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关东老农 于 August 09, 2015 19:26:05:
红条断简管窥民国文艺青年
四月中旬有一次短暂的回国。返美前将保存多年的信件统统装入行囊,其中大部分是1982年至1985年同窗好友的来信。尤其是刚刚参加工作那半年，同学们书信往来极为频繁。那时我们研究室有两个大姨搞集邮，好一点的邮票就被她们给剪掉了，现在看起来就是豁牙漏齿的了，好在并未被虫蛀或发霉。归来后随手抽出两份阅读，30多年过去了，信中言及场景历历在目，一时间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同学友谊在于纯真，没有任何的利益成分；彼此了解，敞开心扉畅谈人生、理想、困惑。碰巧的是不久前收藏到一份1927年的红条封，里面的半封书信也是同学之间的笔谈，读起来饶有风趣，从中可以管窥民国时期文艺青年之一斑。
钟笑炉先生讲集邮的最高境界是集实寄封。而实寄封中最具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的则是红条封：喜庆、端庄、厚重、有文人气。倘若是国际间的红条封那就更为不凡了，传世的有两大类：其中一类是北方陆路，恰克图经乌兰巴托（乌伦）至张家口抑或是经呼和浩特（多伦）或包头至大同太原；大都是晋商商业往来信件，严格地讲有些还不属于国际封，恰克图一度曾是中国领土，不过偶尔也会贴上俄国的邮票。晋商商号的红条封大气、讲究，亮丽，一直受到集邮者的追捧；另一类是南洋水路的红条封，大都是客家人闯南洋的华侨信件。我收到就是一件走南洋的红条封，严格地讲是小红条。不好意思呀！象老农这等收藏爱好者，误将“小康”当“老康”，不识紫檀收黑檀，拿不下大红条就收小红条，乍就差个档次呢？不过有总比无强。说不定哪天走了狗屎运，搞一个小叶紫檀海黄花、康五彩明成化、大红条上贴着红印花。凡事皆有可能，借用老农年轻时那年月雷人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就让咱从这小红条起步吧。
信封长为14厘米，宽为7厘米；贴着两枚帆船票，一枚桔红色面值八分，另一枚淡蓝色面值贰分。信封上毛笔字端庄流畅，信纸上是硬笔小楷娟秀，显然训练有素。信是寄往泰国，收信人为利敬初，寄信人名慧声。第一个盖销邮戳是广东梅县的隆文镇，中转邮戳为数里外的松口镇，落地戳是泰国曼谷，也就是说松口镇是离境口岸。松口港曾是广东省内河第二大港口，是闽粤赣交汇地客家先民闯南洋的第一站。历史上的客家人漂洋过海多由“火船码头”登船，沿韩江转汕头直下南洋，演绎着寻找他乡的故事。松口人号称“自古松口不认州”！大有喝了牛皮散不服天朝管的劲头。其“不认州”的原因除了商业繁华之外，松口人对海外通邮、通航、通商均不用经过嘉应州。隆文与松口的盖销戳日期为1927年10月22日；曼谷落地戳日期为1927年11月1日17时，次日投递到敬初手中。经过88年的潮湿闷热气候的熏陶，或许还遭遇水浸，红色业已弥散，梅县的两枚邮戳亦不甚清晰，信封的背面也有些斑斓，不能求全责备了。四页的书信丢了一半，唉，总比一张明信片所蕴含的信息量要大吧！
第一页的内容无从猜测，至少在第二页下半部分中慧声满怀激情地抒发《落叶》的读后感。先将第三页第一段摘录如次：“的确，当这铜臭熏天的人世间，金钱成了吸引女性的磁石的今日，想找一个菊子姑娘实在比登天还要难。换（句）话来说，只有在《落叶》书上有一个菊子姑娘，人世间是再没有的吧。一个有创作天才的文学家用了他高妙的大手笔，把一张张的素纸写成了一个情场，更描摹出一个现在的人世间没有这样深情的高贵的菊子姑娘。使读者依恋了那个情场，更爱慕那菊子姑娘不弃。他的思想是多么的灵妙，他的作品又是多么的高超呀！”
