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关东老农 于 March 17, 2012 10:50:13:
在军队有这样几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竖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一将成名万骨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当兵吃粮，古则有之，我当年去当兵，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找出路。拿破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可是从士兵到将军 ，诸如粟裕、许世友、韩先楚等一代名将，他们的身边不知有多少人倒下了，他们的敌人又有多少被消灭了？残酷！倘若是悲天悯人，就应该多提拔几名唱歌的将军，一曲《玉树后庭花》春风袅袅 ，无定河边草青青、天蓝蓝，干戈化玉帛。倘若是吃了几年或十几年的军粮，即没有唱歌的天赋，而且也看不到鏖战沙场、指挥千军万马的潜力与迹象，那就该夹着铺盖卷走人了。部队需要的是有生力量，总不能养大爷不是嘛！一茬人走了，另一茬人又进来了，循环往复。只要还有国家，就得有军营，这就是铁打的营盘。修理营更是名副其实的铁打的营盘：其一，修理的是钢铁的庞然大物；其二，只打从朝鲜战场回来，就在这里安营扎寨，几十年未曾挪窝。
我喜欢军营，当了几年兵，造就了一生的军队情结。旅居海外后，我的同事有“国军”弟兄，我的邻居曾是越战时的美国大兵，还有一位印第安老爹是朝鲜战争时的美国兵，我曾饶有兴趣地询问他们的兵营生活。无奈我天生就不是一个优秀军人的坯子，更莫说当将军了，于是便萌发退意。大约是进入1976年的初冬，脑子里时不常地冒出这样的诗句：“式微式微，胡不归？”“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我曾就此念头和荣喜谈过，可惜他是一个不肯拿主意的人，当然这等大事别人怎么会越庖代俎呢。1977年1月我找孙股长，说明我诚心地要求退伍，请他成全，接着就回老家探亲过春节了。假期未满，我就接到股长的电报，告诉我速归队办理退伍手续。
回到部队的当晚我就去了股长家，股长说马副政委对安排我退伍有些不满，还曾找股长询问缘由。也许是怕产生误会，股长让我去找马副政委告别。马副政委主管政治宣传工作，他在各连队找了十几个舞文弄墨的干部战士组成理论组，利用业余时间学马列、搞社会调查、写批判稿。这一年 焦东明和我退伍了，他感到惋惜。说到这里，我应该作一次深刻的忏悔！批林批孔时我很积极，“批邓”时也有一份。不单单是年轻无知，也有赶风潮、向上爬的企图。正是有了这么一段经历，所以在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申请表上我不肯添报文科， 唯恐将来又去干那口诛笔伐的勾当。靠耍笔杆子吃饭不容易啊！
有一天在保管班门口遇见了副营长孙玉书，他问：“哎，我说你咋还走了呢？”我答道：“三爷您老人家都走了，我还留在这干啥？”此时他即将转业，安排在辽阳市庆阳化工厂工作。孙副营长主管后勤，他喜欢开玩笑，每顿都要喝几盅酒，故而总是春风满面。他有个外号叫“三爷”，就是他的小儿子“老狐狸”也在大庭广众之下也喊他三爷，还真不知道他和座山雕能有什么渊源。其实三爷非常传统，有时还会愤世嫉俗。有一次在澡堂子发表高论：“你说这社会咋都能够开化到老公公和儿媳妇一起打扑克的程度了呢？你说吧，这要是抠底了，这话可得咋说呢？”说这话时，三爷也快当老公公了，他的大儿子的年龄比我也得大个两、三岁。这一次三爷又有独到见解：“在修理营当兵好，当干部不好。你想啊，咱们的顶头上司就是沈装司令部，当干部能有几个人能升到那里去呢？当兵能够学技术，好安排工作。你的工作安排好了吗？”
这是一个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有人认为我春节探亲就是去安排工作的。其实还真没有这档子事儿，我老家伊通县讲究“明白”，意思是有门路走得通。要是在前清时代，亲戚中说不定还有个把的佐领参将。可是现在把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都搂耙上，还没有发现那位有权有势、能给我安排一个工作，咱不“明白”！不过这话说了，人们还是不相信，在这里能够混下去、或许还能混上去，干嘛要退伍回农村呢？我退伍后一年，沈装又成立了两个修理营，骨干份子都是由我营调出的，那一年我营提拔了近百个排级干部。不过当年修理营的74年兵现在还在部队服役的当属凤毛麟角了，也许只剩下了我的老乡福山了，前些年他当上了军分区司令，离将军尚有一步之遥。当时我还真就是钻了牛角尖而不能自拔，冥冥中有股力量牵引，就觉得该走了。待等真的退伍了，接下来的是失魂落魄的一年，自己也不是没有后悔过。直到1978年初接到入学通知书，我才知道这一步真的是走对了。我由衷地感谢上苍对我的眷顾！咱人不强，命好！与我同时退伍的驾驶员黄习，1978年9月考进四川大学哲学系，还有一连的老陈也考上了大学，也许在修理营中的73年、74年兵只有我们三人有幸考入大学。不过这二人都是南充城市兵，退伍后都有了工作。