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王安琪 于 August 29, 2010 04:59:05:
29 流徙岁月之木模工
朝阳之行让我发观了一片崭新的“新大陆”，它对我充满诱惑，我昼思夜想的全是如何尽快地成为一名木模工，其盼望与渴想之殷就如同当年高考之后急切地等待录取通知书一样。
然而若想做一名木模工，除了要掌握必要的技艺还要具有相对自由的身份，而我却是一个农民、一个人民公社社员，我的岗位在土地上，我的使命是战天斗地、改造大自然，光荣而无奈，虽然我并不情愿，却被紧紧地捆绑在土地上不得越雷池一步，纵然你有千般技艺万种特长，也只能“修理地球”，否则就是“匠人单干”就是资本主义倾向，轻则“路线分析”，重则批判斗争，不但触及灵魂还可能触及皮肉。
我向生产队的书记刘凤江和队长韩福全说出我想外出务工的想法，他们虽然都很理解和同情我、绝对不想坏我的好事，但也有顾虑和担忧，因为队里有好多手艺不错的瓦匠也都有进城作工的强烈愿望，如果一旦放我走便无法再限制他们。
我体谅他们的难处，每天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心中依然想着“木模工”。
正在一筹莫展万般无奈之际事情突然出现转机，上级实施了一项新政策：下乡人口的口粮改由国家供应，使这部分人成了界于城镇人口和传统的农村人口之间的中间群体，他们是农村户口却是城市口粮，这使我和那些瓦匠有了明显的差异，也给了想放我走的书记和队长以理由，于是他们打开了牢笼的门，放我出去以后马上又紧紧关上。
1974年六月，我掮着行李、带着必要的生活用品再赴朝阳，开始了我的木模工生涯。不知为什么在整理行李物品时以及坐在火车上我都想起十七年前去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报道的情景，当年我十七岁而现在刚好两个十七岁。
我的“搭档”、孙庆昌的二舅哥崔书明已经先我到达朝阳，他虽然也是社员，因为大嫂是大队书记便比一般农民多了一些自由，经常外出单干，家境自然也活泛和滋润许多。
经过初步观察和接触，我发现崔二哥是很开朗很直率很随和的人，这让我很放心很欣慰。
两个从来也沒接触过木模的人就要做木模工了，心中都充满紧张、不安、惶惑和期待，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孙庆昌已经为我们“优选”了一套活，那是朝阳县东五家子公社综合厂委托的建筑用卷扬机的全部铸件的木模，他们和锦州市第二建筑公司签好一份合同，为二建生产十台卷扬机并打算把它当作自己的定型产品。
孙庆昌租住三间西厢房，南边的一间是全家的起居室，北边的一间是他的“工作室”，里面有木工案板和全套工具，他在这里对我和崔二哥进行了简单的培训，告诉我们什么是“翻砂”什么是木模以及木模的制作技艺并演示了木模工具的使用方法。
为了增加感性知识，他把我们带到他的车间，让我们观摩木模的制作过程，还带我们去铸造厂参观铸造工艺的全部流程，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增长见识增加知识增强信心，以便进入和适应即将开始的角色。
崔二哥带来了他的全部“家什”，而我却是两手空空，孙庆昌找出他的闲置的工具，为我配齐木工工具，又为我们两人各配齐一套木模工具，主要是各类扁铲：平铲、内圆铲、外圆铲等。此外还有一个大大的圆规和几把不锈钢“铸尺”，它是制作木模的专用计量工具，根据各种金属的收缩系数在尺上做了“修正”，免去了每个长度都必须计算的麻烦和漏误。
东五家子公社综合厂在朝阳站前旅社有一个办事处，一位木匠出身的李师傅常年驻在那里打理各种事务。他与孙庆昌商定，这套卷扬机木模要在两个月内完成，“工时费”为六百元，即在两个月内我与崔二哥每人可挣三百元。孙庆昌告诉我们若一切顺利根本用不了两个月，一个月足够，但我们必须拖到两个月“交活”，否则在结算工资时会有人“眼红”，更不利于下一个项目的要价。
两个月的时限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李师傅几乎天天给孙庆昌打电话催促，孙不敢说我们已经到达正在家里培训，只好推托活太忙一时无法脱身，并一再保证绝对不会耽误工期。
在李师傅又一次打电话催促时，孙庆昌告诉他人已经在昨晚到达，随时都可以去东五家子，请他派车来接。李说正好明天综合厂的拖车进城运焦炭，可以搭车过去。
开场锣已经响起，大幕就要开启，虽然经过了充分的准备和排练，而且也装扮停当，可是在就要上场之即还是有些紧张，我把想到的一些问题和孙庆昌做了深入的讨论，又跑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木模工工作法》，这是偌大的书店里唯一的一种关于木模制作的书，比起一两年前清一色的毛主席著作，这已经是一个明显的变化。