看来《落叶》感动了慧声，对作者给予极高的评价。至于慧声的感慨：“当这铜臭熏天的人世间.....”拿到今天也不过时。郭沫若先生的新诗和小说曾迷倒一片象慧声这样的民国文艺青年。有人称赞《落叶》是“爱情艺术心理创作的奇葩，展示了人类情感最为复杂、最微妙的爱情心路及行为特征”。现今世人对郭沫若先生多有诟病，而我一直认为他是中国近代一位难得的天纵之才， 试想，一个人倘若能在历史、考古、训诂、书法、诗歌、小说、话剧诸项中的某一项中达到郭沫若先生的水平，那就是当之无愧的大师，而他在上述每一个领域里都是一座高峰。别老盯着“大快人心事，打倒四人帮”和《李白与杜甫》，看一看《女神》和《屈原》吧！周扬在郭沫若病榻前称赞他是中国的歌德，这是非常确切的比喻。诚然，歌德的骨头不如贝多芬硬，他曾向拿破仑卑躬屈膝，但却不能抹杀他的文学地位。不知慧声是否活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那时他对郭沫若又做如何评价。
写作是文艺青年的爱好和追求，这也是一条成名成家、发家致富的门道，君不见民国的高产作家个个赚得盆满钵盈。慧声似乎也做过文学梦，但又放弃了。“我近来不常起了做小说的冲动。有几次夜里在床上躺着时把人物结构都打好了腹稿。但转念看自己素来没有研究，轻易做出来了一定覆糟瓮，故终于没有勇气动笔了。” 张爱龄说出名要趁年轻。其实，少年得志要靠天分，大器晚成则是坚持的结果。慧声文学梦断，可是敬初还在坚持。“我拜读了你的近作，觉得很恰意。但是我这对新诗没有半点研究的人，只能在直觉上知道它是好的。至若好在哪点？我看你的诗时会不会被感情作用成见所支配都是不得而知。我读你近来的信和作品已知道你正在文艺上面下功夫了，在此我预祝你成功！”不知利敬初是否成了“第十八家”诗人？不过让他自豪的是梅州老乡李金发写出了这样的句子：“如残叶溅血在我们脚上，生命就是死神唇边的笑。”
读书是文艺青年必须的话题：“我现在看过了几本关于文艺方面的书，觉得可以介绍给你看的有《西厢》，郭沫若的《文艺论集》（这本书平装仅九角，我向人借了一本没有看完。本不能说是看过了的，但已写错了，只得在此更正）。《情书一束》（衣萍著，北新书局出版，约七角）。郁达夫著的《小说论》，这本书从我直觉上也觉得很好的。不知你看了以后怎样罢了。”恕老农孤陋寡闻，这几本书老农还是第一次知晓，只好到网上查找临时科普一下。这里牵扯出一位民国的畅销书作家章衣萍，其人早些时曾受到鲁迅先生的称赞，后来又倍受鲁迅的揶揄和挖苦。此君靠两点出名：其一是拉大旗作虎皮，“我的朋友胡适之”挂在嘴边；其二就是出版了《情书一束》，写的是画家叶天底、女作家吴曙天他们的三角恋爱。瞧瞧这三个主儿， 一个是病怏怏却又狂热的革命家，一个是大胆暴露用身体写作的女作家，作者又是一个浪荡文人，这一锅粥搅的又粘又稠。以至于五年出版十次，发行量逾万册。比较一下，1933年巴金先生的《家》初版，发行量尚不足二千册，雅不敌俗啊！不过慧声这样的文艺青年将这等下里巴人与《西厢艺术之批判与其作者之性格》等学术著作并列推荐给朋友 ，怎么就觉得有点不着调呢！
扯点八卦也许是文艺青年的调味品。“谢兰在广州期间与味酥宋绍章发生灵肉一致的恋爱。听说阿兰原住在某街，宋要阿兰搬至东山去双棲双宿。阿兰曾亲手拆他的被帐，不知真的么？听说一般师范生听了谢兰与绍章发生关系后，纷纷写信给绍章的大有人在。然终不能破坏他们俩的良缘，徒见写信的师范生之鼻公雪白而已。在我想来，宋一时为了性的冲动，欲使肉体与精神上的欲求平衡，就这样也不称奇吧。今闻兰已回家，宋则住洋去了，他们俩的欢乐也只得渐在梦里追寻了。” 隐约间有点酸味儿，莫非是慧声也曾暗恋过谢兰？
