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关东老农 于 October 08, 2010 20:33:37:

我接触的第一个后门兵是到我们公社征兵的三连战士贾新贵。他身材魁梧，有着一张胖胖圆圆的脸庞。第一次见面是在公社的大院里。团委书记薛天智将我介绍给贾新贵，我们在一起聊了十几分钟。入伍通知书发送后，他又进行家访，与我父母进行了简单的谈话。当时听公社武装部长王军说，小贾的父亲是本溪军分区司令，他是一名高干子弟。

入伍后渐渐地了解到在1971年兵中有一批是后门兵。当时是为了躲避上山下乡，一些有门路的干部便将子女送到部队当兵。我营属于技术兵种，因此就聚集了更多的后门兵。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些人大都显得老练成熟、自信、反应快，而且消息灵通，他们之间往来要密切一些。这里面有出类拔萃的，也有吊儿郎当的。

我们配套排保管班班长杨远军也是71年后门兵，他父亲当时在沈阳装甲兵司令部任处长。杨班长上过高中，有时手里拿着几本教科书，在库房中闲暇时还会做上几道代数或几何题。我们排最较劲儿的活儿就是卸车皮。我还记得第一次卸车的经历：傍晚在火车站甩下了两节车皮，我排兵分两路，一部分在库房卸车，另一部分到车站装车。在车站第一道程序是将二节车皮解开。杨班长一边解钩一边告诉我们：“这叫詹式钩，人们都以为是詹天佑发明的。其实这是詹姆斯钩，是外国人发明的。”第二步是将六十吨重的车皮转移到可停汽车的站台旁边。一个人跳上车去掌控刹车闸，二个人用撬杠沿着铁轨撬车轮，其他人使大力气向前推。等车皮到达方便位置就可以卸车了。最累的活儿要数扛电瓶和履带销子，重量分别为80斤和120斤。两个人抬就太轻了，一个人抱就感到有些分量了。一节车皮卸完，大家的衣服也都湿透了。不过干这等重活儿也很痛快。通常股长、副股长和助理员们也都参加，大家可以大声地吆喝、开玩笑。活干完了，还可以到厨房去吃一顿夜宵。

为了减低同志们的工作强度，杨班长就动脑筋想办法，搞一些小革小改。还记得在保管班库房里，杨班长带着大坤等人做抓钩，插钢丝绳。他的小革新使得吊车更大地发挥了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同志们的劳动强度。

我退伍时杨班长正在沈阳休假，他特地赶回来为我送行。我们在保管班的办公室里抽了两包烟，聊到深夜。从畅述过去的友谊到今后的前途、提干、找对象等等无所不谈。其实在共同生活的三年中，我一直对杨班长敬而远之。这里有两个原因：其一，他是老兵，总有些敬畏；其二，他是干部子弟，自觉不自觉地拉开了距离。后来我真的很后悔，早知道杨班长如此义气，真该和他多多亲近才是。这是一位值得我怀念的兄长！

在后门兵中，一连钱进的老爸官阶最大，时任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钱进的个头不高，猴瘦，还有些水蛇腰。我们曾一起去刘三家子大队搞社会调查，走访一些知识青年。他人很随和，绝没有盛气凌人的架势。我倒是从他那儿蹭了不少的好烟抽。半年后，有一次碰到他，他嬉皮笑脸地对我说：“你还记得养鸡场的那个漂亮姑娘吗？嘿嘿，她被人搞成大肚子了！”

三连的刨工于强则是地道的八旗子弟。他爸爸是鞍山警备区参谋长，他弟弟在二连当枪工，负责高射机枪的维修。我曾趁着他们试枪的机会，在东山靶场玩了一把机枪扫射。于强近视，上班时总要带一副近视镜，人们便呼之为瞎于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营里举办足球赛，赛场上奔跑着的都是城市兵，农村兵是没有会踢足球的。于强担任三连的守门员，赛场上他 反应敏捷、身手矫捷，还不时地哇哇怪叫。他要抽好烟，还常常下馆子。那几块钱的津贴费哪里够他花。于是他就偷钱。那个年代部队的津贴不高：当兵第一年拿6元，第二年7元，第三年8元，第四年10元。8年的老兵可以拿到32元，比每月挣52元的排长还要富裕。因为军官要交伙食费，要买价拨皮鞋，家属来探亲也要交伙食费。去掉这些开销后，排长的收入甚至不如老兵了。那时候就是二元钱，含金量也很高。战士丢了钱，就去指导员田宝发那儿告状。田指导员说：“你说他偷了你的钱，他怎么不偷我的呢？”不幸的是田指导员打了自己的嘴巴。有一次田指导员去水房洗漱，把上衣放在连部。结果被于强逮个正着，一下子就掏走了十几元钱。

