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王安琪 于 January 16, 2011 05:09:24:

1 恶梦醒来是早晨
小时候我是个爱做梦的孩子，做的都是“美梦”，梦见蓝天白云、红花绿草，梦里小河唱着欢歌流淌、红领巾在阳光下飘扬，那样的幸福，那样的快乐，常常使我在梦中笑醒，因为意犹未尽，因为幸福和快乐突然离开而感到遗憾和懊恼，使劲闭上双眼，还想回到梦里边，希望长梦不愿醒。

长大了依然爱做梦，做的都是恶梦，梦见地狱和魔鬼、猛兽和洪水，梦里被恶人追杀被造反派批斗，梦里父亲叹息母亲流泪，常常使我在梦中哭醒、惊醒、吓醒，醒来总是心惊肉跳、汗流夹背，再也不敢继续睡。

夜里睡着了做恶梦，白天醒着时也做恶梦，自从十七岁开始，我的人生就变成一个长长的不醒的恶梦，它延续了二十多年，在我三十九岁那年才从恶梦中醒来。

粉碎“四人帮”以后变化最迅速、最明显的是文艺领域，老歌老电影被解放出来，新歌新电影被创作出来，一种以“伤痕文学”命名的文学思潮涌现出来，　它的问世标志着新时期文学的开始，它是觉醒了的一代人对刚刚逝去的恶梦般的年代的强烈控诉。

李光羲以一首《祝酒歌》在一夜之间唱红全国；刘心武以《班主任》、卢新华以《伤痕》成为“伤痕文学”的领军人物；而由王蓓编剧，王缇导演的揭批“四人帮”和极左路线的电影《恶梦醒来是早晨》上映以后更是引起亿万观众深深的思索和强烈的共鸣，影片的插曲也是一些历经苦难的人的感受和心境：“在痛苦中得到欢乐，欢乐是那样真；在欢乐中忍受痛苦，痛苦是那样深……”

“恶梦醒来是早晨”成为很多人表达心迹的常用语，恶梦醒来，鸟鸣鸡啼，天光大亮，虽然还残留着梦的痕迹和恐怖，它却在一点点地消散，而早晨不论晴朗还是阴暗，都开启崭新的一天，早晨摈弃和否定了暗夜和梦魇，早晨带来生机和活力、憧憬和希望、期待和遐想。

按照规定，右派改正以后“恢复原有职务和工资级别”，可是我原来只是一个刚刚入学的大学新生，没有职务也没有工资，一切都要从零开始，而我的“母校”为我定位的“零点”是“按大学一年肄业对待”。

我留在棉织厂，就像找了一个并不称心如意的婆家，我被安排到设备动力股任技术员，这是已届“不惑之年”的我的职务的“零点”。

在确定工资级别时发生了一点波折，“五十五号办”的工作人员不知道“按大学一年肄业对待”应当定为什么学历，它比“中专”高了一年，它比“大专”少了一到两年，几经研究，他们把它定为大专。他们一再表白，这样“就高不就低”是出于对我的照顾和同情，否则完全可以定为中专，因为我实际上只在大学读了半年。

确定了学历，也就确定了工资级别：每月四十七元！

这是我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的，我在棉织厂干了整整五年，从进厂的那一天起月薪就是六十八元五角，如今改正平反了、由临时工变成“国家干部”，却要每月少挣二十多元，我感到委曲、不平和愤怒，却不知道向谁发泄，因为他们是按“规定”办事。

他们给了我一个合情合理的建议，让我去找吉林大学交涉，既或拿不到文凭也要把“按大学一年肄业对待”改为“按大学毕业对待”，这也是我最先想到的对策，可是几次交涉的结果，都是“我们是按教育部的规定办事”这样的答复。

我的“高工资”是我的尊严和安慰，绝对不能失去它，我向他们提出，我原先没有工资，在改正之前保持了五年的工资级别就应视为我的“原有工资级别”，在改正之后应予确认和保留。如果不能保留我的这个“原有工资级别”，我宁可不改正，继续当右派，继续做临时工，继续挣六十八元五角。

我的表态让他们感到震撼，我的理由给了他们一个依据，他们在请示了李县长之后同意了我的要求，保留“原有工资级别”：每月六十八六五角。

“五十五号办”的主任王林昌说：你受了那么多苦，定得再高也是应该的。再说全县只有你一个学生右派，不会有什么“连锁反应”。

“连锁反应”还是发生了，有两个小学教师在当上右派后一个学了木匠一个学了瓦匠，都干到六、七级工，自然不肯恢复到二十多年前的三十几元钱的月薪，王林昌也都尊重他们的意愿保留了改正前的工资，只是不能恢复他们的干部籍，依旧干木工和瓦工。

王林昌是从组织部临时抽调负责右派改正工作的，他说这项工作是他自到组织部工作以来最愉快最舒心的工作，以前的审干和肃反，整天看到的是愁眉苦脸和绝望哀伤的泪眼；而右派改正，看到的全是笑脸，还有喜极而泣的泪眼。他对此有个十分形象的比喻：前者是葬礼，送人进坟墓；后者是婚礼，送人入“洞房”。

