都使用杨、柳、榆木，用它们做房架倒还可以，用它们做门窗则“勉为其难”，这种材质的门窗极易变型，刚刚做出来规规矩矩，一段时间以后便七扭八歪、惨不忍睹，根本无法关严。
我们从木材公司购得红松和落叶松，落叶松是门框、窗框的好材料，红松更是制作门、窗的最佳选择，这样的好材料让那些合不上窗、关不上门的人们艳羡不已。
我完全摒弃了农村传统的门窗样式，参照“洋房”和楼房的门窗设计了全新的样式，新颖独特、美观实用，博得人们普遍一致的称赞和好评，两位木匠师傅更是赞不绝口，说这是他们干了一辈子木匠见过的最好的门窗样式。
农民建房都采用石材做窗台板，它和喂养马牛的“牲口槽子”是同样材质，质地松软易风化，做工粗糙不美观，由于是在石场定制而非现场制作，尺寸难以精确，常常需要二次加工。
我们的窗台采用钢筋混凝土现场浇筑的方式制作，因为生产队没有这样的瓦工，韩守民的在房产公司做瓦工的大哥为我们请来那里的几个大级工，他们都是全县知名的顶尖高手，他们利用一个星期日来到我家，不但浇筑了窗台还粉刷了整个立面，他们精湛的技艺和显现的效果又引来当地的社员特别是瓦匠的围观。
经过精心设计、精心施工，一座浸透着我们全家人的心血的新房呈现在人们的面前，鹤立鸡群般地展示着它的与众不同。
至此我们的房子基本竣工，搬家之前我找人制作了纱窗，自己动手用调合漆涂饰了门窗和梁柱、还拉来黄土铺垫了地面用石磙压实，又用石灰水喷白了内墙。
1973年五月一日，我们搬进自己的新房，一些朋友和熟人祝贺我们“乔迁之喜”，并对我们的新房赞叹不已，可我们却说不出是喜是忧，因为这标志着我们真的在这个地方“扎根”了
我记下了建房的每一笔花销，搬家之后做了一次决算，总支出为二千二百元，超过当地社员建同样大小的房子的费用一倍以上，也超过爸爸一年的工资收入，这让我的心中很不安，虽然我一直精打细算并没有挥霍和浪费爸爸的一分钱，却也不能不为我的铺张和“自私”感到羞愧。
虽然我的“根”扎在了大块地，可是我的心却无法“沉”在这里，我不想再去地里抬大筐，更不想让我的儿子“修理地球”，一直盘算着如何离开“土地”。
三年前我下乡到西高家屯，陷入“死路绝方”之地，断绝了和外界的所有联系，从八里路之外传来的火车的声响是我能感受到的唯一的“文明”气息，我怀着“认命”的畸型心理，“安心”地作农民，在一个十分险恶的环境里，能够“苟活”是最大的心愿。
而我现在来到一个宽松友善的环境，不再提防那些不怀好意的心思，不再猜度金旺兴旺阴沉的目光，不再担心随时会来的意外侵害。火车和汽车就在我的门前不远处驶过，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它们的声响，还有它们跃动的身姿。义县城就在我的身边，我常常去那里购物和办事，虽然已经离开三年多，那里的一切依旧那么熟悉，连商店里的营业员也还都是老面孔。白天街道上人群熙来攘往，有的忙碌有的悠闲；晚饭后昏暗的街灯下聚集着纳凉的人群，熟人相遇海阔天空、高谈阔论，有人掏出四分钱买上两根冰棍，一根交到朋友手里，一根送进自己嘴里，虽然可能心里正为工资花不到月底或粮食“吃不到头”发愁，可是在我的眼里都是令人羡慕的幸运儿。
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常常遇到往日的熟人，他们有的视而不见、高视阔步、傲气凌人；有的虚与委蛇、言不由衷、心不在焉；有的真情流露、嘘寒问暖、唏嘘感叹。
一次我在傍晚时分从城里回家，在西街遇见坐在自家临街的房门前的石阶上乘凉的杜广冲，他是我在粮油加工厂做临时工时的工友，看见我立刻从石阶上站起来，一边摇着手里的蒲扇，一边关切地问我，好几年不见是不是下乡了？我点头称是，他立刻骇然变色，满是同情、怜悯和惊恐，不停地摇头和叹息，就好像他听到的是我被关进了“大墙”里。
我希望找个临时工干，可这很难，几乎是没有任何可能，几年前我是城市户口都得不到这样的机会，何况是现在！我的身份是社员，我的任务是“修理地球”。
大队有一所小学，缺少合格的教员，对于这样的岗位我想都不敢想，把孩子交给我，贫下中农不放心、不答应。
大队有一座“综合厂”，许多社员在那里上班，每个月可以挣二十八元钱，八小时工作，还发工作服，这让我羡慕不已。
爸爸十分含蓄地向张书记说出我想去那里工作的愿望，因为那里有一个姓陈的电工是本大队一个大地主的孙子，这给了他鼓励和希望。张书记是一位远近闻名的机灵人，他不会听不懂爸爸的话，可是他却“揣着明白装胡涂”，顾左右而言它，让爸爸“点到为止”、知难而退。