有了这本《木模工工作法》，我的心里充实了许多，在无人可以求教的情况下它就是我的“师傅”。
第二天下午，我和崔二哥在站前旅社门前坐上装满焦炭的拖车，我们除了带着行李和工具还带了一只铝锅一只铁锅，因为按着和李师傅的商定，我们要“自筹”伙食也就是自己做饭吃。
拖车一路颠簸行驶在蜿蜒崎岖的乡路上，八十里的路程走了三个小时，到达东五家子已是傍晚时分，拖车放慢速度、大吼着爬上一个缓坡、驶进一个大院，这便是我们要在其中工作两个月的综合厂。
我们跳下拖车，有人为我们搬下行李工具并带领我们走进办公室，令人意料不到的是不但厂里的几位头头全等在那里，公社书记竟也等在那里，一阵寒暄客套之后便簇拥着我们去食堂吃饭，我们走进食堂被书记让上座，明亮的电灯光下是一桌子美味佳肴，一旁的小柜上还立着两瓶白酒。如此“阵势”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刚才坐在拖车上看着西沉的落日心里还在思忖晚饭如何解决，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会如此这般解决。
我发现公社张书记无论是口音或气质都与当地人有明显的不同，果然很快就有人介绍说书记是从沈阳来的五七大军，原为一个机械厂的车间主任，恢复工作以后选择了在朝阳留下并被任命为东五家子公社的书记。
介绍情况的是综合厂的刘书记，一位言谈举止十分粗鲁的人，早年在朝鲜战场失去一只左臂，袖管空吊着，是名副其实的“一把手”。
“一把手”急不可耐地开启一瓶白酒为书记及我和崔二哥倒满，说了几句俗不可耐的劝酒词，我们礼貌地谢绝了，他便不再客气，忙不迭地和他的几位下属推杯换盏，留下张书记和我们俩说话，只一会工夫便大呼小叫、猜拳行令，引得张书记不时侧目。
张书记说，他下放到朝阳已经几年，深感这里的农民生活艰难，现在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决心帮助他们提高生活水平。因为是搞工业出身，他的思路是开矿办厂，东五家子有丰富的铁矿石资源，不远处的凌源有一座钢铁厂，公社的铁矿正在筹建中；这个综合厂虽然存在了多年，但一直是小打小闹，除了“养活”二三十个人以外基本没有盈余。他当上公社书记以后便开始整治综合厂，目标是把它改造成有定型产品和可观盈余的真正意义上的工厂，他选择了铸造车间做突破点，这个车间虽然有足够吨位的化鉄炉和足够工率的鼓风机以及足够大的车间，却一直只能生产一些炉篦子、“洋井头”之类的民用产品，利润十分微薄，比卖铁强不了多少。
他决定以铸造车间为龙头试制一两样“定型”产品，建筑用卷扬机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他利用原来的老关系揽来的定单，他的目标不仅仅是眼前的这十台，如果成功要把它推向全省甚至全国。
这么多年我听到的几乎全是训斥和嘲讽、看到的几乎全是冷漠和白眼，人们对我就如同对一只流浪狗。如今竟有这样一位“高”官以完全平等的态度和我推心置腹、娓娓而谈，这让我受宠若惊、极其感动，特别是他的心中装着老百姓的疾苦、他所有的设想都是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境遇更让我由衷敬佩，我当即向他郑重表态，一定在规定的工期内高质量地完成卷扬机木模的制作，为综合厂的产品开发作贡献，我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想的。
张书记告诉我他是车工出身，现在还挣着八级工的工资，几年前全家跟他来到朝阳，现在一个男孩被推荐上了大学，一个女孩在公社卫生院当护士。
他一定会发觉我与他心目中的木模工有所不同，不仅是鼻梁上的眼镜还有言谈和气质，虽然孙庆昌提醒过我，下去以后不要再文质彬彬而要“粗粗拉拉”、最好满嘴脏话，可是我在农村生活了这么多年都沒有放弃的习俗岂能在一日一夜之间改变。我想到人们对我的身世会有种种疑惑和猜测，便事先准备了一份“角色自传”，我告诉张书记，文革前我是一名高中毕业的高材生，为了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放弃了升学的机会自愿下乡当农民，几年以后学会了木匠，以后又学会了木模，吃这碗饭已经好几年了。
张听后默默无语，我能感受到他心中的惋惜和感慨却又不便说什么。分手时他一再叮嘱有事可以直接找他，还告诉我们，明后两天依然到食堂吃饭，为的是给我们自己做饭以从容准备的时间。
厂方早已为我们准备了生活和工作的房间，房间很大，足有三十平米，有一铺北炕，炕前的空场可以安置一张案板，生活起居和工作都在同一间房里也很方便。
