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愚人 于 November 27, 2014 10:45:38:
回答: 【其它】旧文再贴：童年的春天 由 愚人 于 November 27, 2014 10:22:25:
一。新繁
新繁原称繁县，西汉置，东汉因。县名取自繁江，繁江就是都江堰灌区内青白江。原县地址按《通鉴。卷四十三。汉纪三十五》元胡三省注，即今新都县繁江镇，而按《清一统志》，县址却在今繁江镇北二十里，其他志书说法有异，《清一统志》与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说法近。
汉、晋时的繁县管辖今彭县和原新繁县两县土地，是个比较大的县(因彭县纵深到筇崃山区里很远)。
《旧唐志》说繁县是蜀汉刘禅改为新繁县，更据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载：“新繁县，本汉繁县。《(三国志：)蜀志》‘刘禅延熙十二年，凉州胡率众降，禅居之繁县。’以繁县移户于此，俗间谓之‘新繁’，至是县名因蜀
而改。”《清一统志》力辨其说，唐李吉甫《元和志。卷三十一》谓新繁正式名从北周改。
新繁处川西平原西北，境内流有江沱、繁江(今青白江)、西汉文翁开辟的湔江(今蒲阳河)，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华阳国志》说繁县“泉水稻田”，就是这个意思。《元和志》也说新繁是“小郫”，就是说，新繁的环境条件和川西平原上的郫县相当。
新繁县历史上的名人有南北朝时的高僧法琳(见《高僧传。释法琳传》)，唐大和三年(AD 829)，李德裕被任命为剑南西川节度使，至大和七年，镇蜀凡四年(墨圣人兄引材料说李任新繁县令，误)，曾建东湖于此。五四运动中，号召“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北大教授吴虞就是新繁人，吴虞是我外公的老师新繁灵山公的同学和密友，灵山公以提倡六朝文，反对桐城派见著于民初。吴竟娶灵山公之女为妻，引起时人物议，灵山公却恬不为怪，民初人多旷达如此。其后，新繁出了现代作家艾芜(汤道根)，艾是我外公的同学，同受学于灵山公私塾，艾三十年代以《南行记》闻名于文坛，解放后续《南行记续篇》，八十年代中期亡故。
二。李德裕附牛李党争
李德裕(AD 785--AD 848)是唐后期最杰出的政治家，他是元和时宰相李吉甫之子，其祖曾任御史，典型的世代士大夫家族出身。李德裕出身显赫，少时却刻苦用功读书，有壮志。他自负甚高，耻与诸生一起参加科举乡试，直接由父亲的声誉进入官场，起初做一般的秘书小吏，逐渐以才干升迁到监察御史(如今之中央纪监委大员)，穆宗时转翰林院作学士(如今之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后来因为唐宪宗作太子时，很赏识其父李吉甫，爱屋及乌，见着李德裕，甚重其才干，推荐他给父亲唐穆宗，唐穆宗的很多诏书就是李德裕起草的。
正当唐穆宗准备大用李德裕的时候，朝中李逢吉、牛僧儒、李宗闵官僚集团向另一派以德裕的父亲李吉甫、裴度为代表的官僚集团发起攻讦，穆宗支持了李逢吉等人，于是李吉甫集团失宠，李吉甫、裴度相继罢相，祸及正在翰林院任事的德裕和他关系好的元慎等人，德裕遂被贬到浙江去做浙西观察使。
李德裕在任浙西观察使期间，与民兴利除弊，俭于自奉，很得下属的欢心，他特别对浙西地区老百姓迷信巫术看不惯，用制定条令和进行规劝相结合，去“除淫祠一千一百所”，移风易俗，使浙西风气翳然一变。穆宗曾经下诏收刮浙西银器，被德裕上书顶了回去。后来唐敬宗在位时荒淫无度，德裕又上书委婉地劝谏。
