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王安琪 于 February 26, 2011 04:36:02:

3 麦花啤的滋味
随着平反“冤假错案”的全面深入开展，棉织厂来了几个新面孔，他们是两个右派和两个历史反革命。

两个右派一个是温△△一个是苏△△。温△△1956年从锦州工业专科学校纺织科毕业后被分配到辽宁省纺织工业厅技术处，1957年因为给厅长提意见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遣送回义县七里河的农村老家劳动改造。在劳动之余，常常在夜里偷偷摸摸地纺些“土纱”织点“土布”，在白天让妻子偷偷摸摸地拿到集市上换钱贴补家用，有几次因为事情败露遭到批斗，并被砸烂“设备”，但他却累教不改，因此在二十年里也算没有荒废专业。改正以后去了一所农村中学，棉织厂知道后特意要来，不久便当上生产股长。

苏△△原为锦州一个大厂的主管会计，统购统销以后家里粮食紧张，几个孩子常因吃得“不均匀”打架，每顿饭都会因为抢锅巴而争吵不休，弄得他很无奈很苦恼。一次和一个同事讲述了家里的情形并流露了自己的情绪，想不到反右运动中被检举揭发并因此被戴上右派帽子、遣送回农村老家劳动改造。妻子和他划清界限另嫁他人，几个孩子有的跟爸有的随妈，原本好好的一家人七零八落，直到改正前，还是孑然一身，光棍一条。他要求回原单位，原单位以他“太老”为由对他关上大门，只好接受就地安置来到棉织厂，在财会股当一名记帐员，厂里吃厂里住，直到找到一个“后老伴”。

两位历史反革命一个是高△一个是魏△△，比起两位右派，他们的身世要显赫得多。高△当年是一个公社的党委书记，他出身贫寒，根红苗正，建国前参加革命，读过完小，能力很强，性格桀骜不驯，工作中一贯 “抗上”。结果被县委书记以一个“莫须有”的“罪证”打成历史反革命，发配到肉联厂，摘了二十年猪肠子。好在妻子始终忠实于他，顶住巨大的压力不和他划清界限，给了他一个避难所。

魏△△当年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1960年以前担任过县粮食局长、工业局长和公交政治部主任，肃反时是县“五人小组”成员。他为人精明，对人随和，上下都有好评。

他有一个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难言之隐，他在国民党时期曾在外地干过“够线”的伪职，解放后回到家乡参加革命时隐瞒了这段历史，从此留下一个“心病”，时时都难以安生，虽然组织一时没有发现，却也是一个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更要命的是本县就有一个他当年的同事，已经被发现并收监，而且是经他亲手处理的。虽然因为他承诺照顾他的家属而尚未供出他，也是一个令人寝食难安的隐患，于是他只好尽心尽力地照顾和抚慰他的家属，在忐忑不安中忍受熬煎。

这样的日子维持了几年，直到1960年东窗事发，组织上发现了他的欺骗，于是立即采取革命行动，把他关进大牢，判了十五年。

在平反“冤假错案”中他几次提出申诉，终于获得“部分平反”：定案的事实清楚，但处理过重，撤消刑事判决改为行政处分，恢复公职，降级使用，从新安排工作，不予恢复党籍。局长、主任当不成了，到棉织厂当了基建股长，几个孩子也随他进厂当上大集体工人。

高△是彻底平反，恢复党籍和级别，到棉织厂当党总支书记，原来的张书记升任第二工业局局长。

几个人各得其所，而我这个原级别和职务为大一新生，改正后“按大学一年肄业对待”的右派只能在设备动力股当助理工程师，我的顶头上司是1968年毕业于瓦房店农机校的中专生，时时刻刻都紧盯着他的股长“宝座”，提防我会偷走或抢去，虽然我并无“贼心”。