第二天我们早早起来，为的是熟悉一下厂内外的环境。工厂建在一个平缓的山坡上，有一排排红砖“架子房”，四周是一圈高低错落的围墙。大门开在南面，出得门去向南二里处便是公社所在地东五家子村，除了一栋栋低矮灰暗的民居，还有公社机关大院以及供销社商店、公社卫生院、小学、中学和邮局、银行等，也都是红砖“架子房”。
村西南二里有一座高高的山峰拔地而起，山坡上有一些树木，远远望去一片郁郁葱葱，山脚下有一条河蜿蜒流过，水面不宽水也不深水流却很急，流水潺潺，波光粼粼，清可见底，若非晚春的清晨，我真想涉足其间，戏水濯足。
整整一天我们都用于开工前的准备，先是用一个上午彻底打扫了这个久不住人、到处都是尘缕的房间，又找来柴禾烧干了潮湿的土炕；下午用木料搭建了一个大大的平台，它将是我们工作的平台、做饭的案板和吃饭喝茶的桌子，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开始工作。
第三天早饭后我们领来木料，因为这是极其珍贵的红松，厂方一直严加保管，交到我们手中之后还一再叮嘱防止有人偷窃，弄得我们立刻紧张起来，我和崔二哥决定不能一次全部领出，而是随用随领，用多少领多少。
我在孙庆昌家就已经接触并熟悉了全部图纸，在领出木料、正式开始工作之前我又仔细研究了图纸，整台卷扬机除了电机之外都是铸件也就是说都需制作木模，它们是机架、绳筒、连轴器、制动器和减速器，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蜗轮蜗杆减速器，无论是蜗轮还是蜗杆都是不经机械加工的原始铸件，对精度要求极高，是整个工作成败的关键，我决定把它放在后边，先从比较容易的部分开始，等工作熟悉以后再制作减速器木模。
我决定先做联轴器和制动器，经过简单计算确定了收缩余量、加工余量和拔模斜度并按此“下料”，崔二哥在一旁好奇地看着我算来算去、比比划划、一言不发，他不止一次地向我“交底”：我就会干，别的都靠你。我也总是当仁不让地回答：你只管干，别的都交给我。
在我的心中有一个比喻，我们俩一个是瞎子，一个是瘸子，瞎子背着瘸子行走。瘸子“借”瞎子的腿走路，瞎子“借” 瘸子的眼睛看路，两人谁也离不开谁，否则都寸步难行。
这个比喻除了来源于一个民间故事还因为一个我所亲见的实例，在大块地东一里的小块地就有一瞎一瘸两个人，据说他们是一家人。我不止一次在通往县城的公路上见到这两个人骑在一辆自行车上，前面的瘸子扶把看路，后面的瞎子只管踩脚踏，车子平稳快速地行驶。两个人取长补短、互相帮助，能够完成常人的任何工作，倘若把他们分开，则是两个什么也干不了的废人。
现在我和崔二哥就要骑上一辆自行车驶向我们的目的地，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精诚合作、默契配合。
厂方供给我们两天饭食，在这两天里我们每天三次去食堂吃饭，虽然已不是第一晚的“七碟八碗”，却也每餐都有四样菜，不但令我们心有不安，也令那些在食堂“就餐”的职工艳羡不已。
综合厂的职工来自全公社各大队，有的住在几十里之外，他们只好住在厂里，一个月回一次家。平日的三餐都是自己解决，方法是从家里带来粮食，每餐前把淘洗好的米放在饭盒里送到食堂的蒸笼里蒸熟，然后再佐以从家里带来的咸菜或酱吃下，偶尔买一块豆腐是难得的奢侈。
厂里一些空闲的土地都被种上蔬菜，有了收成以后送到食堂，于是职工便有了免费或低价的“熟菜”吃，但这样的好日子只是季节性的昙花一现、难以持久。
食堂的主要任务除了常年为职工蒸饭便是招待客人，一个公社综合厂从订单到原材料到关键技术处处都要求人、事事仰人鼻息，款待各色“贵客”是必不可少的生存手段，有时公社来了客人也会带到综合厂招待。
第三天中午我们锁好门去了下面的东五家子村，那天正逢集市，我们要为即将开始的伙食采购必要的物资。粮食是第一位的，当地人的主粮是小米，虽然因为学大寨引进了不少产高质劣的高粱新品种，却都受到干部群众的强烈抵制无法取代小米，小米仍然是主粮，只是比例有所下降。
我们事先从厂方预支了一百元工资作生活费，在集市上买了五十斤小米，又买了五斤肥猪肉，主要是解决吃油的问题，还买了一些蔬菜，此外还从食堂要了两个酒瓶，从供销社商店“装”回二斤酱油，并从此学会一个新词，当地人不说买酒买酱油，也不说“打”酒“打”酱油而说“装”酒“装”酱油。
我吃了几十年饭却不会做饭，这是因为我对做饭沒有任何热情和兴趣，也是因为一直有人给我做饭。如今出门在外有崔二哥相伴，每天的三顿饭由他包办，好在他是此中的行家里手，对此并无任何反感甚至乐此不疲。
每日三餐都是香喷喷的小米干饭，买来的菜吃光后便吃豆腐，既不用炒也不用炖，拌上“装”来的酱油便可下饭。后来我们也仿效厂里职工去地里挖来各种野菜拌在豆腐里，鲜美可口又富有营养。