唐文宗即位以后，在裴度的推荐下，起用李德裕为兵部侍郎(国防部副部长)，可是当宰相的李宗闵却怕李德裕上来对其集团不利，于是就引牛僧儒为副手，两人共同执政，那时叫住“平章政事”。李牛二人掌政后，处处与德裕作对，穿小鞋，凡是德裕提出的意见，无论好坏，他们一概斥之，他们还把老臣裴度贬到下面，目的是减少支持德裕的力量。德裕不甘心，就引宫内的太监郑覃为朋党，和李宗闵、牛僧儒对着干，这样，朝廷的每项政策讨论里，双方均以党派立场对待，闹得不亦乐乎，对待党争闹剧，文宗毫无办法。后来李宗闵下去了，牛僧儒被扶正，领导他那一派与李德裕、郑覃派继续纠缠下去，一直持续了数年时间，史称“牛李党争”。
这时候，由于前剑南西川节度使郭钊把四川的治理搞得一塌糊涂，民不聊生，特别是边备荒弛，吐蕃的势力从西边威胁到成都平原，南诏则从南边步步蚕食，这也是贞元时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韦杲在任时执行的“以夷制夷”方略留下的祸患。牛党就借机让李德裕去对付四川这个烂摊子，你李德裕不是能干吗？把浙西治理得路不拾遗吗？那你就去四川试一试吧，自然，牛党的目的是等着看李德裕的笑话，也是排斥李党的妙法。
李德裕走马上任四川政军第一把手以后，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招降吐蕃维州(今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理县)守将息袒谋，并派重兵去驻守新附的维州重镇，准备西伐吐蕃。应该说李德裕完全可以成功，因为当时的吐蕃已经衰弱了，而且李德裕不是一个不知兵的书生，可是牛僧儒却不愿看到李德裕的成功，在中央百计沮之，他说动文宗下诏不准李德裕积极进攻，而且叫把息袒谋和息袒谋归顺的吐蕃军一部遣送回吐蕃，结果息袒谋部队一回去，就被赞普全部杀死。
虽然李德裕的对吐蕃作战计划受到牛僧儒的制肘，不过部分计划还是圆满实行了。他修建了几个边关要塞，把吐蕃和南诏的势力赶离接近四川腹地的地方，以后终唐和五代，吐蕃和南诏都不再骚扰到四川地区。
李德裕在四川的四年期间，同样把他在浙西的治理方针搬到四川来干，使四川的形势有所好转。
四年后，李德裕的监军太监王践向文宗打了个内部报告，说宰相牛某人坏事，本来息袒谋投降后，就不应该放他回去，文宗一听这么说，就不大喜欢牛僧儒了。接着，李奉调回中央当了兵部尚书(国防部部长)，牛被贬到淮南去作节度使。牛一下去，牛的哥们李宗闵的位子也坐不稳了，于是李宗闵罢相，李德裕顶了他的位子。
李德裕的宰相板凳还没有坐热，就和文宗喜欢的新上来的郑注、李训集团发生了矛盾，这就象毛老头说的：“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原因是文宗觉得宫内太监势力尾大不掉，就想引郑注、李训来钳制，可是李德裕却和太监交往甚密，还在文宗面前叫文宗不要接近郑李两个“小人”，那当然不讨文宗喜欢，就把李德裕再贬下去，贬到苏浙去当观察使。
李去江南后，郑注等人还不放手，不断地制造李的大逆不道的罪证，幸赖在朝中的党人援救，德裕才不至被置之死地，最后被贬为袁州(今江西宜春)长史。
就在中央政府里一大批李党份子被贬的时候，郑注和李训求胜心切，于太和九年(AD 835)年十一月在首都长安发动政变，慌称左金吾驻地石榴树上天降甘露，请文宗去看这个奇迹，企图就此将太监们一网打尽，却不料太监们簇拥文宗逃脱，结果太监引羽林军反过来把李郑党徒诛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甘露之变”。
甘露之变事件发生后，文宗完全受制于宫内太监的管制，李德裕也因此日子好过了，他很快被恢复了浙西观察使的职务，后来又被叫去代替他的冤家牛僧儒的淮南节度使的位置。牛一听说李要来取代他，就耍了个小阴谋。
