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关东老农 于 March 24, 2012 00:36:50:
我们这批来十三所报到的学生们经过一个月培训后，便被分配到各个研究室工作。那一天技术助理将我领到第六研究室见报到。主任李中南先生与我谈话，介绍了研究室的概况，并分配我到607组搞GaAs气相外延工作。那时候李先生也就是我现在的年龄，不过在我看来他已经是一位老者了。后来知道他儿子比我大一岁，也是77级的学生，分配到外交部工作。说来惭愧，现在“老冉冉其将至兮”，我自己还不觉警，周末开“拖拉机”时还是嘻嘻哈哈、满嘴跑火车。可是在年轻人的眼里，我肯定是一个“老卖年糕”的了！以后还真得放庄重
些。
这是一位慈祥的老者，衣着不修边幅，经常笑咪咪的，也喜欢大笑。握手致意后便问：“会抽烟吗？”在得到我的回答后便将一支香烟递将过来，俗话说烟酒不分家，一起喷云吐雾，距离也就拉近了。记得当时他讲的一句话曾令我心头一震：“切莫好读书而不求甚解。”老先生号脉还真准，一下子就切到我的病根上了。这不禁令我产生敬畏的感觉。
六室的研究方向是半导体材料，是十三所的最大的一个研究室。有石英间、切片、化学提纯、Si外延、InP 单晶、四元系液相外延、材料物理测试、GaAs 外延等课题组。在全盛时期一数人头，刚好是梁山泊聚义厅里的人数：一百单八将。这么一群骁兵悍将，着实不好领导。加之文革的派性尚未清除，老同志之间有很多的恩恩怨怨。据一位老同志讲，六室的光荣传统是“一致对外而内斗不止”。这时候我又看到了李中南先生倔强与强硬的一面。就在我报到前，在607组的出现一场风波。当时全年的计划任务是提供3000平方厘米的GaAs外延片，那时候觉得这个任务挺艰巨，可是拿到现在，也就是一台MBE几天的工作量。1号炉的任务是1000平方厘米，炉长嫌太多，于是就和室里顶起牛来，进而成为派系角力的焦点。李中南先生盛怒之下免去了炉长职务并调离607组，由于那里需要一个技术人员，故而将我分配到1号炉工作。几年后我与那位炉长到重庆出差，酒酣耳热之际就扯到这件事儿上了，那位仁兄笑称当年是自觉不自觉地被推上了出头鸟的位置，怪只怪自己年轻气盛,倒不曾责怪李中南先生。
在1982年春天， 一个偶然的机会，由我清理李先生的档案材料。我看到一位老知识分子的清贫家世、跋涉路途与曲折人生。掩卷沉思、感慨万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三十年过去了，我还依稀记得那沉重档案袋中一打打材料中的只言片句。依托着记忆的线索，我进行了资料搜索。所幸在其母校随州一中八十校庆的时候，李先生写了一篇为中学生励志的文章，提供了第一手翔实的资料。
李中南先生1924年1月21日出生在湖北省随县环潭镇下畈村。他幼年失怙，与母亲相依为命。当他记事的时候，家徒四壁，妈妈提着花线筐拐着小脚走乡串户卖花线。他在5、6岁的时候就备尝寄人篱下的辛酸和只为一碗残羹剩饭去给人家放猪放牛的苦难生活。1934年春，无奈的母亲只好改嫁。继父周行矩以挑贩铁锅为生。周行矩当过兵，见过世面，也吃过不识字的苦头，所以一定要供他上学，他们便在环潭镇安家，并把他送进私塾，起的学名为周梅翘。
周梅翘读了四年私塾，念完了《四书》、《诗经》、《左传》、《幼学琼林》等。少年周梅翘天资聪明，在私塾的第二年，他读书的进度就比一般同学快，私塾先生不相信，于是就上一段“书经”让他读背诵，岂料滔滔不绝、未曾卡壳；过了几天，私塾先生又上了一段《左传》，让读周梅翘背诵，犹如行云流水。这令老师对他刮目相看 。
1938年春，在周梅翘的强烈要求下，他终于走进了洋学堂---环潭小学，从此进入正规教育的历程。适逢抗战期间，日寇进行春、秋两季扫荡，学校办办停停。1940年2月，列山中学迁到环潭镇西南群山中的佛垣寺。周梅翘入学考试成绩名列第三名。