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我每天俯身在案板上看图、计算、划线、测量，然后拿起铲子，把铲柄顶在肩部或铲或挖，红松材质轻软，结构细腻，纹理密直通达，无论铲或挖都得心应手。看着铲下的木屑一片片散落在案板上，想起了儿时在漫天的大雪里追逐雪花的愉悦；望着一段没有生命的木头在我的铲下变为一个“有生命”的机械零件，想像着它的灵动，心中升起创造的豪情。无论是早已远去的儿时的愉悦的回归还是曾经的豪情的重现都带给我极大的快慰和久违的快乐，甚至感到充实和满足。
有时夜半醒来，听着不远处河水哗哗的流淌声，闻着溢满全屋的松香，望着依稀的月光映照下的零乱的工具和一块块木头，心头便会袭来一阵忧伤，既或我是木模工，也还是木匠！
厂里有一个木工车间，两个老木匠带领一群小木匠，他们的主要产品是学校的课桌椅，所用的材料就是当地的杨木柳木，由于材料粗劣，质量无法保证，销路自然不畅，积压的产品堆满两间库房。
为了维持车间的生计，他们想尽各种办法，什么活都干，哪家死了人需要“攒”棺材、谁家娶媳妇需要做家具，他们都闻风而动、上门承揽。他们最喜欢干的是“房活”即为盖房子的人制作房架和门窗，无论是私人还是集体建房，他们也都闻风而动、上门承揽。
我们来到综合厂时，木工车间房门紧锁，老木匠和小木匠都去了盘锦油田，他们在那里承接了一所油田小学的三十间房子的房架和门窗制作，连带又推销出六个班的课桌椅，这对于他们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挣回的钱不但可以结清拖欠了三个月的全厂几十个人的工资还有可观的盈余，为此全厂上下都很兴奋。
他们从盘锦回来那天受到英雄凯旋般的欢迎，不但厂领导和全厂职工齐聚厂门口敲锣打鼓、彩旗飘舞，公社领导也全体到厂。正在干活的崔二哥有些按捺不住，扔下手中的工具要去看热闹，立即被我制止，我告诉他，外边的热闹是别人“家里”的事，我们是“客人”还是不要“掺合”的好。
一行人被迎到食堂，有人过来告诉我们，那里早已为这些功臣准备了面和馅，他们正围在一起兴高采烈地包饺子。我听后制止了正要淘米做饭的崔二哥，他楞了一下顿有所悟，却又满眼疑惑地看着我。
过了一会综合厂的“一把手”刘书记吊着一只空袖管急匆匆地赶来，满脸堆笑地通知我们中午去食堂吃饺子，还特意指出这是公社张书记和他的意思。崔二哥对我会意地笑了笑，我俩忙不迭地连连致谢。
去食堂之前我提醒崔二哥把案板整理一下，成品、半成品和工具材料分别摆放，临出门前我又想起那本不时翻动的“木模工工作法”，把它塞进行李底下。
我十分喜欢吃饺子，而且这顿饺子还包含着厂方的礼遇，更是令人喜不自胜。食堂里密密麻麻地坐了三桌人，外边的两桌是老木匠、小木匠和一般管理人员，里边的一桌是公社和厂领导，在公社张书记的一旁有两只空凳子正“虚位以待”，它竟是留给我们的，这又一次使我有了受宠若惊的感觉。
每张桌子上都有一盆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水煮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菜，但都有两瓶凌塔牌白酒，人们一边吃着饺子一边呷着盅里的酒，悠然自得、怡然自乐，十分惬意，公社和厂领导举着酒盅逐个敬酒更使人们受宠若惊。这些常年在食堂就着咸菜酱吃“蒸饭”、眼馋别人被招待的普通职工如今能有这样的待遇和荣耀，自然是喜出望外、兴奋不已。
酒过三巡之后，“一把手”一边打着酒嗝一边口齿不清地高声宣布：所有外出归来的人员一律放假三天，而且照发工资，引起一片欢腾。
我和崔二哥照例滴酒不沾，他干了这么些年木匠，常年走家串户，吃百家饭，本来有一些酒量，但在来这里之前受到妹妹和妹夫的提醒和警告，做出了决不喝酒的保证，怕的是酒后误事。
我们吃饱了便礼貌地离席，同桌的几个人稍微客气一下便不再挽留，他们酒兴正浓，没有心思搭理我们。我们回到自己的房间烧了一锅开水正准备沏茶，门外响起一声招呼，原来是公社张书记，我们把他让进屋，沏好茶水，而他却既不落座也不喝茶，两眼不停地在案板上看来看去，弄得我们都感到些许紧张，虽然自信没有什么破绽。
他终于抬起头向我们露出和善的笑脸，并且一连声地夸赞道：不错，不错，真的不错。说着坐在一旁的板凳上随手接过一杯茶呷了一口接着说下去：我是车工出身，我知道什么是好工人，除了看他的活还要看他的工具和工余时间工具的摆放，只有一个有条理的人才能干出好活。
他说他也不善饮酒却又不能不“舍命陪君子”，他是借口上厕所从“尿道”溜出来的，不能久留，还要回去“陪君子”，虽然这么说却并不马上就走，好像还有什么话想说却又开不了口。
我见状猜出大半，想起人们议论他的女儿正在筹备结婚，心中豁然开朗，急忙对他说：张书记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忙尽管开口，我们是手艺人，帮不上大忙，如果家里有什么木活要做，只要不嫌弃，千万不要客气。