我由供销股调往设备动力股、由采购员改任技术员，可是张书记和苏厂长却要我继续担当纺织机械及零配件的采购供应工作，为此还正式把这项工作由供销股划转给设备动力股，用他们的话说这叫“活随人走”。

这样的安排当然是工作需要，因为一时找不出可以替代我的人，考虑了几个人选都不称心。同时也标志着厂领导对我的重用和信任，苏厂长私下对我说：这样的安排是我的主意，继续让你“跑外”有点委曲你，也不能发挥你的能力和才干。

在人们的心目中，采购员是跑腿学舌的人，只要腿快、嘴快、脑子快就能干；而技术员却一定是有学历、有知识、有技术的人，两种人不是一个档次。

干了五年采购员，我对这项工作有了很深的感情和依恋，它让我经历了许多难得一见的大事件，它让我有了许多不一样的人生体验，它让我认识和结交了各种各样的人，它更为我提供了机会和方便，走遍大城小市，饱览绮丽风光和名山大川。

对这项极其平凡的工作我投入了全部的智慧和能力，倾注了所有的热情和真诚，我把它做到了极致，达到超凡脱俗、出神入化的境地，说过谎但不骗人，许过愿都能兑现，完成了别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达到了别人不可能攀登的高度，开创了采购员工作的新境界。

想到有可能离开这项工作，感到恋恋不舍，就像告别一个相知的老朋友。

当我知道厂领导的这种安排十分欣慰，因为它正中下怀，就像得到一件新玩具却不必交出玩了很久、十分喜爱的旧玩具一样，我为有两件玩具感到欣喜。

这无疑增加了我的工作量，但采购员工作我已做到得心应手、收放自如，已经不是什么负担，打个电话就能办事，只是在自己想出去“散散心”时才出去走一趟。

我的新工作是管理全厂的“动力”，它包括水、电、气三部分，具体说是水源及泵站、变电配电及供电设备和锅炉及水处理设备，即全厂除纺织专用设备以外的全部设备及与之相关的人员：水泵工、电工班、锅炉班、管工班及水处理工，总计四十人左右。

一个被人管了二十一年、自己只能管老婆孩子的人现在突然管起人来，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因为“麾下”有这么多“班”这么些人而被戏称为“排长”，听起来觉得很滑稽。

其实在不久之前我已经管过一回人、当过一次“排长”，1976年初冬，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县委为了贯彻英明领袖华主席“大干快上”的英明指示，决定在瓦子峪公社的河滩上建万亩大寨田，为此从县城各单位动员和抽调人员组成万人“农田建设大军”， 敲锣打鼓、浩浩荡荡地开赴瓦子峪工地，仿照部队的团、营、连建制，实行军事化管理，他们白天冒着刺骨的寒风在河滩上战天斗地，晚上就睡在周边各村屯的社员家里。

棉织厂被抽调一百八十人组成一个连，张书记“御驾亲征”担任连长，下设四个“战斗排”和一个炊事班。

为了避免车间大量减员、保持生产正常进行，张书记抽调了科室和后勤人员并单独编成一个排，我的名字出现在被抽调人员的名单里，这合情合理因而在我的意料中。

让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我被任命为这个由科室和后勤人员组成的“一排”的排长，其中虽然没有股长这样的中层干部，却也全是各有来头各有背景的“精英”，而且是清一色的“国营工”。他们中有党团员和政工干部，也有很多一向让人感到头痛的“挑皮鬼”和“刺头”，他们在车间工人面前有很强的优越感，更不用说对那些从农村来的临时工，而我就是从农村来的临时工。

我不明白张书记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安排，但事实证明他的安排完全正确，在经历了短暂的消极和混乱、抵触和怀疑之后，我便把这些自视甚高的党团员、政工干部和让人感到头痛的“挑皮鬼”、“刺头”整合成一个团结一心的“战斗集体”。

这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攻坚队，完成的土方量一直居全连之首，始终“霸占”着全工地的流动红旗。工程质量标准规范，工地几次在我的工段召开现场会，组织人员学习参观。

这是一个亲密无间的大家庭，大家相互尊重，彼此关心，情如兄弟姐妹，甚至原来积怨很深的一些人也在相处中也尽释前嫌，成为好兄弟、好姐妹。工程结束时，很多人难舍难分，每个人的心中都留下难忘的记忆。

我没有权力可以威慑、没有利益可以诱惑，我靠的是人格的魅力，靠的是激励和感化。我从不“发号施令”，让别人做首先自己做，让别人流汗自己要流得更多；我启迪人们的自尊心、激励他们的荣誉感、激发他们的血性和豪情；对于个别人的过错，我既不向上“汇报”也不恶语相加，而是劝勉和鼓励。

我尽我所能给他们以帮助，在外的人都想家，一些人更是有特别的牵挂，能回家看看是所有人最大的心愿，我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