列山中学是一所私立学校。1934年秋，刚刚卸任的原湖 北省主席何成浚（随县历山人）欲造福桑梓，这位前清秀才选择了兴办教育传承文化，遂捐资三万元，创办私立列山中学。代理校长刘亚平创作了校歌：
随兮随兮汉之东，泱泱大国风。
莘莘学子千里来同，诚朴洁勤发奋为雄。
谋国要如季大夫，治学要如欧文忠。
现代教育重生产，更追踪先圣神农。
在这首校歌中，历数随县物华天宝、地灵人杰以及对青年学子的要求。倘若曾已侯墓早发掘四十年，也许还会加上“千古绝响楚编钟”的句子。
1940年8月，随县政府奉省令接管私立列山中学，改名为随县县立初级中学。政府对学生实行战时公费制，每人发一套粗布校服，膳食不足，生活艰苦，每天只能两稀一干，日寇封锁，食盐缺乏，每人每月配给不足旧秤六两。即使是如此艰难境地，周梅翘也感到了莫大的满足，他再也不用为吃饭的问题发愁了！佛垣寺是座古庙，教室都是陈旧庙宇改成，宿舍全是茅庵草舍。没有教科书，只能靠教师讲，学生记笔记。每逢日寇扫荡，师生只能仓惶逃进深山躲避。
1943年春周梅翘初中毕业，找到一份小学教员的工作。不过继续求学一直是他的梦想。抗战期间随县隶属于湖北省第三行政专员公署。1943年秋建立省立第三高级中学，以环潭镇南约10华里的龚家湾为校址，招收本地区初中毕业并且被战争阻隔而无法负笈远游的青年学生，初设两个教学班。这对于一心求学的周梅翘无异于天赐良机，他在高中入学考试中一举夺魁，一时名扬四野。
在高二时，他家中出现了重大变故。1943年春节继父周行矩被乡丁打得遍体鳞伤，从此一病不起，到1944年冬便撒手人寰。家中的顶梁柱顿倾，周梅翘便想辍学重操小学教员旧业，以抚养五旬老母亲和7、8岁的弟弟。 但是老太太执意不肯：“别人想上学考不上，你考上了就不能不读。你不要管我们，我们就是自己去扒吃的，也不能拖累你上不了大学！”一家人哭成一团。这一天当是他人生中最为灰暗、最为倒霉的时候。走出家门后他心中充满着悲愤与无奈，顿感失魂落魄，精神恍恍惚惚。他诅咒贫穷，他诅咒苍天不开眼。就在他长吁短叹的功夫，一不留神失脚跌进了大粪坑中！据说当年姜太公下山后也不是悠哉闲哉地坐在渭水边上钓鱼。他先贩卖陶罐，不料被一匹惊马踏得粉碎；他卖面粉，被一阵狂风吹掉；他仰天长叹，赶巧一群乌鸦在头顶飞过，乌鸦屎飘飘洒洒就落入姜子牙口中。唉！人啊，要是赶上倒霉了.....不过按孟夫子的观点讲，那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
在高中期间，因家中贫穷没钱购买纸笔，他就用树枝在地上勾划演算习题。老师也知道他的家庭状况情况，而况他考试成绩又好，所以也就不催他交作业。在寒暑假中，他便四处借书读，只要是能借得到的，便一头扎进、废寝忘食。诗词歌赋、古文、小说以及一些闲杂书大都是在这段时期阅读的。由于日寇经常扫荡，每学期的课程都难以完成，他就利用寒暑假自修补上。例如高三解析几何最后一章没有学到，他是借到一本书在回家的路上，坐在一个喝水的草棚中补上的。高考时考题中刚好有一道题就是那本书上的，天道酬勤啊！
1946年西南联大返回平津复校，北大、清华和南开在武汉联合招生。周梅翘随同班同学黄华、绪言搭乘同学黄婉茹家跑生意的汽车去武汉参加考试，在武汉十余天及回来时的路费，也都是这几位同学赞助的。在这一批高中毕业生的70多人中，周梅翘考上了南开大学化工系，另有二人考上武汉大学，他是环潭镇上的自古以来的第一位大学生。金榜题名自然踌躇满志，可一想到学费又愁肠百结。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列山中学基金会秘书长罗宣祉先生把他叫去，告诉他说：“你上天津的路费，由列山中学基金会给你解决，在大学的费用由列山中学基金会每学期给你补助。安心地去吧！” 周梅翘感激涕零，遇到贵人了！