一番话说得他笑逐颜开，看来是正中下怀，他对我们说，他的在公社医院当护士的女儿计划在国庆节结婚，对象是公社中学的化学老师，东北师大69届毕业生。他准备陪送女儿一对衣箱，木料已经备齐，只是还没想好请谁来做。本来综合厂的头头知道后大包大揽，但女儿却对厂里木匠的手艺沒有信心，说他们只会攒棺材哪会做家具，坚决不用，因此只好“另请高人”。
看来我们就是书记心目中的“高人”，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这个“高人”正一边牛气十足地“拍胸脯”一边心虚得想转身逃开。
书记忙不迭地向我们表示谢意，这件事就这么敲定，有一句话“远来的和尚会念经”，看来此言不虚，相信者众。按照惯例，发生在熟人之间的这种事大都是帮忙，即不收取任何报酬，只接受委托方的招待，如今我们是借他的“一方宝地”生财，而且他又对我们如此礼遇，自然是不能谈钱。我们和他约定备好材料以后我们利用晚上的空闲时间上门制作，他只需准备两顿便饭，下班后我们过去吃饭，晚上收工后再吃饭。
书记十分愉快地应允，这时外面传来嘈杂的人声，那些酩酊大醉的人终于发觉他们的书记不见了，于是一个个踉跄着脚步四处寻找，书记闻声而出立刻被簇拥回食堂，于是外面又归于平静。
屋里只剩下我和崔二哥两人，我满怀忐忑地等待着他的反应，因为我拍着胸脯承揽下来的差事事先并没和他商量，有点强加于人的意味。我不知道二哥的意下如何，倘若他不同意或是不很情愿，我如何去完成，虽然我知道他不会拆我的台、看我的笑话，还是希望他不要有怨言，而是心甘情愿、心情舒畅地完成这项额外的工作。
想不到二哥竟然对我大加赞扬，他说这种事没法不答应，因为我们是借地生财，更因为书记对我们这么好。他说我很机灵、我做的完全正确，他还说可以借此机会让我练练基本工，学学家具制作，这样没有木模可作时也能混口饭吃。
二哥的一番话说得我心花怒放，我说我想教他识图，他马上拒绝了，说他只念过几年小学，一看见图纸上那些道道就头晕。
晚上躺在炕上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去书记家做木箱，所有的操作都会暴露在他的眼前，面对一个心细如发的人，如何才能掩盖我这个“旱鸭子”的真面目，因为制作衣箱不需要看图和计算只需操作，只需刨平、拼接、开榫，而我对这些是一窍不通。
想来想去想出了办法，我们不去他家，让他把材料送过来，我们就地制作，这样既掩盖了我这个滥竽充数的南郭处士的身份也省去往返跑夜路的时间和辛劳，但却失去了每天的两顿饭。
早晨我把我的顾虑和想法说给二哥，他很平静地告诉我就按我的想法办，他说他早就想到这个问题，只是怕我不好意思而没有说破。
当天下午我们借口购买生活用品“下山”去了东五家子村，在公社卫生院找到张书记的护士女儿，要她尽快把木料送到综合厂以便开始制作。对于这种方式她显得很意外，一时不知所措，只是说会和他的爸爸商量。我们征求了她对衣箱的具体要求后离开卫生院去供销社“装”了两瓶酱油回厂干活。
我们在进一步探讨这件事的时候都想到同一个问题，不论是书记或是他的女儿谁拒绝了厂里的木匠而委托和信任了我们都有可能招致这些木匠甚至是厂里头头的不满，因为这不但是明显的轻视也使他们失去了一个讨好和献媚的机会。“同行是冤家”，据说有的木匠早就对厂里把这套工时费高昂的木模外包给我们愤愤不平，如今我们又“抢”了他们表现的机会，倘若他们因此迁怒于我们并产生强烈的不满甚至仇怨，必然会对我们进行报复和暗算。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何况我们根本不是什么强龙，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的处境将会十分艰难和凶险。
第二天上班后，张书记和他的女儿双双来到厂里，两人的自行车后衣架上各有一摞木板，崔二哥仔细察看后露出欣慰的笑容，木板是水曲柳和椴木，水曲柳作面和上盖，椴木作底和梆，堪称绝配；木料都是两公分厚，只需刨光不用再分层，省去许多麻烦；无论是水曲柳还是椴木都十分干燥，可以确保制成品不扭曲不变形。
二哥一边夸赞父女俩送来的好材料一边拍胸保证一定会精细制作、让他们满意。
父女两人十分高兴、连连致谢。我看准时机说出我们的担忧和顾虑，书记微笑着告诉我们尽管放心，这个问题他也想到了，并且“打了预防针”：提醒和关照了综合厂的“一把手”刘书记，告诉他一定不能让他的木匠“整事”。
这天晚上我们开始制作衣箱，收工后做饭、吃饭，然后又上工。崔二哥因为又回到他熟悉和擅长的领域而显得兴奋和惬意，他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展示了高
超娴熟的木工手艺，让我也大长见识、受益匪浅、学到不少东西。
第二天中午，书记女儿送来十斤小米、十斤大米、五十个鸡蛋还有一些时鲜菜蔬，并为我们不能去她家吃饭而连连致歉，弄得我们很不好意思又很感动，稍作推辞便收下全部“慰劳品”，这让我们单调的伙食有了很大的改善，也让那些住在厂里、一日三餐吃“蒸”饭和咸菜的职工们羡慕不已，他们和我们开玩笑，说书记送鸡蛋和大米、小米是给我们“下奶”。