对此我并不在意，当官不是我的追求，何况是区区股长。棉织厂是我的暂栖之地，我在寻找一个“高枝”。

摘了二十年猪肠子的历史反革命高△当上这个千人大厂的一把手，带给全厂职工的是“变天”的震撼，比起“小心眼”的张书记，他的张扬和豪爽很快便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他的口头禅是：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他从县里要来一批招工指标，解决了几十名回城的职工子女的工作；他托关系买来一台大客车，为夜班女工提供了上下班的便利和安全，在这之前常有女工在路上被骚扰的事件发生；他拨出资金，扩大和改善了托儿所和学前班，这对于中青年女工占大多数的棉织厂是非常重要的设施；他拨出资金，扩大和改善了职工食堂和独身宿舍，为农村来的临时工提供了生活上的便利；他还筹划紧邻厂区征一块地建住宅，为无房职工解决住房。

这些举措都是职工们盼望已久而没有实现的，他的前任孜孜以求的是不断地增加上缴的利润，从而为自己的仕途铺平道路，他也如愿以偿。

俗话说：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他当年因为“抗上”遭到忌恨和暗算，吃了那么多苦，“复出”后没有任何改变。他的一些行为遭到主管局的非议和不满并屡次向他“喊话”，他却不理不睬、我行我素，以至于张局长很快就对他的后任在他的“地盘”上的作为感到忍无可忍，发出高△治下的棉织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惊呼和警告。人们不会忘记，就在十几年前，伟大领袖就是用完全相同的话语警告彭真和北京市委的。

高△对于他的顶头上司的惊呼和警告只是轻蔑的一笑，他说：我不是彭真，他也不是毛主席，要我干，我就要说了算，想让我当傀儡？没门！

他曾在拖拉机站当过机耕队长，和父亲不但熟悉，而且关系很好，在他蒙冤受难的二十年里，父亲更是给予他深切的同情。每次路遇，不但不像一些人那样，或者视而不见或者草草敷衍，而是站在路边长谈，给他以鼓励和安慰，就像严冬里的一抹暖阳、沙漠中的一弘清泉，让他感动，让他难忘。

因为和父亲的关系，也因为同病相怜，他来厂以后自然和我走得很近，彼此倾诉二十年的委屈、回忆在北京上访时的偶遇。他对厂内什么情况不熟悉，首先想到的是向我了解，无论有什么想法和打算也都愿意和我说。

没过多久厂内上下都发觉了我与书记的非同一般的关系，在他们私下的交谈中我成了书记的“亲信”和“高参”，甚至有人遇到什么事都会想到找我为其说情和疏通。

人们的印象引起我的警觉，我难以忍受人身依附，我耻于当什么人的亲信或“高参”，这种对于许多人是求之不得的角色被我看成是一种人格污辱，就像皇帝身边的弄臣或贵归脚下的哈巴狗。

为了消除人们的印象，我刻意保持和他的距离。

他曾经表示准备给我一个职位，先从股长干起，争取尽快地解决党籍问题，然后“再上一个台阶”，他指的是提为副厂长。

可是我对于他的好意并没表现出太大的热情，而且还拉开了和他的距离，这使他很不理解，觉得我清高又迂腐，从此不再提。

高书记只在棉织厂工作一年多便被调离，去新成立的农电局当局长，农电局是“序列内”的正科级单位，局长的顶头上司是县长和县委书记；而棉织厂只是“相当于”副科级单位，它的主管单位是工业局。

从电业局分离出来的农电局掌管全县农村地区的供电系统，和电业局一样也是“电老虎”，每天上门的不是“烧香”就是“拜佛”。而棉织厂却要处处求人，经常给别人“烧香”、“拜佛”；电力系统垄断经营，从不考虑亏损。而工厂却要时刻算计经济效益，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已经显露出经营困难，稍有闪失便会亏损。

高书记升职的主要原因是他与主管局特别是张局长的关系的不和谐，县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只好把他调离，而且只能调往一个没有“婆婆”的单位。这件事表明了他的高明和成熟，他不满意被安排到棉织厂，却又找不出离开的理由，于是便采取和主管局唱对台戏的策略，为自己争取一个理想的舞台。

