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树明 于 September 07, 2001 11:27:00:
《暗 痛》
树 明
二十七
“这不公平。”董克永争辩道。
“就这么定了。”张红不容讨价还价。
“两周一次，我受不了。”
“那就三周！”
所谓男女平等，夫妻平等，只不过是掩盖现实的一块法律道德遮羞布而已。任何一个家庭，男人和女人、夫和妻，不可能平等，男或女、夫或妻，总是凭借着某种优势，单方说了算，那一半只有听从的权利。张红就凭着比男人年长一岁的优势，原则问题、重大决策总是由她来拍板决定。董克永不服，有抗争，但历史形成的家庭领导体制要改起来谈何容易！第二天晚上，董克永一脸馋相，取出昨晚在阿比林市买来的，你这回没借口了吧？女人说，这东西不是你们男人特权的同义语，两个星期一次，没商量。
董克永只好寄希望于未来的临时动议、周期改革了。“那从今天算起。来吧。”
“不！”张红非常干脆，就像英国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印度女总理甘地夫人在内阁中否决某位大臣、部长发言似的。“明天是星期一，我有课。从星期六算起。并且，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有权更改此次活动是否进行。”
“我放弃这个权力。”他赶紧声明。“我们都不规定这个权力。”
“我已经决定了。”
“我 hate it（恨这个决定）。”
张红笑了，笑得很开心。“请注意，惹我不高兴，我立即行使 cancel（取消）权。”
张红执行制度是很认真的。这是她的一个特点。要不，王修枫能拟聘她出任自己的实验室主任吗？
五月中旬，大学放假了。董克永问了几次张红，毕业论文怎么样了？棕林市报副页已经刊登了今年硕士学位获得者的名单和相片，他起码查了三遍，也没找着张红，没有一个中国人。张红只好向他交实底儿：校、系因工作需要，决定她延长一年硕士毕业。
董克永颇为不解，他原准备八月中旬回国的。“什么时候定下来的？”
“昨天。”她说。
“我给单位写信，说八月份回国。”
“那就明年八月回去呗。左右差不了三百六十五天。”张红说得轻松极了。
他太年轻。他听说过，读过，也会背诵这句话：人的一生关键之处只有几步。却不了解其中的深刻涵义。老婆从自身需要、自身利益出发，可以轻轻松松地说“左右差不了三百六十五天”。然而，这句轻轻松松的话放到他的人生之肩上，多么沉重啊，压得他直不起腰来，脊断梁折，毁了他一生。
但在当时，二十四岁小青年儿的他，想想，老婆姐这话也有道理，不差这么一年，回所里，也评不上副研，分房也轮不上自己。可是，又觉得多在美国呆一年没有什么意义，铁哥们大宫根本不是搞科研的料子，课题组再让他管一年，别整黄摊儿了。再加上老婆这个样，不到法定时间，连碰一下都不准。所以，他就想自己先回去，明年这时间到北京迎张红。可是，就这么一个人孤伶伶回国了，把老婆丢在了美国，父母会怎么想？朋友同事会怎么想？
正当他犹豫不决，国内突然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出国热潮骤然兴起。首选就是美国。不仅是大学教授、副教授、讲师托人走后门张罗出国，就是在校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还没毕业就一门心思往国外飞了。家里来信，朋友来信，同学来信，所里同事来信，一致极力劝阻他回国。理由非常简单，国内的人脑袋削尖想去美国，你人都在美国了，干嘛要回来？想当政治爬虫咋地？二是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突然变化，由一年前的两元多人民币兑一美元突然变成了四元多人民币兑一美元。美元一下子身价倍增。手里那一万一千美元昨天刚值人民币二万四五千块，今早醒来，一下子翻番，就成了差不多五万块。如果手里能攒个两万三四千美元，就是中国人民币十万！十万！赶上资本家了。传闻，美元和人民币的比值可能变成１：５、１：６，那美元就真是美金了，美丽的黄金了。所以，董克永回国与再呆一年的心理天平开始向后者倾斜了。六月初，他给所党委写信，要求再延期一年。一年后，保证按期回国。