住厂的职工下班后闲得无聊便四处乱串，聚在一起打扑克或是闲聊，虽然有男有女而且都很孤单和寂寞但大家都很注意分寸和界线。没做衣箱的时候我和崔二哥在晚饭后也会参与其中，因为我们的房间宽大又有案板和椅凳，大家都喜欢聚在这里，这时我们就会烧一锅开水、泡进一把茶叶末招待客人，人们一边淅淅溜溜地喝着茶水一边玩“五十K”、“拱猪”或海阔天空、胡诌乱吹，每当此时大家都感到愉悦、满足、放松和惬意，这些在厂里作工的人每月都有三十元左右的现金收入，比起那些终日脸向黄土背朝天的兄弟姐妹，他们自然是幸运儿。
自从我们晚上干活以后便不再有往日的热闹，一些人是不好意思打扰，一些人是被刘书记提醒和警告，这让我们可以专心致志于手中的活。间或有人端着搪瓷缸子过来讨杯茶也不久留，无论谁来我们都是有求必应、以礼相待。
十几天后一对各长一米、宽五十五公分、高六十公分的衣箱便“成型”，只剩上漆和上锁上合叶。在上漆这个问题上崔二哥动了一番脑筋，在一般情况下只要涂刷三遍天津产的光明牌“亮油”即可，可是他却要“打破常规”、标新立异，以显示我们与众不同。他提出用上海产的一种新型涂饰材料“腊克”漆，这是一种挥发性硝基漆，刚刚在大中城市流行，靠溶剂的挥发而干燥成漆膜，漆膜坚硬、丰满，有很高的光泽。
二哥说：人靠一张嘴，货卖一层皮，家具的油漆尤其重要，它就像人身上的衣服。若想使我们作的衣箱与众不同就要在用漆上与众不同，只是不知道在朝阳这个小地方能否买到这种新型漆
我自然同意二哥的想法，并告诉他我有办法搞到这种漆，因为木模制成后为了防潮也需要在表面刷漆或涂腊，我们可以以此为由要厂方去买“腊克”漆，这样既名正言顺又不露痕迹。
我向刘书记提出对漆的需求后他立即派人去朝阳购买，那里果然没有，他们连锦州也没试直接去了沈阳买回了“腊克”漆。
油漆的涂刷需要尽可能洁净的环境，我们的房间显然不合要求，我们请刘书记找了一间闲置的仓库把两只箱子搬进去完成了涂饰和干燥。完工后的效果出人意料的好，漆膜明亮如镜、光可鉴人，见者啧啧称奇，几位木匠也是连连夸赞、自叹不如、心服口服。
箱子搬进仓库之前我们利用一个深夜“偷偷”地做了一个小梳妆台，因为用的材料是制作木模的红松所以不能不背着人。它是我“设计”的，下面有两个并列的抽屉，抽屉之上是一个平台，再上面是一个活动镜架，椭圆形的镜子可以俯仰角度。它小巧玲珑，可以摆放在桌子上或支起的箱面上，说不上华丽但却实用。
我们作完以后便把它藏进一只箱子里，至于涂饰只好等它和箱子被取回家，这不仅因为它不便公开露面，还因为它不能直接用腊克。红松没有装饰性的花纹适合用“浑漆”，我的想法是先用广告色涂成白色，再刷腊克罩面和上光。
箱子的油漆彻底干燥以后，张书记派了一辆手扶拖拉机运回，他的女儿随车同来，又给我们带来十斤大米、二十个鸡蛋和一些蔬菜。我告诉她箱子里有东西，是我们赠给她的结婚礼物，先不要急着看，更不能给别人看，一定回到家里再看。
一番话说得小姑娘一头雾水、满脸疑惑，一对大眼睛不住地在我脸上探寻，而我则是一副神秘莫测状，笑而不答，身边并无外人，完全可以据实相告，但我却想留给她一份惊喜。我又一次提醒她：千万别开箱盖，小心飞了！说得她瞪大了眼睛，心里在想：难道箱子里关着一只鸟？
第二天下午收工前她满脸喜色地来找我们，看看周边没有外人，便连声夸赞我们送给她的礼物，一再感谢“两个叔叔”的美意。她代表她的爸爸和妈妈请我们去她家，这是我们意料之中的，我们十分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跟随她来到她家，她的爸妈还有两个小伙子等在大门外迎接我们，他们一个是她的正在度暑假的弟弟，一个是她的在公社中学教化学的未婚夫，一家人十分谦恭有礼地把我们让进“上房”。
一家住在一个十分整洁的大院子里，迎面是四间窗明几净的正房，西边是两间库房，猪圈、鸡舍一应俱全，还养着一条大黑狗，它很像当年我那可怜的“大花”。也许是我有“狗缘”，它见到我这个生人非但不叫还连连摇着尾巴，一双狗眼透露出亲切和和善。这是一个狗已经成了稀有动物的年代，平时难得见到，加之我从小便对猫狗有一种特殊的喜爱，我显得十分兴奋，径直走到它的身边伸手抚摸它的大脑袋，吓得小姑娘一声惊呼，而大狗却十分温顺地接受我的爱抚。
看来小姑娘很喜欢狗，见我也这么喜欢狗便和我滔滔不绝地说起她的狗，我几次想和她说说“大花”的故事却终于没有开口，我怕一不小心说漏了嘴暴露了我的地主家庭，于是便适可而止地终止了狗的话题。
我夸赞他们的房子和院子，书记夫人说正是因为贪图这些他们才留在了“穷山恶水”的朝阳，想起在沈阳住的“鸽子笼”心里便发紧。
我们说起梳妆台的油漆问题，我们打算把它漆成白色不知他们是否同意，书记夫人略微沉吟，而她的女儿却拍手高声赞成，这也许和她的职业环境有关，习惯了满眼的白色自然没有那么多顾忌。书记见我们说起梳妆台，不但一言不发还借故走了出去。