二连的事务长周阿毛十四岁参军，提干时也就十八、九岁。在全营流转着阿毛的一则笑话：当他第一次成熟、成为一个男子汉的时候，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顿时惊慌失措。一大清早就提着床单去卫生所找楚医生。可怜兮兮地说，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重病，务必要救救他。待到楚医生搞清了原委，真是哭笑不得，一顿臭骂把阿毛轰了出去。

我们排的赵耕田和赵进友则是另一类的后门兵。他们来自河北蠡县农村。当地的一位前辈曾参加高蠡暴动，后来在部队任职，驻军丰台。他把家乡的十几名农家子弟送进了部队。赵耕田年龄偏大，显得老成持重，我一直把他当成一位可亲可敬的老大哥。每逢平整土地或是挖水渠的时候，夏指导员总是把关键的、讲究门面的活儿交给赵耕田和赵进友，这两位老大哥总是把活计完成的漂漂亮亮。有一次赵耕田和司务长老驴闹别扭，在食堂里吵了起来。这时候我们营直的几位蠡县兵都冲了过去。这可是朱老忠的子弟，一个个身强体壮，说不定还练过几手拳脚，吓得平时作威作福的老驴立马就软了下来。这次两位赵兄狠狠地打击了老驴的嚣张气焰，让大家感到十分解气。1976年赵耕田和赵进友转业到北京，我们在辽阳火车站洒泪而别。1982年初，在去石家庄报道的途中，我去北京天坛公共汽车公司找耕田兄。遗憾的是他为了解决妻子的户口问题，与人对调去了天津工作，从此便与这位尊敬的兄长失去了联系。

我所经历的第二拨“后门兵”潮发生在1977年春节前后。打到“四人帮”后，叶剑英主持军队工作，军队在稳定政局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不知是从哪个军区开始，部队干部纷纷将子女送进部队。采取的方式是系统内部相互安插，比如清源基地的子女进入独立营，而我营的子弟去清源。

我们营的家属楼就在部队的大院里，孩子们也经常和战士们在一起厮混。像游政委家的游泳、任助理家的小铁子都是高中生了，个头也有一米七、八，我们也拿他们当大人一样对待，经常在一起扯皮聊天。不过像孙玉书副营长的小儿子“老狐狸”和骆副政委家的骆宾还都是个孩子呢，那是我们看着长大的。“老狐狸”的外号是他爸爸送的，得益于他的聪明机灵，当然也包含着孙副营长对小儿子的溺爱。有一次“老狐狸”到我们班的休息间来玩，景维来用糖纸包了一块肥皂夹辣椒，想尽办法让“老狐狸”上了套。辣得这孩子连哭带闹，跳着脚地把景维来骂了一顿。景维来哈哈大笑，说：“你就是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我这个好猎手！”骆副政委原来是二连指导员，因此无论是他还是家属都和二连走得比较近。二连的兵逗骆宾玩儿，连教带哄地帮他编出一个故事：一个晚上全家都睡觉了，骆宾蹭地从床上窜了起来，爬到窗台上去睡。他爸爸问：“你干嘛要到窗台上？” 骆宾说：“床上没有地方。”“这么大的床怎么就不够你睡？”罗兵说：“有地方你们干嘛还要摞起来睡？”这个故事一经流传，不管谁逮住了骆宾，就让他复述一遍。这孩子也愈发添油加醋：“那天晚上都把我弄成小感冒了！”

在这场后门兵潮中，我们营大约送走了20多个孩子，大的有如游泳、小铁子，小的有如“老狐狸”和骆宾。我们股长一直为自己的文化程度低而遗憾，他强烈希望孩子们能够多读几年书。但是最后还是挡不住诱惑，将大伟送到清源基地。那时候大伟才十四岁，到了部队的第一个晚上就尿了床。当时将孩子送入部队，目的还是为了躲避上山下乡。可是后来形势的发展，证明此次后门兵着实耽误了不少孩子的前程，因为到了1977年10月底就宣布恢复高考了。否则像大伟这样的孩子就可以在80年代初参加高考了。不过这批后门兵后来在文艺界还是涌现出不少的名人。1991年我乘出差之便，到大连基地看望孙股长等老首长。在基地大院里遇见了骆宾，这时候他已经是有着十几年军龄的军官了。

这拨后门兵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应，以至于中央军委向全军连续下了三道命令，停止招收后门兵。就在军委所规定的截止期的前一天晚上，沈装又用卡车送来了一批子弟。透过窗子看到篮球场上站着一群十四、五岁的孩子，穿着一身肥大的军装，一个个就跟打锣的似的。在历史上，我军的确有小兵的先例，诸如红军时期的“少共国际师”；曾七次担任国庆典礼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