牛僧儒在淮南时有个副手叫张鹭，牛奉调进京述职时把军事全权交给张鹭负责。李到任后一查帐目，发觉淮南的府库本来应该是八十万缗，现在帐本上只有四十万缗，李判断是牛的亲信张鹭用去了一半，于是向文宗打报告揭发牛某人伙同其亲信铺张浪费府库中的银钱。李打报告一事被牛党知道以后，牛党中几个谏官上表弹劾李挟私怨整牛僧儒，认为李根本没弄清楚情况就以为抓住了把柄陷害人。文宗没有把这几个官的奏章拿给群臣议论，而是把李德裕招来覆实，李这时才明白了这是牛耍的圈套，让他去钻。原来，淮南的先例是新旧官交接时，前任官可把府库的储备的一半用在抗灾和军费上，而牛指使张鹭故意不写清楚这笔帐为啥可用，李找财务官查出了牛张二人的花销，却不明白这是淮南的先例，就冒然打报告揭发牛，结果反落得“挟私怨报复”的名声，于是李只好引咎弹劾自己，文宗没有追究他。
牛僧儒和李德裕的出身正好相反，他出身贫贱，虽然史书上说他是隋大官牛弘之后，但实在说来，这种攀比追踪祖先的光荣业绩，对他本人的发迹一点用处都没有，而且也是两百多年前的事了。牛幼孤，家乡有一处政府专门救济孤儿为生的几顷田，牛就靠这种政府对孤儿的特殊救济下成长起来的。他刻苦用功，后来中了进士。牛虽是靠了艰苦拼搏上去的，却羞于自己寒微的出身，特别和李的显赫出身一比，就觉得矮了一头。为此，牛写了一篇志怪小说--《周秦行纪》。(牛后来把他的所有短篇志怪小说都收到《玄怪录》里)
在《周秦行纪》一文里，牛故弄玄虚，说自己某年进士落第以后，有一夜，在河南某地的废庙里遇见了汉文帝之母薄太后、汉高帝妃戚夫人、汉元帝宫女王昭君、西晋荆州刺史石崇宠婢绿珠、南齐东昏侯爱姬潘淑妃、唐玄宗贵妃杨玉环，这些历代名媛的鬼魂都很尊重他一个秀才，还和他一起唱和赋诗为乐。薄太后刚见到他，就说他：“君唐朝名士，不相臣？”。
牛的《周秦行纪》一抛出来，就受到在一边盯着他的李德裕的攻讦，李马上回应了一篇《周秦行纪论》，针锋相对地攻击牛僧儒写《周秦行纪》的真实意图。李在是文里说太牢氏(李一贯轻蔑地称呼牛“太牢”)“好奇怪其身，险易其行”，并连系到牛某曾胡吹自己的“牛”姓应了受命当国家中枢要职的谶纬，说什么牛的“两角犊子恣狂颠”，“以身与帝王后妃冥遇，欲证其身非人臣相也”，并别有居心地丑诋牛：“屡有异志”，上纲到阴谋夺权的高度上去了。
平心而论，牛的文才从他写的《周秦行纪》和《玄怪录》可以窥探一斑，李在文才上稍逊牛一筹。牛不过借神仙之说，洗刷自己布衣出身之贱，而李无限上纲，有失正人君子的厚道。
牛李之争，缘起于牛在穆宗时，与李宗闵一起不避李德裕的父亲，宰相李吉甫的权势，向其开炮，李德裕把这事记在心里，和牛纠缠十数年。在他们的争端中，有政策上不同的分歧，也有私怨结党斗气，李德裕虽然是唐后期杰出的政治家，但在党争上面，亦未能免俗。
历史学家范文澜在其著作《中国通史》里，按照阶级斗争的观点，把牛李两党之争视为代表贵族利益的一方--李党，与代表小地主平民利益的一方--牛党的阶级斗争，实在是很牵强附会的，唯一的根据，大概就是李出身贵族，牛出身寒微。范在论述牛李党争的时候，按照阶级路线的观点，多多少少有些偏袒牛，其实从施政的表现来看，李比牛的水平强多了。
后来武宗即位，李德裕被提上来作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是说，虽然官职还没有完全定位，已经在行使经国天下的宰相的权力了。李甫一登阁，即劝戒武宗“辩邪正，专委任”。这是李德裕第一次大权在握，真正行使他的政治才能治理全国的开始。在随后的数年中，李敢于直言犯谏，包括劝阻武宗因怀疑大臣不忠欲杀之事，劝告武宗节制好游猎，荒误政事的习惯。