他直到去世前也不曾忘记这一份恩惠，不过也许他并不知道，他的人生曲折也和这位恩人罗宣祉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罗宣祉是随县岩子河人。曾任安徽舒城县长，宜昌县长。后任行政督察专员，主要工作是操作何成浚与刘湘之间的军火等非法交易勾当。抗战初期返回随县。曾任随县县长、公产经理处长兼任随县抗日宣传总队总队长、私立烈山中学基金会秘书长、校长等职务，又曾任烈山中学国文、公民教师。抗战胜利后曾任列山图书馆馆长兼县文献委员会主任、临时县政府参议长，1947年又当上了“国大”代表。这样一位历史背景复杂的老人在新政权建立的时候会有如何的下场那是可想而知的。我见识过罗老先生的亲笔信：很古朴的信笺，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令我有些惊讶的是老先生在抬头上竟称“梅翘兄”。那时候罗宣祉已是年过六十，他为周梅翘提供赞助，无非是为了提携家乡青年才俊。信中亦无非是些鼓励的话语，诸如“吾兄大才，定为家乡争光”云云。大约是1950年，李中南写信给家乡的同学，还盛赞罗宣祉先生是随县的人才，为其离世而惋惜。可是这样的信也都进入了他的档案袋。组织定性李中南阶级阵线不清，接受赞助上学的历史不清楚。其实他就是一个穷学生，连三青团都未曾加入。也许就是因为与罗宣祉的渊源，他被调离半导体材料研究近二十年，终生要求入党而最终加入“九三”学社。
周梅翘辞别家人由武汉乘船到南京，上岸转火车去上海。当时他身穿着一套手纺粗布、用柳树皮染色的抗战服。在上海交大，他的朋友指着那身抗战服说：“你也该换换行头了”，可是到了南开他又穿了一个学期。多年后，他自豪地写道：“纵观我从初中到大学的这段历史，虽鹑衣百结，箪食瓢饮，然餐卷吞帙，自得其乐；虽满面菜色，却一身正气。穷学生惟一能坚持的是：贫不输志，穷且益坚。”
1946年南开大学改为国立大学，南开原有校址均遭日军飞机轰炸，被夷为一片废墟，复校工作困难重重。不过当时南开的学术声望很高，1947年在牛津大学承认的海外学历的大学中，中国共有七所：北大、清华、南开、中央、浙大、武大和协和医学院。在南开大学化工、化学两系聚集着许多著名的教授，如张克忠、汪德熙、潘正涛、汪家鼎、邱忠岳、杨石 先、高振衡等。在化工系周梅翘学习了两年。
1948年国统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是可憎的三只手，它轻而易举地把人们的口袋掏空。1948年7月5日，一袋兵船牌面粉要1150万元，三天后就涨到了1380万元；7月7日，一斤玉米卖到14万2千元，人们背着一麻袋的钞票换回二斤玉米面。很多学生投入到“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的运动之中。估计“列山中学基金”的账面已再无活钱，周梅翘理所当然地成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1948年秋曾任南开大学学生会副主席。1948年春，南开曾搞过一次学生会竞选，近千名学生与20位候选人参加。竞选人相继发表讲演，阐发自己的“施政纲领”，有的人还拥有竞选团队。由此可以推断，青年时代的周梅翘既有宣传鼓动能力又有组织领导能力，是一位有能量的人物，尽管他囊中空空如也，肚子里饥肠辘辘。那时候学生会的话语权很大，国共两党都在争取学生，国民党公开活动，共产党则在“地下”操纵。1948年10月，他和一些进步同学被列入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地下党组织通知他们撤出学校。一批同学潜出南开，到天津郊区杨柳青找到接应。 1948年月11月周梅翘到河北省泊镇的解放军华北城市工作部报到，这时他改名为李中南。来到解放区后，李中南进入城市工作部的干部训练班，学习共产党的城市政策。三个月后，天津解放，组织上命令他们连夜急行军回天津去做接收工作。回到天津的当天，天津市军管会的领导在一个大院里，逐一点名安排了他们的工作。李中南被分配到军管会文教出版处任干事，后来相继担任天津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编辑。