我们带来了油刷和腊克只是还缺白广告色，那位未婚夫听了立刻跑回学校取来，崔二哥只一会工夫便涂刷完，因为要等干燥以后才能上腊克，无事可作的我们便被恭恭敬敬地请上饭桌。
菜肴十分丰盛，不但有猪肉有羊肉还有鸡有魚，因为这家人是从沈阳下放的，所以菜式和风味也很合我的口味；书记知道我们不喝白酒，特意准备了果酒，这也是我的所爱，让我喜出望外。
因为有了之前的交往和铺垫，彼此之间少了许多生疏和客气，席间的交谈亲切又随意。我和书记说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我和化学老师说化学，甚至完整地背诵《元素周期表》，我和在大学学数学的工农兵大学生说优选法和统筹法，说0．618和黄金分割，这都是他们的主要课程，我说得头头是道，让他心悦诚服惊讶不已。
一点果酒下肚情绪有些失控，藏在心底的戾气和不平开始升腾。我问东北师大毕业的化学教师知不知道吉林大学，他当然知道。我又问东北师大和吉林大学那个好，他说当然是吉大好，比东北师大高出一大截，这让我得到极大的满足和快慰，若不是有种种考虑和顾忌，我真想告诉他我进过吉大；我和工农兵大学生说拉格朗日和莱布尼茨，说柯西和高斯，说得他张口结舌、目瞪口呆，却没给我带来任何快意，只感到深深的悲哀，一个对这些大数学家一无所知的人正在大学学数学而我却只能成天削木头。
这些年的际遇让我有了很强的自制力，我发觉有些失态便紧急刹车，此时崔二哥又在桌子下面掐了我一下，让我酒意顿消。我推开书记倒酒的手臂，适时地改变了话题，他们对我的内心活动都毫无觉察，只有书记发了一点感慨：你还是应当念书，这样对国家的贡献更大些。他指的是我谎称的“当年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走上山下乡的革命道路”，他的话中隐含着非议和批评，他只能点到为止、不可能更直接更露骨。
我们除了下如此大的力气经营和公社书记的关系，也注意搞好和厂里每一个人的关系，因为我们懂得“和气生财”的道理，这对于如我们这样人生地不熟的外来人尤其重要。
我们的东邻是缝纫车间，所谓车间只是一房一机一人，房子是靠着东房山的一间低矮的“偏厦”，门边的窗下放着一台缝纫机，北墙下是一张案板。车间的主要任务是为厂里的职工生产工作服，一年几十套工作服当然无法干满一年，空闲时间就接一些带料加工的零活，为因有特殊需要不惜奢侈一次的人缝制衣服。
车间的主任也是唯一的工人，他每天坐在缝纫机前忙碌，每次我透过那两扇狭小的窗子望着他的时候，他的“车间”在我的眼里总是化幻成一辆汽车的驾驶室，而他就是那个辛勤的司机。
他是一个四十岁的男人，却是六个孩子的父亲，大跃进时曾被招进市里的服装厂学徒，后被下放回家，现在虽然每月只挣三十元钱，却十分满足。
也许因为生活负担太重，也许是生性如此，他很喜欢小便宜，经常满脸带笑地端着一个大大的搪瓷缸子向我们讨茶喝，并且“得寸进尺”，时不时地向我们要一个“火铲子”把或是一根擀面杖，因为都是小东西，我们也总是有求必应。
做为回报，他很想为我们干点活，看见我们的衣服有了破洞，总是逼着我们脱下来仔细补好。
我们的西邻是铸造车间，这是厂里最大的车间，有近二十个工人。车间主任姓刘，是一个转业军人，在部队时是修械所的翻砂工，见过大世面，也有些水平。因为木模和铸造是上下道工序，自然彼此关注，刘主任和他的工人常到我们的房间来，除了喝茶，也和我们切磋相关的技术问题，彼此的关系十分融洽。我们经常烧一锅开水，再泡上廉价的茶叶末给他们送去，他们几位住得较近的工人常常带一些蔬菜给我们。
厂里有一个机加车间，有两台C620车床、一台B665牛头铇、一台钻床，这都是张书记从他的原单位搞来的。车间的几位工人都是从朝阳市招来的，肯来偏远的公社综合厂工作，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背景”，其中一位姓余的车工不但技术水平高，人也很有层次，原是朝阳一高中的高材生，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上不了大学，无奈进厂学了车工，文革中又因为站错队被清除出厂，老婆和他离了婚、跟一个军宣队去了外地，他只好四处打零工维持生计。
他整天都是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上班时默默无语地操纵车床，下了班则过离群索居的孤单生活，从不和别人聚在一起喝酒或打扑克，不是躺在床上看一本不知从那弄来的翻译小说，就是一个人去河边散步，一边望着滔滔的河水一边唱着忧郁的歌。
河边也是我喜欢去的地方，伴着河水的流淌声放歌也是我消遣和排解的方式，几次相遇之后我们便相识相知了，我对他的“背景”一清二楚，他对我的“身世”朦朦胧胧，虽不确切了解确有十分敏感的直觉，他从不问我什么，我却感到他把我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真真切切，但我并不因此而有一点点的惶恐和忧惧。