他们上大学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而我能上大学则恰似枯木逢春。1978年暑假时我在南关长途汽车站见到一位衣着整齐的大叔提着两个大提包与我搭乘同一长途客车。车到新立城水库，又上来了一些人，这时有人和那位大叔打招呼：“老金，出远门了？”“我去首山看儿子去了。”这时我反应到这是咱战友的父亲，便主动与其搭话：“大叔，你是金宝库的父亲吗？我和他是战友，您还见过那几个伊通兵，他们都好吗？”简单地聊了几句后，他便问我：“我儿子他们都干得好好的，你怎么就被打发回来了？”我心头一怔，转念一想，也许是这位朝鲜族大叔汉语不够地道，难免用词不当。随笑道：“哎呀，我干得不好！”咱东北庄稼人就是爱憎分明、嫉恶如仇，此后金大叔就再也不搭理我了。这场面要是早出现一年，我也许会找块豆腐去撞死。
回想起来，导致退意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在修理营没有学到技术。我的工种是鉴定工，整天拿着工卡量具去检验从旧坦克上拆下来的零件。刚入伍那会儿，看到修理营车钳铣刨铆电焊工种齐全，心想这下子可走对门了！新兵分配时最俏的工种是汽车排，那年头有一句顺口溜：“一有权，二有钱，三是听诊器，四是方向盘。”我的老乡有驾驶员、电工、电话员、焊工和修理工等，我分到了配套排鉴定班，当时我的新兵班长李忠彦和贾新贵去找营直的夏指导员替我说情，看看能否改到炊事班。一般来讲，在营直炊事班干两年，下连的工种随便挑。夏指导员说这是孙股长点名要我到器材股配套排的，不能更改。在一个技术单位没有学到技术，这令我三年来不能释怀。我也曾掂量一下，没有一身过硬的本事，就是提干了，也得干摇唇鼓舌的差事，这个活我恐怕干不来！ 那时候却忘记了农活我也干不来这一档子事了。说来惭愧，我即不是一个好的装甲兵，也不是一个好的庄稼人。
尽管退伍的名单已经公布了，日常的工作还是照样干，咱受的教育是“站好最后一班岗”。闲暇时找老乡、好友叙旧告别。给战友写留言用得最多的是陈明远的诗，不过那时候还以为是毛主席的诗呢。“问君何日喜相逢？ 笑指沙场火正雄。庭院岂生千里马，花盆难养万年松。志存胸内跃红日，乐在天涯战恶风。似水柔情何足恋，堂堂铁打是英雄。”文革的气味很浓！现在想来很好笑，年轻气盛，豪情万丈，大有倒驴不倒架的气概。有一个星期天，孙跃权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些饺子馅，约上何世俊、曾长松、杨兆海等人在休息间包饺子。三杯酒下肚，孙跃权就跑到外间去抹眼泪了。保管班长杨远军正在沈阳休假，听说我要走了，专程跑回来为我送行。王志军是一个来自于郧县深山的质朴新兵，我们相处仅仅一年，那些天他总是悲悲戚戚的样子，老是问我：“班长，干吗要走呢？不能不走么？”战友啊，战友！这一幕幕一生都难以忘怀。战友分别，都说后会有期，不过大家也都知道，从此天各一方，相逢又谈何容易？大约是1991年我去大连出差，找到了孙股长、马副政委和同班战友景维来等。这时候孙股长转业在一家技校当总务科长，罗副政委转业在甘井子区税务局工作，马副政委进了部队干休所，景维来正面临转业，这不，大家都成了流水的兵。当时只有袁家新股长还在现役，在基地修理厂任厂长，由他做东在井冈山餐厅召集在大连的战友聚会。这桌酒宴令我非常感激，咱就是个大头兵，这些首长竟如此赏脸！袍泽之情啊！当今不是有一个“天下哥们四铁”的顺口溜嘛：“一铁是一起同过窗，二铁是一起扛过枪，........”靠谱！
尽管没有学到技术，三年的部队生活得到的收获却足以受用终生：雷厉风行、令行禁止的作风；吃苦耐劳的精神；在集体生活中与人相处的技巧；更重要的是让一个农村青年离开了一亩三分地，见了世面，开阔了眼界，一截一截地割下狭隘的小农意识的尾巴-----不过根子到现在还没挖掉。1983年我第一次去见陈一平伯伯，在饭桌上他给我最大的褒奖是“你不象是农村出来了”。我开玩笑说：“我祖上也曾阔过！” 其实这位世伯也是农村出来的，他是在抗大和军队锻炼成长起来的，解放后成为第一批军人外交官。
离队手续相当简单，填写一份退伍登记表，领取复员转业荣誉证书。指导员拿来个人档案，允许本人浏览档案材料，然后当场贴上封条。当时也没有感到特别优待，咱的历史一片清白，有啥好看的？若干年后我参加一次清理档案工作，方知道一旦在档案中有过处分或“控制使用”之类的结论，那你这一辈子就难以翻身了。有些战士因工作过失受到了处分，这时候当着本人的面，将这些材料剔除并销毁，也许只有修理营才会如此关爱。周营长曾私下说过：“年轻人当兵是为国家尽义务，在部队干了几年却背了个处分，这会影响人家一辈子的前程。拿掉处分，让年轻人轻装上阵。”档案、户口、粮油关系等都交由本人携带，到地方武装部和民政局等单位落户。退伍费是领取三个月的津贴，我当兵算是第四个年头，每月津贴10元。不过我们营很是体恤，总是找点名目给退伍兵多发点钱，记得给我安的名目是工伤，所以我共领到85元退伍费。夏冬军装和被褥都归个人所有，当年光着屁股当兵，临走时却扛走了一麻袋，部队从来就没有亏待过咱！ 作为军旅生活的纪念，我留下了一枚帽徽-----闪闪的红星。
1977年3月3日与战友们洒泪而别，登上了返乡的列车。别了，我的军营！别了，我的战友！许多年来，几回回午夜梦回的时候，我又想起了那座绿树丛中的营盘。
2012年3月于哥伦比亚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