这就是“政治”，这就是谋略和技巧，难怪在他的眼中我是清高得迂腐，迂腐得清高。

一直是全县利税大户的棉织厂刚刚进入八十年代便遇到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困难和挑战，这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建设成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尝试把僵化的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虽然犹犹豫豫、进进退退、瞻前顾后、举步维艰，但有限的市场开放却立刻像一场大地震，不但冲决了人们故有的陈旧观念，而且也改变了一成不变的经济格局，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最先受到市场经济大潮冲击的是国营纺织行业，由于取消了禁锢和限制，个体、集体和外资企业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他们以物美价廉的产品向国营企业发起挑战，以摧枯拉朽之势占领了市场的一大半。

棉织厂从1966年建厂那天起，原料一直由国家供应，虽然时有紧张却从未“断炊”；产品一直由国家包销，皇帝的女儿不愁嫁。锦州百货站的驻厂员常年呆在厂里，监视着每一米布的去向，工厂的销售权限只是增产部分的百分之二十。

自1981年起，棉织厂的产品就发生销售困难，驻厂员撤走了，百货站不再包销，每年几百万米的产量全靠自己找销路。

成品库里堆满了产品不知卖给谁，资金回不来买原料成了问题，多年的供应商扳起了面孔，每一批纱线都要交现钱。这种“拉不出，吃不进”的局面扰得苏厂长坐立不安，干了几十年纺织行业的他惊呼“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为了应对销售危机，厂领导加强了销售力量，原有的供销股被分为供应股和销售股，从车间抽调一些头脑活络、能说会道的人担任销售员。

这些销售员采用温州的家庭作坊背包上门推销的方式，直接面对零售商店和小服装厂以及个体户，他们不敢去南方和大中城市，“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去黑龙江、吉林和内蒙的县城和乡镇。刚开始效果还不错，可是当那些物美价廉的产品进入这些地区之后，棉织厂的质次价高的产品就再也没有立足之地。

于是只好打起“价格战”，售价一降再降，甚至降到成本以下，造成亏损，多卖多赔，少卖少赔，不卖不赔，可是又不能不卖，因为要买原料要发工资要维持生产不间断。

一些销售员乘工厂之危做起自己的生意，他们串通个体户疯狂压价，然后从买方手中赚取回扣，工厂虽有所觉察，也是“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苏厂长在无奈之下放下厂内生产，带领一干人马开着“大解放”上山下乡、赶集上店、走村串户，像卖萝卜白菜一样推销他的产品。这位年近花甲的老人竟然扮起歌剧《货郎与小姐》中的阿斯克尔，干起走村串户卖布的营生，只是他只会粗门大嗓地吆喝，不会唱那首脍炙人口的《卖布歌》。

即或他会唱也没有好心情去唱，他的心中装满了焦虑、无奈和凄苦，这位当年阜新市有名的“洋服匠”一辈子都与服装和布匹打交道，先是跟老裁缝学手艺，后来自己开店。公私合营后进针织厂当工人，一步步做到厂长。文革中被下放到义县大定堡的农村老家，锄杠还没攥热就被委任为新建的棉织厂的厂长，十几年里辛辛苦苦、忙忙碌碌、以厂为家、全力以赴，见证了棉织厂的发展壮大，感到极大的快乐和满足，就像看见自己的孩子茁壮成长。

而今眼看着棉织厂走进困境也许是绝境，他不理解更不甘心，甚至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他不想让棉织厂垮在他的手中，他要像一位老船长那样，指挥他的船驶出冰海、躲开冰山、转危为安。

全厂一千多名职工中没有谁比他更为工厂的前途命运揪心担心，更没有任何人像他一样为挽狂澜于既倒那样拚命，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的打算，有的准备跳海跳生，有的瞄着救生艇希冀安全上岸，只有这位老船长还在做着最后的努力、绝望的挣扎，如果不能成功，宁可同归于尽也绝不离开他的船。

