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CANADAGE 于 September 12, 2015 09:15:54:
回答: 劳改农场回忆（2） 由 CANADAGE 于 September 06, 2015 07:56:14:
（3）
离开劳改系统前，我一直在浩门农场。不同于海南、海西的农场，这里是祁连山下的农业区，跟附近的农村、工矿、城镇比邻而居。现在青海旅游炒得很热的门源油菜花海，那大片的都是农场的油菜田啊。副业一队榨的菜籽油，有油以来，就一直是外贸收购，出口日本的。
浩门农场，是刑满就业职工为主的劳改单位，只有一两个犯人大队。离服刑的氛围远一些，这些就业职工的公民意识似乎也强一些。所以，副业二队干部食堂的炊事员（吴X）亲热地跟我拉老乡，他是连江的海盗。这里颇有几个人物。特别是一些有一技之长的刑满就业人员，张扬得很。副业二队的缝纫车间，十来台缝纫机整天忙碌。总裁缝（李XX），据说是青海省第一把剪刀，原来在西宁西大街百货公司的呢绒柜台部。附近厂矿的人求他做衣服的，都是口称师傅，双手点烟的姿势。他老爱跟我吹，当年给苏联专家夫人量衣服时，把人家大奶奶拨拉过来拨拉过去的事。另一个是扬州剃头师傅(徐XX)，手艺多好，我不好说， 反正自己头梳得油光水滑的。下了班，就提溜个小工具包，跑到附近铜矿给人理发挣外快去了。还有油坊、酒坊里的几位大拿，也不得了。但最传奇的是个电工（梅XX），广东人，我在那几年居然没见过他。因为他一直在跑。抓回几次，跑几次。跟“打不死的吴清华”似的。最后一次从广东边防抓回来，是在房间里又用水泥预制板搭了个小屋关里面。最后还是又瞅空子跑了。那次追缉的时候，我们半夜上山，我后来累晕过去，摔倒在地，额头至今还有一道小疤痕。后来，听说他到底成功地偷渡到香港了。
工作中，还接触了青沪机床厂的就业职工。那些人就更牛逼了。上海迁来的劳改厂子。在城市工厂车间服刑的条件，比牧区农场大田的犯人条件不知要好多少。单说劳保工作服就比农场的黑棉袄破棉裤强出百倍。再加上上海人会打扮，他们当年在西宁社会上迷惑了不少女青年。他们技术是好， 四车间在文革备战期间还奉命造过自动步枪， 王XX跟我吹打了多少多少子弹。上海劳改单位的干部，好像政策性要强许多， 而这些就业人员的公民意识更厉害。敢跟管教干部吵架、写大字报；还因为人大代表选举的事情，集体闹过事。这在青海劳改农场的秩序里，都是非常难以想象的事情。
说到劳改秩序，就不得不提到严打后，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送上来的先后几大批青年犯人的故事。（我已离开，这些故事都是听来的）。
押到青海之后，已经觉得很委屈了。还要从西宁再往牧区劳改农场走，真受不了啦。出发那天，骚动起来。几十辆大巴排队等着（大巴唉，比我们那时条件好多了），拒绝上车。更有甚者，跑到车顶上，大喊大叫“劳改犯万岁”的。押解的包团长急了，站到机枪边，准备伺候。最后改造处的干部好歹把事态压了下来。如果打死在警戒线内，真会有点麻烦。要说独立师的部队，干这事，绝对干净利落。文化大革命中，一个早上, 青沪机床厂的一个犯人，爬到高高的烟囱上，坐在上面叫板要与干部对话。劳改局军管会的军代表命令三分钟内必须下来，否则就地击毙！那厮居然回答：“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随即枪响，应声而栽, 从烟囱里秃噜下去了。