1952年工业战线急需人才，当时搞人才普查工作，号召学有专长的人员技术归队。电台编辑科科长乌拉（即武尔祯先生）出身于西南联大，就被委派到764厂（天津广播器材厂）任厂长。他带上李中南到764厂从事技术工作。李中南先后任中心实验室副主任、车间主任、质检科科长等职务。
1956年周总理主持的“全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半导体科学技术的发展被列为四大紧急措施之一。 工业部门着手搞半导体，抽调乌拉到二机部十一所任副所长兼半导体研究室主任。乌拉在天津广播器材厂带上2名工程师即宋秉志先生和李中南先生。1957年9月李中南到到十一所半导体研究室负责半导体材料的研制工作。1959年在十一所中分出十二所，乌拉任十二所副所长，李中南在半导体材料研究室负责。十三所草创之初，具有工程师职称的技术人员犹如凤毛麟角。屈指算来，也只有乌拉、宋秉志、常振华和李中南几位老先生，所以多少年来人们还习惯称他为李工。曾有老同志对我说武尔祯“骂”李中南就象骂孩子似的，其实他还是不知道这二人的历史渊源，武尔祯两次履新职都要带上李中南，就表明他是欣赏李中南的。“骂”有时会表征亲近，倘若一个人对你总是客客气气的，则表示两人之间还有距离。
武尔祯先生是中国半导体工程的创办人之一，亦可以说他是中国微电子工程技术的教父。1941年他驾着一辆破自行车千里走单骑从山东跑到四川，进入同济大学学习，1942年至1946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学习。1947年从清华毕业后就跑到共产党冀察热辽分局参加革命，改名为乌拉。文革中挨批斗，造反派责难他蓄意让人们喊他“万岁”，他便将名字改回武尔祯。 大约是1994年，在军事博物馆的技术展览会上，当江泽民主席走到十三所展台参观时，对所长赵正平说，我知道十三所，你们的老所长是乌拉。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武尔祯先生从不看重名利，从来不在科研成果或别人的文章上署名。他有山东人的豪气，对杜康情有独钟。据老同志讲，那时候黄昆先生周末常常骑着自行车到九仙桥，与乌拉饮酒聊天。邓先灿先生喜欢加班熬夜，有时到了半夜的时候，乌拉的电话来了，请她到办公室吃夜宵。桌子上摆了一只烧鸡，一包花生米，乌拉一边饮酒一边询问课题进展。据邓总回忆，那时候每周一次的汇报会上，总有几位课题组长挨骂，就跟骂孩子似的，只有她是例外。某公年轻谢顶，大家就开玩笑说他每挨一次骂就会牺牲十几根头发。骂归骂，武尔祯先生对技术骨干爱护有加，甚至是很义气。文革后期，一名技术骨干受到排挤，不得已调出十三所。武尔祯先生在办公室用一包猪头肉、一包花生米和一瓶酒为其送行，多年后人们还流传这段佳话。1986年二十四所做出64K DRAM, 武尔祯先生兴奋异常、举杯庆贺，不幸心脏病发作回归道山，他的一生与半导体微电子技术结下不解之缘。在十三所的老人里面，李中南追随武尔祯的时间最长，从建国初他就是武尔祯的部下了。在764厂时，一次生产车间有7000支电阻出现了质量问题，乌拉不容分说，就给质检科长李中南一张黄牌。李中南一边喊冤一边还得写检查。