可爸爸却并不完全死心，他知道他的儿子实在“拿不出手”，便找机会推荐他的儿媳妇，她高中毕业、贫农成份，会是一个合格的小学教师。
一次大队要上报一份很重要的典型材料，爸爸帮助他们写好，需誊写三份分别邮寄给有关部门，而全大队竟找不出一个能把字写得工整的人，小学的几位老师都不敢接这个差事，爸爸认为这是展现儿媳妇才干的好机会，便主动请缨接下这个差事，兴致勃勃地把原稿和稿纸带回家。
令人完全意想不到和百思不解的是，当爸爸向杨交待了任务、说出他的良苦用心后，她不但没有丝毫的感激和高兴，反而是满心满脸的不快和反感，先是百般推诿，十分不情愿地接下“任务”后又消极怠工，限定的日期将至还不动笔，爸爸怕误了大队的正事急得团团转，把我叫到一旁让我催催杨。
我强抑心中的怒气耐心地向杨解释爸爸的好心和苦心，希望她能够理解和配合，既便她不在乎爸爸希望她进大队小学的努力，也要完成爸爸揽下的“差事”，让他对大队有个圆满的交待，更不能因为我们而误了大队的正事。
看来她也满心怒火，立刻借机和我大吵起来，说她看不惯有人在她面前“得瑟”，我不知道她说的是爸爸还是我，无论说的是谁都没有任何道理都是不近人情无理取闹。我想起她的初中同班同学杨凤兰对她“歪”的评价，便反唇相讥，说她不知好夕、没有人味。两人一触即发，战火瞬间燃起，迅速升温，引来不少人旁听和围观，连与我家一户之隔的生产队长韩福全都过来劝架。
杨大哭起来，给了围观和劝架者一个十分明确的印象：这一家老少三口倚仗“财大气粗”欺负一个外来的柔弱女子。
类似的情形以后发生过多次：好心被误解，好话招来反感，而我却一直想不明白反感因何而来、怒气为何而生。
爸爸无论如何都想不到他的好心和苦心竟被如此理解和对待，他索回原稿，拿到他的单位找了一位大学生誊写了三份拿到大队交差。
民间有一句话：夜晚想好千条路，早晨起来卖豆腐，这也是我的处境的真实写照，想了好多办法，作过多种尝试，最后还是挣脱不出农村和土地，就像那个可怜的齐天大圣，纵有万般本领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1973年的秋天我到生产队“上班”，虽然队干部一直容忍我“消遥自在”并不催促我出工，但我的肩上担负着妻儿的生计，我怎么能有手好闲、把生活的重担完全推给花甲之年的老爸爸。
1974年初毛泽东和江青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江青更是把运动的矛头指向周恩来。
运动开始不久，义县化肥厂就揪出一个反对批孔、恶毒攻击毛主席和江青同志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他用粉笔在墙上写了几条反动标语，矛头直指毛和江，反动气焰十分嚣张，被革命群众揪出后受到极其严酷的批斗，迅速被逮捕入狱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受到 “从重从快”的严厉打击。
全县大大小小的单位都召开了批判和声讨大会，因为他姓孔，被人们众口一辞地称为“孔老三”，令我不寒而栗的是他竟是我的一个熟人！
这位孔老三原是西高家屯大队第一生产队的贫农社员，后到化肥厂作临时工，工作是喂马，因为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吃苦耐劳、任劳任怨，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并因此破例转为固定工。
西高家屯大队第一生产队位于西高家屯村的孔家庄，全队社员绝大多数都姓孔，孔老二的流毒对他们的影响极深。
因为我家在西高家屯的最后一年搬到孔家庄，所以和孔老三有一些接触，他给我的印象是老实本分、谦和正派，这也是我对孔姓家族的整体评价。
他性格腼腆、不善言辞、甚至有些木讷，见了我总是谦恭的一笑，再打声招呼，不外乎“吃了没？”或“上工啊？”、“收工了？”之类。
他交待的作案动机是他认为批孔是污辱和亵渎了他的“老祖宗”，因而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和仇恨，所以便恶毒攻击、疯狂报复。