他白天坐着汽车去赶集，在集市上喊破喉咙，为的是多卖几米布；晚上回到厂里顾不上休息，匆匆吃过饭就下到车间里，常常是熬红了眼睛、下了中班才回家睡觉。

棉织厂在我身处逆境时接纳了我，给了我很好的待遇和极大的信任，让我在右派生涯的最后五年有了正常人的生活，我不会忘记棉织厂，我牵挂和关注它的处境和命运；我和老厂长情长谊深，每当见到他忧心如焚的样子就会感到痛心。我明白棉织厂的过去和现在是中国的纺织业甚至是整个工业的写照和缩影，它们经历的是凤凰涅磬般的浴火重生，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又是一个必须的过程。

我很想为棉织厂和老厂长做点什么，可是由于自己人微言轻而心有余力不足，只能暗暗着急。

一次老厂长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征询我对棉织厂当前的形势和今后的出路的意见，我有些残酷地说出心中的真实想法：棉织厂的倒掉是大势所趋、无可避免的事情，整个纺织行业也已陷入重围，我们所能做的是延缓这个过程，减少动荡和痛苦，而无法阻挡和改变最终的结果。

我给他的建议是在加强销售环节的同时“修炼内功，强身健体”，以先进的设备置换落后的设备，从而提高产品质量、提高效益、降低成本，以物美价廉的产品参与市场竞争。此外还要提高工艺水平，不断变换花色品种，使产品适销对路。

我的具体建议，一是更换厂里的两台被称为“煤老虎”的老式锅炉，这不但可以提高热效率、减少煤炭的消耗从而降低生产成本，还能减少烟尘的排放和污染，提高染色织物的光鲜度；二是淘汰全厂的几十台老式普通电机，代之以刚刚从国外引进的变频调速电机，这可以大幅度地节约电能。

此外也是为了节约能源，还应淘汰自制的染纱和烘干设备，代之以新的先进设备。

为了提高“坯布”的质量，有必要在织布车间建立空调室，使车间保持恒温恒湿。

所有这些建议都来自我这个设备动力股的助理工程师的工作体验和职业敏感，它们都具有显而易见的合理性。老厂长虽然对其中的某些方面也有所感受，但只是在我把它们定性又定量的梳理出来以后，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夸赞我有水平，感谢我对工厂的关心，表示尽快研究并做出决定。

我知道我的建议只能延缓棉织厂最终结局到来的时间，而且每一项都要花费许多钱，而棉织厂的资金状况早已是“捉襟见肘”，有时为了发工资都要向银行或财政局借款，曾经财大气粗的棉织厂已经虚弱不堪，我不知道它还能否拿出这些钱，也不知道是否值得花费这些钱。我和老厂长谈完以后几天里一直揣揣不安，甚至后悔不该直言相谏，就如同一个医生，面对已经病入膏肓的患者的家属，是否应当主张继续治疗和花钱，因为这样做并无实质价值，只不过是延缓那不可逃避的结局到来的时间。

厂领导班子几次开会都要我列席陈述意见，经过慎重研究和权衡比较并报主管局批准，决定立即筹措资金购置一台锅炉和一台纱线烘干机以及三套高温高压染色设备，这不但是他们平日感受最深的几个方面，也确实是全厂设备更新的关健，至于其它方面只能在资金充裕时再去考虑和实施。

老厂长把锅炉和烘干机的考察、选型和定购任务交给了我，于是我便立刻忙碌起来，因为任务源于我的建议，所以更加重了责任心，就像当采购员时为别人选购衣服那样，千挑百选，优中选优，精益求精，追求完美。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去了上海、苏州、无锡和鞍山、长春、哈尔滨，最后确定购买上海四方锅炉厂的八吨SHL型双横锅筒链条锅炉和无锡一家乡镇企业的五仓蒸汽链条烘干机。

设备定妥，还要建房安放它们，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