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王安琪 于 April 15, 2011 22:16:47:

6 机关“大院”里的那些事（二）
县财政每年拨给科委两万元“科技三项费用”，所谓科技三项费用是指各级财政为支持科技事业的发展而设立的新产品试制费、中间试验费和重大科研项目补助费。

此外市科委每年还从市财政拨给他们的“科技三项费用”中分给各县（市）、区科委各二万元，这笔钱被俗称为“砍块钱”。

无论是县科委或市科委得到的“科技三项费用”的数目都很有限，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根本不足以支持全县或全市的科技事业的发展，它很像小孩子过年时得到的“压岁钱”，只是用来表示政府支持科技事业的一个姿态，因而成为财政预算中一个经常性的支出项目。

因为数目有限，尽管对于它的使用有严格的规定：专款专用，严禁截留、挪用，但政府及其财政部门对其的使用既不屑于管又羞于管，这便给科委留下很大的自由空间和随意处置的“自主权”。

各级科委主任共同创立了 “胡椒面”理论，他们认为这么一点钱如果分散到一些单位的一些科技项目上，无异于“撒胡椒面”或“下毛毛雨”，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还不如留在科委用于机关的活动和运转的作用大。

于是“科技三项费用”便被“截留”在科委，改变了用途，成为行政经费的补充。

我认同科委主任们的“胡椒面”理论，这反映了他们的怨尤和无奈的情绪，在中国越是高喊“重视”的事情越舍不得花钱，科技是这样，教育也是如此。

单位多了一点钱就多了一点活动余地，可以干一些想干的事情，不同的领导有不同的想法，他们的做法有很大的差异。

前任主任的理念是“过好自己的日子”，在他的任内，他为包括他在内的三家建了房。此外每年都要两次带领全委人员去名山大川考察，少则十天，多则半月二十天。关门闭户，“倾巢出动”，连个“看家”的也不留，因为他确信他这座“小庙”关门期间，既不会有人来拜佛和烧香，也误不了县政府的什么大事。

左主任由于性格和经历的原因，行事一向循规蹈矩、小心谨慎。比起为官几十年的前任，他是初入仕途，因而总想建功立业、施展抱负，既或干不了大事，也要做一点实事，所以把钱看得很紧，每一项支出都想了又想、思之再三，恨不能把一分钱掰成两瓣。

一个典型的事例是，一次他去南方考察，上海、广州、深圳、珠海转了半个多月，身边竟没有一个“喽罗”。

因为体制和机构设计方面的原因，使科委难有什么大的作为，这让一心想做一点事情的左主位感到很苦恼很无奈，常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并盼望能有一些体制上的改变，给他一些施展的机会。

1985年前后，在整个科委系统特别是各级科委主任中间，流传着一个十分诱人的传言，让他们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急切的期盼。传言说的是国家科委的两届主任方毅和宋健都曾向中央提出“建言”，力主把对科技干部的管理权从组织和人事部门分离出来移交给科委，这样可以更充分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四化”建设。

难怪科委主任们这么兴奋和期待，在这个一切围着权力转的体制中，对人的管理权是权中之权，管住了人就管住了一切。如果科委真的有了管理科技干部的权力，那就不啻于“第二组织部”，这会让科委的地位和重要性发生质的改变，从无人问津、门可罗雀的清水衙门变成炙手可热、万众瞩目的要害部门和实权单位。

左主任是低调、内敛的人，凡事不喜张扬，但对于科委管理科技干部的前景和可能，却满怀着极其浓厚的兴趣，期盼之情溢于言表，时不时地提上几句。而且总是强调方毅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宋健是相当于副总理的国务委员，言外之意是因为“建言”人的地位的显赫而使“建议”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不但主任热切期盼，下属们也很兴奋，他们也时不时地谈论“第二组织部”的事，并向主任刺探一点“小道消息”。

然而无论是官方消息还是“小道消息”都越来越少，一段时间以后完全销声匿迹，就像吹过的一阵风，呼呼作响又无影无踪。

主任很失望，下属们也很失望，但没有谁感到沮丧，因为虽然希望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