那时回鹘被兴起的(黑吉)嘎斯所破，走投无路，又逢大饥，就挟着出嫁的唐朝公主到塞下，要求把他们的妇女和贵重宝物用来交换唐朝的粮食。这时，归附于唐的退浑、党项两部落想乘机出击和掳掠，守将呈报上来，认为可以支持，朝中大臣也都同意，李德裕却认为应待回鹘以仁义，他说回鹘对中国有功，应该学习汉宣帝对待呼韩那样，给以资给，同时静观其变。经过反复辩论以后，武宗同意了李德裕的建议，贷给了回鹘三万斗粮食。
哪知道回鹘一部投降唐朝，回鹘于是在势穷的形势下窜犯云州边境，守将闭城不敢战，党项、退浑也不敢帮唐朝的忙，武宗开始后悔当初不听守将的建议，就再次问计于李德裕，李德裕给他出了计策，结果按照计策，唐兵在塞外杀胡山大败回鹘可汗，并迎公主还。
杀胡山之战以后，回鹘从此衰落，再也不能成为唐的边患。可是(黑吉)嘎斯又冒了出来，(黑吉)嘎斯遣使来说要帮助唐朝从残余回鹘手中夺回安西、北庭，武宗准备同意，李德裕认为不可，他说原来河西走廊和玉门关都在唐朝手中，沿途有郡县的人力物力支持，所以才能守住数千里以外的安西和北庭，而现在河陇之地全被吐蕃占了，怎么支持对安西、北庭用兵？即使就光复了这两个都护府，将来怎么守？何况(黑吉)嘎斯的真实意图尚不清楚。武宗同意了李德裕的建议。
李德裕最辉煌的政绩莫过帮助唐武宗平定了泽潞节度使刘稹的独立行动，后来武宗又数次对藩镇小用兵，使得武宗盛时，唐朝出现了后期的安定气象。
有个叫韦弘质的官建言，宰相不宜兼管钱粮，李德裕向唐武宗上奏折，引春秋齐国公卿管仲的话力驳韦弘质的观点，认为治国在法令，宰相应该兼数职，能对国家的政治法令情况有掌握。李德裕还裁减冗官，在他当政期间，裁汰冗员达二千多人，被裁去官职的人都对他十分怨恨。
李德裕执政凡六年，在这六年的时间里，他帮助武宗消弭了国内的藩镇的蠢动，使他们对中央保持效忠和服从，当胜利取得以后，他又数劝武宗要戒武，凡事适可而止。对国家的振衰，李德裕也有功劳，所以《新唐书》赞扬他：“功烈光明，佐武中兴，与姚、宋等矣。”这里，姚、宋分别指辅佐唐玄宗成就了开元盛世的名相姚崇、宋憬。
后代的正统史学家往往贬斥李德裕、牛僧儒创帝制时代朝廷官僚的两党之争，有的甚至说，唐朝的灭亡就是来自牛李两党之争。这种说法夸大了牛李党争对唐末政治的影响，如果说北宋党争对北宋亡国倒是影响至关，那么牛李党争就算不得啥了。牛李党争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第一次有鲜明界线的阵营之争，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带有明确施政政策之争，虽然其间带有浓烈的个人恩怨色彩，总的说来，还是比较平和的，不象东汉清流宦官之争的动辄杀戮，那种争斗主要带有争夺政权的性质。
正统史学家还站在家天下的立场上斥责党争不利于皇帝对政治的垄断，这也就显示出这种雏形两党政治对专制极权政治的危害，所以以后的专制皇权都立图制止朝廷里的党争，即所谓“君子群而不党”，或者“不偏不党，王道荡荡”。古代政治里党争的主要问题是，没有民主仲裁机制，全凭皇帝来裁夺，或者没法裁夺，各打五十大板了事，因此党争常常被引导到报私怨，在一些无聊的事情上纠缠不休，于国计民生无补于事，以至唐文宗对牛李之争莫可奈何，叹道：“除河北贼易，除朝廷朋党难！”所以，就是力倡儒家正统王道的王夫之也认为有了朋党之争，则“人心国是如乱丝之不可理，将孰从而正之哉？”，一句话，就是他们只看见了无游戏规则的朋党之争的扰乱视听，而未能想到建立政治的游戏规则把党争引向健康的方向上去。
武宗刚一死，继位的宣宗就对左右说李德裕：“每顾我，毛发森竖！”立马就罢免李德裕的相位，然后一贬再贬，一直贬到海南岛上去做崖州司户参军，明年，死于贬所。
李德裕起于吏事，对文牍琐务很熟，天大的事情，他都从容处之，有条不紊，从来按时上下班。他性格孤峭，明辩有文彩，著述不少。当了宰相以后，还手不离书。他不喜欢饮酒，也不喜欢声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