他有了工作又刚刚结婚，想不到大难突然降临，若不是他出身贫农、认罪态度好，肯定会判死刑，在牢里关上二十年已是法外开恩、宽大处理。
孔老三“进去”不久，他的新婚妻子在组织的帮助下提高了阶级觉悟和他“划清了界线”。
因为批林批孔，1974年的春节又被贴上革命的标签，不过这次根本没人理会，无论是干部还是社员都忙着“大吃大喝”、进城逛街，青年人则凑在一起打扑克，连表面上的应付也没有，虽然沒有人公开说什么，却是万众一心的抵制。
春耕播种前，爸爸为生产队从朝阳引进一个棉花新品种，需要派人前去办理，因为是爸爸的关系，生产队把这个差事交给了我，并派了一个叫刘国瑞的社员与我一起去朝阳，这是继我在西高大队进城买马车棚之后又一次为生产队出差。
坐在开往朝阳的火车上我想起了孙庆昌，自文革开始我们就失去了联系，文革初期张铁男来我家向我提供了一些关于他的信息，知道他因卷入派性纷争而遭到对立面的追杀，侥幸逃脱亡命朝阳，在局势平稳之后把全家从锦县余积公社迁回朝阳老家，据说他在朝阳的一个木器厂作临时工。
陪同我的刘国瑞大我两岁，他当过兵，又在大队任过治保主任，专管牛鬼蛇神，可是自从我们搬来以后我们很快成为好朋友，他在各方面都给了我们很多帮助，也许这就是生产队派他陪同我的原因。
我们下了火车在站前旅社住下后，连饭也顾不上吃我就跑到前台打电话，我拨通了朝阳木器厂的电话那里却没有孙庆昌，他们告诉我孙庆昌在朝阳木制品厂，于是我又拨通了木制品厂的电话顺利地找到了他，他自然是又惊又喜，来不及细说什么，马上骑着自行车赶过来。
我们分别已近十年，又都经历了生死磨难和考验，彼此都有很大的改变、都有满腹的话要说给对方，但因为有外人在场，只能保持克制和分寸。我向刘国瑞介绍孙庆昌是我的高中同学，我向孙庆昌介绍刘国瑞是大队治保主任，意在警示他说话留分寸，而刘却因此显得很高兴。
孙庆昌如同重犯了解他脚上的镣铐那样深知“治保主任”是个什么角色，自然不敢怠慢，他把我们带到朝阳最繁华的转盘街的一间大饭店尽了他的“地主之谊”，三个人酒足饭饱之后把满心欢喜的“治保主任”送回旅社，让他躺在床上打饱嗝，然后用自行车载上我乘着朦胧的夜色回到他的家。
他住在距离市区大约十里的一个叫上河首的村子的一座三间西厢房里，家里除了他和妻子崔书英还有一女三男四个孩子。
时令三月春寒料峭，人们睡得很早，我的突然出现把全家人从睡梦中惊醒，几个孩子睁着惺忪的睡眼好奇地盯着陌生来客，心中猜度他是什么人；崔书英肯定不止一次地听过丈夫讲起我却是从未见过面，也对我充满陌生和好奇，坐在昏暗的灯影里不住地打量我，同时仔细地谛听着我和丈夫的谈话。
谈话持续了整整一夜，分别了将近十年、其间都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度过了炼狱般的漫长岁月的同病相怜的两个人都有太多太多的话要向对方倾诉，彼此都为对方的遭遇唏嘘感叹，两颗伤痛的心紧紧地贴到一起，在这个春寒料峭的长夜，我完全忘记了他曾经对我的伤害。
几个孩子很快又沉沉睡去，崔书英却无法睡着，那噩梦般的经历虽然已经过去却仍然让她心有余悸，我的经历也让她叹息连连、泪水涟涟，她索性穿衣起来忙起早饭，和面剁肉，包起饺子，我和庆昌也立刻参加进去，一边包饺子一边继续我们的谈话。
他在1963年把全家从朝阳老家迁到锦县余积公社，当时他已经摘去右派帽子离开那所中学到公社的综合厂当技术员并为工厂研制了几种化工产品，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得到公社的信任，悲惨的命运出现转机。然而好景不长，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余积公社被辽宁省定为运动的试点，派了一个以副省长褚凤歧为队长的庞大的工作队，推行一套极左的政策，使他再一次受到严重冲击，在一连串的批斗之后被清除出综合厂。在接踵而至的文革中，由于卷入派性纷争而受到对立面的追杀，昌惶奔逃，亡命朝阳老家，在舅舅的庇护下才保住一条命并在舅舅掌权的朝阳铸造厂作临时工。
在他亡命期间，大儿子得了小儿麻痹症，因为无力救治而留下严重的后遗症，不但肢体残疾还有不时发做的癫痫病。
朝阳铸造厂是搞铸造的，厂里有几位制作木模的木模工，他们原本都是家具或建筑木工，由于工作需要转行作了木模工，却因文化水平太低并不能完全胜任，因为这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工种，除了基本的木工技巧还要具备识图和计算能力以及相当的机械知识。
