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关东老农 于 July 29, 2011 23:01:17:
4. 求学抗大
离开洛阳后杨春熙和孙殿甲带着剩下的人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于1938年冬天到达山西省洪洞县马牧村。
忻口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命令八路军115师直属队和第343旅适时转移到吕梁山脉创建抗日根据地。1937年11月下旬陈光、肖华率部到达洪洞县。当时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扩军备战，115师军政干部学校里只有政治教员方炽一人主事。方炽原来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九一八后便在关内流浪。1937年到了延安后，成为抗大第三期毕业生，此后一直在抗大任主任教员。方炽以分别谈话、口头提问方式进行考试。经过面试后这一行人中有6人被录取。他们是：李传恩、孙殿甲、张万升、李元清、杨春熙和熊传祺。当时的考试题现在看来并不难，可是在那个年代对于这些学生来讲还是有相当的难度。著名作家魏巍也是在这个时候进入军政干部学校的。据魏巍回忆，方炽一共问了三个问题：第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什么？第二，共产党为什么要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第三，你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毕业后的志向是什么？
考试合格者填写一张登记表，发一套灰色军装，臂上别着“八路”白臂章，这样就成为一名革命军人了。熊传祺在登记表上将名字改为东鲁。当时军政干部学校共有二百多人，编为两个队：一队大都是大学生，二队基本上都是中学生。东鲁在二队的同班同学有班长林元起、副班长汤仁庵，还有孙殿甲、张乃爵等。军政干校的校舍是一座古庙，大家打地铺席地而睡。没有教室，也没有专职教员，方炽油印了一些抗大的讲义分发给大家进行自学，基本处于放羊状态。
1937年12月30日，朱德任弼时左权率八路军总部进驻马牧村，邓小平率八路军总政治部及随营学校亦于12月底到洪洞县归总部建制，随营学校进驻白石村。1938年1月，鉴于115师即将开拔，遂将115师军政干部学校并入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之中。他们便从马牧村搬到白石村。东鲁编入3队二班任学习班长。同班学员有张万升、王清和、孙国栋和魏树环等。这时候张鹏展、宋登华、雷鸣玉和杜前也从总部炮兵团来到了随营学校。
总部对随营学校的建设十分重视，朱总司令亲自参加开学典礼并讲话，他曾到白石村为学员讲课。在组织系统中，队长与指导员一级干部配备的都是老红军。4队学员文化水平普遍高，思想活跃，但作风散漫，因此配备的力量也强：徐国夫任队长，欧阳平任指导员，陶汉章任军事教员。我还真有幸见过徐国夫将军一面，当时并不知道他在抗大带学生兵的经历。徐国夫是一员猛将，打起仗来不要命。在四野当旅长的时侯，还是枪一响就往前冲，警卫员拉都拉不住。1955年后徐国夫担任沈阳军区装甲兵司令员。1975年他在担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期间曾回到沈阳军区装甲兵“探亲”，在我们独立营还盘桓了二日，曾到我们排宿舍看望战士们。印象中徐司令是大个子、身板笔直，有将军派头。
抗大的教育方针的第二条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随营学校的生活条件还是相当艰苦，根本无法同国军军校相比。同时期办学的黄埔军校第十五期学员的生活待遇是：一日三餐，早餐喝粥，午餐晚餐吃干饭，并且佐以两荤两素搭配的四菜一汤。学员每月的薪水为17元法币，相当于国军部队上等兵的待遇。当时八路军实行供给制，学员每日两餐，主食小米饭，几个人共享一盆萝卜汤，碰巧也能从中捞出一、二块土豆。随营学校发一点零花钱：学员津贴每月边币1元，教员每月4元，主任教员的津贴和朱总司令一样高，每月5元。其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授予朱德上将军衔，每个月的薪水应该是240元。为了表征1元钱的含金量，下面分别列举1938年初的物价水平。延安的物价为：猪肉每斤5角，每只鸡5角，沙糖每斤1元，香烟1角一盒；重庆的物价为：猪肉每斤3角5分，大米每斗3元5角，机器工人每月工资约30元。当时法币刚刚在陕甘宁边区通行，与边币的比值为一兑一。