1958年秋长春东北人民大学锗现场会议后，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安东对李中南说：“现在全国在搞半导体，你们否有所作为？”李中南答道：“我们想在半导体硅上有所突破。”在以后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经过艰苦奋战，他们终于采用出四氯化硅氢还原法制备出光谱纯的半导体多晶硅，并在1959年10月1日前夕，拉制出第一锭半导体硅单晶，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就在李中南先生在半导体材料领域大展拳脚的时候，他被调离了材料研究室。那时候半导体材料无论是在大学还是科研单位都是保密专业，尤其是在工业界，保密级别更高。当年高鼎三先生带领学生在煤灰中萃取锗元素，文章发表在校刊上。不幸被日本人看到了，结果日本人就掌握了这项技术，据说东北人民大学为此受到通报批评。同时期被调出六室的还有55年毕业生章国奎老师，人们都很清楚他调离的原因：他在上高中的时候稀里糊涂地进入了三青团。不过这些老同志的底子就是厚，章国奎老师调到动力站，为十三所设计建造一座氢气站，直到我工作时还在运行。有一次在物资处遇见他老伴，老太太不无骄傲地跟我说：“我们家老头子是你们六室的老人儿。”所以每逢我见到章国奎老师时都要点头致意，以表示对六室前辈的尊敬。调动李中南的理由比较堂皇，十三所要搬家，需要得力人员搞基建。但是据我猜测，这应该是和罗宣祉联系在一起的。其实即使是五十年代，阶级斗争这根弦也未曾松弛。记得庄蔚华先生曾对我说过，1957年，国家组团去苏联考察半导体技术，临时党小组悄悄开会，乌拉是被排除在外的，因为他不是党员。说来李中南的出身可谓是苦大仇深、根红苗正，正是共产党所依赖的对象，可是他却无缘身担重任。他一生都在积极要求入党，最早的一份入党登记表是在1949年的8月，大约有手掌大小。就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大规模地拉知识分子入党的时候，他还是没有跨进大门。
1960年从十二所中分出十三所，乌拉任代所长兼总工程师。在寻找所址的时候有三种选择：京南的上高地，石家庄的原华北军区文化学校，还有西安的一块地皮。经过一番考察，乌拉认为西安太远，北京哪个院子太小，石家庄正好。于是李中南等人便开进石家庄开始基建工程。说来基建工作的确需要技术人员参加，搞一套半导体实验室和厂房还是相当复杂，诸如水、电、气、空调、排风等设置是要有人统筹设计的，不过他这一搞就是近二十年。
1961年5月，中央军委批准组建军事无线电电子研究院，领导雷达和有关电子技术的研究，简称国防部第十研究院。1961年12月，以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为基础，组建十院。因此十三所的政工干部大多数来自于高级步校和文化学校，我们的老所长陈万镒当时就是高级步校的一位大队长。1962年，中央军委为了加强国防尖端工程的建设，将十院建制提升为兵团级，任命罗舜初中将为院长，孙俊人少将改任副院长。可别小看这次升级，对十三所人那是双喜临门：全所搬迁结束喜迁新居；所有技术人员喜洋洋集体参军，部队的工资高哇！中专生是少尉，大学毕业生是中尉，向李中南先生这样的老大学生级别比研究室主任还高，肩上扛着少校的牌子。不过好景不长，到了1965年2月，中央军委确定国防部第十研究院全体人员集体转业，研究院隶属于第四机械工业部。
到了六十年代后期，为备战考虑搞三线建设，将十三所的一部分人迁到永川，成立了二十四所。李中南又被派到永川搞基建。在山沟沟里面建立生产集成电路的实验室和厂房，这个基建任务还是满重的，一搞就是好几年。