男人凑到一起喜欢谈时局，以天下为己任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民国文艺青年也不例外。“《大岭东报》载香港捕获逆党首要（是共党人），资平先生也在内，你有看见吗？他在武昌大学做教授时，时常都嘱‘学艺’不可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的。这次被捕是不是冤枉的。确实是个疑问（这次清党，许多狡黠之徒借此以报睚眦之怨，做投机事业。狭隘的党派争斗的确实枉多，如省立派之诬东山派敝乡李景生，想借诬控青年为跨党以谋自己功利，以及广州中山大学省立生之倾陷学艺生等），现在谅已引渡汕头了，不知资平先生可能免祸么?” 这封信的写作时间是1927年10月13日晚至14日上午。1927年在中国近代史上可是波澜壮阔的岁月！北伐战争、“四•一二”政变清党、宁汉分裂与合流、“八一”南昌起义、秋收暴动等等大的历史事件接连发生。慧声对这些未加评论，只是抨击狭隘的党争，应属于“逍遥派”。信中提及的“省立派”，大抵是出自梅县省立中学；“东山派”出自东山华侨中学；“学艺生”则是出自“学艺中学”的学生。这一段的要点是：在“清党”中张资平在香港被捕。为什么他如此关心张资平的处境呢？
张资平，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红极一时的作家。鲁迅先生概括张资平小说的全部精华，是一个“△”。张资平日后附逆进入汪伪政权，被毛泽东给戴上一顶“汉奸文人”的帽子，其实早在1940年，张资平的好朋友郁达夫就痛骂其为汉奸了。1926年张资平任武昌第四中山大学地质系主任，1927年大概是走了时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的门路，被聘为国际编译局少校翻译。“四•一二”政变后，郭沫若发表檄文痛骂蒋介石并流亡日本，估计张资平是受到好友郭沫若的牵连而被捕的。这也可以解释十年后，当“创造社”的大部分成员又一次云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麾下时，张资平却退避三舍了。
慧声与张资平的渊源应该是深厚的，慧声和敬初很可能毕业于“学艺中学”，而张资平恰好是该校的第一任校长。倘若1924年慧声和敬初就读“学艺中学”，那么他们与张资平则是地道的师生关系。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两个文艺青年是个什么来头呢？利姓有点特殊，应该好查一些。在梅州利氏家族的集居地是南口镇锦湖村。在二三十年代在南洋活跃着一位侨商利展麟，籍贯梅州，经营锡矿业、锡米店以及杂货店。在南华大学、东山中学以及霹雳育才独立中学的捐资助教名单上常见此公。也许利敬初就是利展麟的儿子，中学毕业后便来到了泰国，替父亲照看一家杂货店 — 利裕兴号。自个儿觉着满腹学问，却面对着油盐酱醋茶和锅碗瓢盆，常常望着街头发愣。偶有灵感，就写起诗来了，所谓寂寞出诗人喽。而此时的慧声还是一个待业青年。“我哥已于前两月偕吾嫂到吧埠去，现在也有信来。我自他们去后觉得更枯寂没趣了。我想早日脱离令人苦恼的乡邦，也是一个原因。亚耀前许久写了一信给我，说他流落上海已半载，余没有读书，正邀求南洋香港供给他游法资费，不知可成事实否？”慧声开列出的郭沫若和郁达夫的书目，很可能就是来自于二位大师在中山大学的讲义。倘若是敬初上过中山大学，慧声自不必推荐了。况且真的把文艺理论搞明白的人，反倒没有勇气去写文艺作品了。老农妄加猜测，二人的年龄应该在18岁至21岁之间，而且慧声可能要比敬初小个一、两岁。“你写信的信纸我觉得极好，你可以寄些给我用不？”
有点孩子气，别人家的东西都好！
不久前，大陆推崇“民国范儿”。其实并非是捂扎上一套五四学生蓝抑或是披上一件长衫再戴上一幅金丝眼镜就成了民国范儿了。新文化运动实为中华文化的一次“文艺复兴”，不单单是在人文领域涌现出一批大师，许多自然科学的大师们也是从那里走来，当然，那时他们也许就是敬初这个年纪。胡适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很得意地讲，饶毓泰是他的先生，而吴健雄则是饶毓泰的学生。先将慧声这样的文艺青年定成“民国范儿”小范例，看看你的字写得有他那么好么？你读过《文艺论集》和《小说论》吗？读过《情书二束》可不算数喔！
2015年7月17日于哥伦比亚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