随营学校没有正规的教室，哲学、社会发展史等政治理论课在庙宇、民房、院子和谷场里进行。军事课大都在野外进行。军事课主讲游击战术、夜袭、奔袭、伏击战和遭遇战、班配合、排配合；基本训练有刺杀、射击、投弹。东鲁是一位身高一米八零的山东大汉，军事课门门优秀，是投弹科目的冠军。在打靶比赛中曾拿到名次获得物品奖励，学习突击运动中3队2班评上了模范班获得奖旗一面。优异的战术素质为其日后成为军事教员奠定了基础。1969年搞备战，中小学也搞军训。有一次晓红放学回家，肩上扛了一把木头枪。爸爸饶有兴趣地询问学校是怎样教拼刺刀的，然后抄起木枪操演了一套刺杀动作。但见他忧郁的眼神突然放射出光芒，身形虎跃腾挪，刺、劈、挑，只不过木枪太飘，毕竟不如三八大盖压手。操练一套刺杀，仿佛时光倒流，他又回到了三十年前。
随营学校在洪洞县这段时间，人才济济、明星闪亮。除了八路军总部的首长之外，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将军在正月初一到马牧村给朱总司令拜年；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成为第一个到八路军的随军外国记者，她采访朱总司令，为日后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准备素材；丁玲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进行慰问演出；上海救亡演剧队一队进行慰问演出。1938年1月上旬，肖华要带领一批将士开赴敌后，贺绿汀连夜写出《游击队之歌》。当八路军战士们在白石村口出发时，贺绿汀带着4队学员们唱着《游击队之歌》为出征将士壮行，从此这首歌唱遍了八路军的游击区。直到解放后东鲁最喜欢唱的就是《游击队之歌》。
1938年2月下旬，日军继续向晋南进攻，意在夺取第二战区司令部所在地临汾。八路军总部开始向太行山区转移，随营学校队奉命西迁。翻过越吕梁山后，又渡黄河天险，不时遇上敌机轰炸，行程约1200里，长途行军近一个月到了延安。
到达延安的一天下午，全校开往城西凤凰山前广场。政委陈明、校长韦国清陪着毛泽东主席从远处走来。在一张旧的学生课桌前，毛泽东讲了全国的抗战形势，而且讲了正在撰写的《论持久战》中的一些内容。毛泽东头戴着八角帽，身穿着灰布棉军装，裤腿上打着补钉。桌上只放着一杯水、一盒烟。
在延安集训10后，随营学校开往洛川办学。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随营学校编为抗大六大队，对外番号仍然是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在行军路上，区队长黄德金找东鲁进行入党谈话，到了洛川姜村驻地后填写了入党志愿书。由指导员廖海光、区队长黄德金作为入党介绍人。由于当时连队的党组织还没有公开，东鲁和孙国栋（原西安五二四厂政治部主任）于1938年4月5日晚在指导员屋里举行秘密入党宣誓仪式。1938年7月1日转为正式党员。
洛川当时还是统战区，除了八路军总部炮团和随营学校之外，还有国民党军政机构、宪兵队、保安队以及阎锡山的骑兵团。抗大学生在正常的学习、训练外，还利用文艺形式宣传抗战、鼓动群众。东鲁颇具表演才能，他与魏树环（后易名为肖炜，曾任海军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搭档演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那时候魏树环才十六岁，是一个英俊小生，由他反串卖唱女，东鲁饰演卖艺老人。不过这两人一个是山东腔一个是山西调，不知和谐与否？不过数十年后他们重逢，肖炜还津津乐道地回忆这段历史：“老兄啊，在抗大要说咱们的名字不一定有很多人知道，可是要是提起来咱们演的戏，那可是声名远扬啊！”
7月下旬，韦国清带领六大队的毕业生600余人，从洛川再赴延安参加第四期毕业典礼。总校为全体毕业学员在文庙内广场和东门里广场，安排了十几场的报告会：刘少奇主讲什么是共产主义；周恩来主讲武汉战局和抗战形势；陈云主讲干部政策；李富春主讲民运工作；罗瑞卿主讲党性修养；项英介绍新四军的斗争情况；程子华介绍华北抗战形势；潘汉年主讲国统区的抗日民族阵线；何思敬主讲国家学说和政治、法律问题；徐懋庸主讲职业革命家的素质。
毛泽东讲最后一课。他要求毕业学员到工作岗位上，既要当先生，又要当学生。要勇于实践，不要怕犯错误。他说：“不犯错误的只有两种人：一种尚在娘胎里，一种是死人，除此之外都会犯错误。错了就要纠正，改了就好了。”他还说，你们学的东西，千万不要在实践中套，一套准坏事儿，要根据情况变化灵活运用，抗大的教育方针有一条，就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希望同志们勇敢上战场，打了胜仗回来再见!
1938年8月1日抗大第四期学员毕业典礼和纪念“八一”建军节大会一起举行。这是抗大的全盛时期，第四期毕业生总共有5562人。毕业学员们领到了抗大的毕业证书和证章。他们唱起《毕业上前线》,向母校告别：
“这是时候了，同学们，该我们走上前线！我们没有什么牵挂，终或有点留恋。学问总不易求得完全，要在工作中去钻研。我们的血已沸腾了，不除日寇不回来相见。快赶上来吧，我们手牵着手，去同我们的敌人血战。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