我们的接触并不多，但谁都能感受到对方心底的关切和好感，我们从不做深入的交谈，但一句简单的话语、一个别人察觉不到的眼神、一个浅淡的会心的微笑就足以让对方明瞭心中的所思所想并产生振荡和共鸣。
厂里的几个小木匠对我们的工作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总是不顾老木匠的约束偷偷地跑过来，每当此时我便放下手中的锯或刨，或者拿起铲子挖或铲，或者伏在案上画或算，不但不露一点破绽还让他们看出我是“大拿”而崔二哥只不过是和他们一样的普通木匠。出于对木模工这个工种的崇拜，他们自然对我这个“木模大拿”十分崇拜，在我面前低眉顺眼、毕恭毕敬，而我对他们虽然谦和礼貌，却也总是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埋头工作，目不斜视，不苟言笑，常常做凝神思索状，使他们屏息静气、心生敬畏。
有两个人按捺不住心中的向往，红着脸、哆嗦着嘴唇向我提出拜师学艺的请求，都遭到我温和而明确的拒绝，一个滥竽充数者怎敢授徒怎能误人子弟！我告诉他们，做一个木模工不仅要掌握木匠的技能，还要懂得铸造工艺学、制图学和机械原理，而这需要高中学历支持。我问他们：你们是什么学历？两人都很不好意思地回答：小学还没毕业就文化大革命了……于是从此不再提拜师学艺。
卷扬机木模的制作顺利地进行着，只是在最后制作减速器木模时发现图纸上一个数据有问题，如果不加以修正，将会为产品质量特别是安全性能埋下隐患。我的判断是错误的产生是由于描图员的失误而非设计错误，我按程序向厂方反映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解答，他们让我们去锦州二建公司反映，让他们确认或修正数据。
去锦州之前，我和孙庆昌又一次仔细地审核了图纸，确认了它的数据错误。在锦州二建公司，设备工程师听了我们的反映，马上找出原图核对，问题迎刃而解，的确是在图纸的复制过程中出现了数据标注错误，他们向我们表示了谢意，并招待我们在他们的食堂吃了一顿“客饭”。
火车往返于朝阳锦州，每次都从我家门前经过，从车窗向外望去，我家的房子、院子一览无余、尽收眼底，房子“亭亭玉立”，满院菜蔬青翠，有一次还看见妻坐在门前洗衣服、妈妈带着两个儿子在院中嘻戏。将近两个月没回家了，因为工期日近而不能在义县下车耽搁，看到这宁静祥和的景象，心中既感动又欣慰，竟然流下热泪。
两个月的工期还沒“届满”，而我们的工作早已全部完成，按照孙庆昌的嘱咐，我们不能提前交工，每天“磨磨蹭蹭”地拖延时间。我们的高工资一直是人们热议的话题，工人们羡慕，他们每月只有三十元，我们两个月就几乎顶他们一年；厂里的头头“眼红”，他们的“一把手”的月工资只有四十七元，他也不掩饰他的不平与不满，好几次在人前高声大嗓地发牢骚：老子上过朝鲜战场，还贡献了一只胳膊，挣的钱还没有你们挣的三分之一多。
为了顺利地拿到工钱，我们必须和他搞好关系，虽然上边有张书记这条“强龙”罩着，也绝不敢丝毫轻视这位“地头蛇”。一次他到我们的房间“视察”，几句话过后便抱怨家里没有一个好面板，我立刻心领神会，请他晚上过来，我们会为他做好一个面板，他立刻笑得合不拢嘴，连连称赞我们是“明白人”。
孙庆昌为我们接了下一个活，我们急着过去，便提前三天向“一把手”提出“交活”和结算，他提出为了检验我们的木模的质量，他要升炉化铁“试验”一下。这是一个合理的要求，我们无法拒绝，于是只好等了两天，在厂方认可了我们的木模没有任何问题之后终于拿到了工资。
在离开东五家子的前一天晚上，张书记和他的女儿来到厂里，他们再一次向我们表达了感谢之意。张书记说出他的一个想法让我考虑，综合厂十分缺乏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他希望我留下，或是“跑”业务或是“管”技术，需要时兼作木模并为他们培养出一两名木模工。至于工资待遇，他不能给我每月一百五十元，但可以确保我每月有八十至一百元的收入。
他很诚恳，一副求贤若渴状，我很感动和振奋，这是一个诱人的提议，但却心怀忐忑，担心我滥竽充数的真相被识破，担心我的政治身份暴露并因此给他惹祸，在表达了真挚的谢意之后礼貌而明确地谢绝了他的美意。
我的回应似乎在他的意料之中，他不再多说什么，只是希望我再认真考虑一下，什么时候想来都欢迎，可以随时找他。
我们又为一个公社的综合厂完成两个型号的水泵的木模，我的技艺大有长进，比刚刚入行时自信和从容了许多。我们又接了一个活，是C618K车床的床身，在即将开始工作时，收到爸爸的一封信，有一个新的机会出现在我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