再说这批分到各农场的青年犯人，普遍抗拒改造，不出工。我弟他们那里，据说是多日劝说无效后，动员了几十个年青干部和工人，带上口罩墨镜，再用围巾蒙面，手提镐把，冲进监房劈头盖脑地一顿胖揍。最后，这帮鼻青脸肿的，才终于加入了大田干活的行列。但是，
（此处引述网文，绿洲遗老，“我在劳改农场二十年”， http://bbs.tianya.cn/post-no05-142822-1.shtml， 讲的是那批人在德令哈农场的故事）：
“可是这些新调来的犯人的绝大多数是刑事犯，年轻又好逸恶劳，还讲吃讲穿，远没有当年的反革命犯好管。所以这些犯人一来就闹出了好多事情，而有的事还非常地不好。
首先是不好好劳动，出工不干活或干活就胡来。你安排平地，他可以不分高低的在一个地方乱挖一气，地不但越平越不平，还弄出许多大坑小坑；你安排除杂草，一开始不认识，他便草苗不分地乱扯。后来又偷懒，总干不好。这就辛苦了管生产的队长和生产员，你总是要跟在这些年轻犯的后面，检查纠正。
二是赌博。坐牢监嘛，当然难过，度日如年。为了消磨那冬天的漫漫长夜，新犯人便赌，有时午休时在工地上也悄悄地赌。用卜克牌赌苏哈、推牌九。从输烟输糖开始，发展到输衣服、输日用品等，什么都输，没有就打。把一个监狱弄得乌烟瘴气。队上虽查得严，但赌博还是时有发生。
在三、四大队还出过这样的事。几个北京犯勾在一起，装病不出工，在监里大打出手，凡不听他们的话，不跟着他们闹腾的都要挨打。号子里的食堂本来都是以中队为单位分开的，他们不管，看那个灶的饭好就去那个灶吃。有一次，他们嫌生活差，还在监狱里闹事，敲着洗脸盆、吃饭缸子大闹，还把做饭的给打了。做饭的惹不起，只有向干部汇报。干部急了，便弄起几个来整。不想几个刚刚当干部的小娃娃（都是本场子弟）不知轻重，整过头了。把一个给弄残了，……。结果、小Ｃ四个都糟了，被判了一年到一年半。”
中国长久以来，就有地域歧视的不好习惯。没想到这个东西，在这批分别来自北京和上海的犯人中间，得到了畸形的放大。在我父亲的回忆录里， 这样记道：
“这个队的犯人大都是来自上海市，是当时打击社会上严重刑事犯罪的那批产物，这伙人年纪轻、恶习重、好吃懒做、油头滑脑。有的软硬不吃，是上海有名的社会渣滓，他们善于拉帮结伙，愿为朋友两肋插刀，有玩世不恭的思想，多数管教干部都对这伙人感到棘手，认为是块最难啃的石头。后来，根据生产需要，队里又插进了从北京调来的一批年轻犯人，这其中有不少是革命家庭出身的子弟，他们看不起上海小瘪三，自恃清高，常用语言刺激上海犯人，有意进行挑衅。在发现了这个苗头后，我们及时加以教育，并采取以下有力措施….”
下面再抄一段德令哈农场的：
“还有就是犯人打架。收工之后的监里，就是犯人自己管犯人。除冬训之外，管教们很少进去。1978年就发生过一起打群架的事情。这是一起北京犯人和上海犯人之间发生的大规模群殴事件。大约有几十名犯人卷入了这次打群架。起因还是缘于赌博。在平时的赌博中，北方的老输，心里气不过，就想找机会报复上海犯人。要真打，北京犯人少，还是得吃亏。所以这邦北京人先将铁铣把弄短，然后放在棉衣内带进监狱。而且事先明确分工，三个人为一“战斗”小组，两个人抓着对方一个人，第三个人就用短木棍敲小腿。果然，初一开打，上海方人多还占有优势。不久，对方的敲腿术便显出优势来了，敲倒一个往边上一丢，再去对付第二个。很快就把上海犯人打得鬼哭狼号，抱头鼠窜。其它犯人也在一旁敲起脸盆起哄。事发后，大队进去了十多个人，才控制住事态，将打架的犯人驱散开。事后检查，伤了十多个，最严重的两个是被打坏了小腿骨。肇事者自然跑不掉，加刑的加刑，禁闭的禁闭。
但从此之后，加之政策变化，内地人犯就很少往青海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