直到七十年代后期，李中南先生才回到六室搞GaAs气相外延工作，也算是又一次技术归队。尽管他脱离技术岗位近二十年，一旦进入角色，还是有所建树。我刚参加工作时，就拜读了李中南先生的两篇文章：一篇是讨论将二氯二硫稀释到三氯化砷中作为N型掺杂剂的稳定生长区间；另一篇论述如何用二次谐波法C-V曲线去表征有源层和缓冲区掺杂浓度的陡峭程度。这二篇文章的工艺性和实用性都很强，令我受益匪浅。1981年文革后第一次搞评定职称，由国务院科技干部局颁发其高级工程师证书。1982年被电子部授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980年担任六室主任，1982年任硕士研究生导师。
在八十年代初期，MBE和MOCVD属于半导体材料的前沿领域。在李中南先生担任主任期间多方呼吁并争取经费，进行MBE和MOCVD的课题筹备工作。当时我积极申请进入MOCVD课题，他十分痛快地批准了我的请求。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捧着MOCVD的饭碗，这是李中南先生给我的机会。卸去研究室主任职务后，他的主要精力是带研究生。他的大弟子晋闽曾长期担任中科院半导体所所长；有如王芸、秋明、云霄、李景等则分别留学美、英、德，成为学有专长的技术人才。秋明刚到德国读博的时候，由于语言、生活习惯等问题困扰，便写信给李中南先生诉苦。李先生回信足有十来页，给秋明以很多的鼓励，令秋明感动不已。这位冰雪聪明的小姑娘果然不负师教，她的博士论文答辩以少有的Mit Auszeichaung级别通过。本人愚钝，承蒙先生不弃，收为研究生，使得我有机会进入成电学习一年基础课。这是李中南先生对我的又一恩惠，这么多年来我从不敢数典忘祖。
与大多数的老知识分子不同，李中南先生喜欢管“闲事儿”，很是热衷于保媒拉纤的事情。八室的王工是一位留苏归来的老工程师，或许在莫斯科见到的漂亮姑娘太多了，这么多年就没找到一个看上眼的。我们入所时，王工就要扔下四十奔五十了，还是孓然一身住在单身宿舍。王工出身于高干家庭，人却极为随和。有一次李文问他：“王工，听说你因为找对象的事儿还挨了你家老爷子一个嘴巴，有这事吗？”王工腼腆地笑笑，把头转向我，很诚恳地说：“天下的父母都是一样的，能不着急吗？”不过他好像不急，从来不肯降低标准：女方年龄不能超过28岁。那时候还没有杨翁范例呢，看来搞学问的人心是相通的。若干年来 ，李中南先生一直吆喝着给王工介绍对象，有时在图书馆听到有人聊天，说李工又带着老王相对象去了。无奈王工的标准是诺贝尔奖级别的，李中南先生到哪里去找呢？直到九十年代中期王工调回北京，李中南先生也没做成大媒，不过他从不曾为此感到郁闷。一般的媒人都有功利思想，好像没有点成鸳鸯谱就表示他没有办事能力似的 ，故而不遗余力地攒掇、撮合 ，大有拉郎配的味道。李中南先生则十分平和：“老王你觉得这个不行，咱们再寻找下一个。”
李中南先生的业余爱好是下围棋，据说他也是象棋高手，可我却从未见到他蹲在马路边或路灯下下象棋，也许他嫌这棋摊儿上全是臭棋篓子，在工会举办的象棋比赛中他一直担任裁判长。对李中南先生我一直恭恭敬敬地执弟子礼，每年春节都要去拜年。有时候他在外面下棋，师母会让孩子去叫，他总是几分钟后就回到家中。难道他抛下棋局就走？这让我很是不安，唯恐搅了先生的局。出国后每年春节我照例打电话给李先生拜年 ，他总是笑呵呵地说：“给你们全家拜年了！” 这让我如何承受得起！他一直都把后生晚辈看做是平等的朋友。
2005年初夏的一个午夜，我被一阵铃声惊醒，从越洋电话中传来李中南先生逝世的噩耗。写唁电、给师母打电话慰问，忙完这些事情后，我再无睡意，脑海中又浮现了那袋沉重的档案。人生多艰，每个人都会有一大段一大段的故事，我应该把李中南先生的故事写出来。如今总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以告慰恩师在天之灵。
2012年3月于哥伦比亚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