崔书英的两个哥哥都是农村木匠，孙庆昌与她结婚后跟两位舅哥学了木匠手艺，进入铸造厂以后被安排到木模组跟几位“老师傅”学木模制作，这使他的聪明才智和文化知识有了用武之地，很快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木模组的首席，令那些“老师傅”心服口服、佩服得五体投地，并渐渐地在全市同行业中有了名气。
因为备战，朝阳到处都开掘山洞，空压机是必不可少的利器，由于国家调配的满足不了需要，朝阳军分区决定自己生产制造，军分区董司令员亲自挂帅主持这项“严肃的政治任务”，采取分工协作的方式，把任务分解后分配给各个单位，并规定参与其中的人员一定要“绝对可靠”。
朝阳铸造厂承担了重头戏，他们负责全部铸件的铸造，木模制作是第一道工序，也是任务成败的关键，这使铸造厂的一把手王主任犯了难，他不知该不该把他的右派外甥派上“火线”，而没有他，厂里原有的老师傅只能是一筹莫展，面对一张张令人头晕目眩的图纸一个个打起退堂鼓。
既便没有上边规定的清规戒律，王主任也不愿意让他的外甥和如此严肃的任务沾边，深谙政治的他不会不知道让他的右派外甥介入这个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军工产品的危险性，成功了没有功劳，失败了“罪责”难逃，恐怕自己也难逃“包庇重用坏人”的责任。
王主任试图从其它同行单位“借用”木模工，虽然每个单位的头头都痛快答应，却没有一个木模工肯于承担这个任务，他们都知道空压机是精密度极高的机械，因而对自己的能力没有信心。
在董司令员主持召开的协作会上，王主任说出他的难题，有人点出孙庆昌的名字，王主任说他不敢用，引起司令员的注意，他了解了情况后当即果断拍板：大胆使用，出了问题我负责！
孙庆昌不但圆满地完成了空压机全部铸件的木模制作，还发现并修正了图纸上的几处错误，为朝阳自制空压机、为朝阳的战备立下功劳。在军分区召开的庆功表彰大会上，他坐在台下的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看着一群人满脸喜色、披红戴花、领奖发言，心情十分平静，因为能够工作、施展才干，他已经非常满足。
由此“孙木模”的名字传遍朝阳的机械行业，拜师学艺、求教问计者络绎不绝，这在他的心中滋生出自豪和得意，当年的理想早已灰飞烟灭，他已经不再想什么物理大师，而庆幸自己成了一个木模大师傅。
一个本来有望成为大师的天才被改造成大师傅、大工匠，不知道这对于国家和民族是应当悲哀还是庆幸！
然而他的内心并非死水一潭而是不时泛起涟漪，一次在街头偶遇一位高中同届后来学农的同学要请他吃饭，孙问他挣多少钱，他说每月五十六元，孙说还是他请，因为他每月挣两个五十六元。
平时颇有几分酒量的孙这次却一反常态，几杯酒下肚后立刻酩酊大醉旋即大哭不止，害得这位同学只好找来一辆手推车把孙送回家。
董司令员没有忘记这个才气横溢的右派木模工，虽然没有让他上台领奖，却给了他一份更加实惠的礼物，为他争取到一个临时工转正的指标，使他冲破右派身份和农村户口的双重阻隔，进入到想也不敢想的国家职工的行列。
董司令员的一个姓边的部下转业到朝阳木制品厂当革委会主任，董关照他把孙调到木制品厂，因为那里有一个专门制作木模的车间，边任命孙作这个车间的主任，并把他定为八级工，边十分赏识和信任他，两人很快成为好朋友。
孙庆昌知道我仍然无所事事只能修理地球，便要我也作木模工，可是我连基本的木工技艺也没有。他提出一个办法：把他的二舅哥叫来，让他的木匠手艺和我的文化知识结合在一起，两个人“取长补短”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木模工。
朝阳的一些公社的综合厂都搞铸造，可是他们都没有自己的木模工，只能请人制作或外包加工。由于孙庆昌的名气日隆，这些小厂经常找他帮忙，因为忙于厂里的工作只能一一推掉，如果我们过来做，他会择优承揽下来给我们做。
他的设想切实可行，不但可以让我有一份可观的收入，解了燃眉之急，而且从长远看，学得一门不错的手艺，既可养家糊口又可传之后人，让我的儿子免去抬大筐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