据了解，这一年是中国早期出国人员归与不归的思想观念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性一年。这一年，早期出国人员基本完成了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学习，出国讲学、进修、学术访问的学者们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课题。面临着归国为祖国服务、留在美国个人奋斗的选择。人人都在彷徨、犹豫、观望，出国时向党组织表的决心、向祖国立下的豪言壮语撞击着他们的良心，而国内的出国热、美国和中国的巨大的物质生活差距、美元比率的攀升，又无不磨损着、刻削着、吞食着他们的良心。特别是那些公派公费的留学生、访问学者们，数年来，拿着国家给的钱，国内的工资照发，在良心与否的选择上可能就更痛苦一些。注意，我说的是“可能”。
关键的关键，是，三、四十年代的归国华人是抱着强烈的振兴中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愿望回国的，五十年代前、中期的归国华人是抱着强烈的爱国、强国目标返回祖国的，今天吗，这个目标已经变成为衡量个人的得与失、利与弊。于是就有了仅限于个人小圈子的家庭矛盾、夫妻冲突、个人心理失衡。前者，如郭沫若、鲁迅、李四光、华罗庚、胡适、钱学森等，可以抛下一切个人的得失，大脑携带着知识，精神裹挟着爱国和民族感，毅然返国。后者们，不是说百分之百的全部，所抛不下的就是个人得失。九十年代末期，海外华人网络开展了一次“我为什么不回国”的讨论，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回国”的理由，有的冠冕堂皇，有的实实在在，有的则居心叵测，而其理由的核心，就是个人得失。正是在个人得失的支配下，他们即使留在美国，当上了大学教授、老板，做了公司的高工、高研或者高级主管，美国、中国两头骗发了大财，自办公司红红火火，却时时在两种文化的差异和冲突中、时时感受到种族歧视的白眼中、时时刻刻的委曲求全中，失去了成就感，丧失了事业心，茫然于人生意义的迷惘中，痛苦于心理疾病中。他们本是中华民族以血汗培养出来的精华，却成了中华民族各阶层中活得最累、最缺少快乐的族群。哀哉！
当然了，我们的主人公董克永不是这种人，他正在无知无觉中与这种强加的命运抗争。尽管他败了。败得很惨。但最起码现在，他还是怀了无限的明年此时回国的憧憬。如果，已经说了太多的如果，如果当时单位的环境宽松一点，董克永就不会滞留美国到今天。
现在，他已经完全从艾尔·毛撒尼头餐馆的阴影中走出来了。白日里，不用壮着胆子，就可以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行街，逛店，步入大学观赏，跑到大草原上，逮住个放牛汉，胡侃一顿。很快，他的英语口语水平就超过了张红。特别是用英语说脏话、下流话，以后他到了许多地方，没有一个中国人能赶上他。他有时真想编一本《英语脏话大全》。
这天，张红上班走了，他看了会儿电视，从箱子底抽出一本黄色杂志，这是他那次去阿比林买避孕套时进了一间小杂货店买的，回来藏在箱子底。闲着没事，翻翻看看，细细琢磨琢磨那精美清晰的彩色画面。看了一会儿，已无新奇之处，没滋没味，就锁了门，沿街散步。看见酒吧招牌，他咬咬牙，硬着头皮闯进去。酒吧刚开门，凉凉的，一个中年人正在整理柜台和酒柜。不认识。他说出老板的名字，并自报是老板的朋友，刚从外地回来。中年人说，原老板把店转给他了，他现在就是这儿的老板了。既然你是前老板的朋友，那就一定是现在老板的朋友。两人说笑一会儿，辞了酒吧，他不知不觉踱到了原来割草的老太太家那儿。大街筒子装满了一个静字。院里的草参差不齐，差不多到小腿肚子了。路旁连棵树都没有，他躲到电线杆子的影底下，朝房门看了有一分钟，不见有人出来。他走到门前，按门铃。响了几响，门里探出一只头半片肩膀。一头棕色乱发，一张枯白泛青脸，两只灰色猫眼，瘦、细、长而多纹脖子。一个中年妇女。
“你家的草坪该割了。”他说。
女人闻言，身子从门里闪出来，食指一点，笑了，“你是帮我妈妈割草坪的中国小子，我说的对吧？”
女人和他一般高。他一米六四。“我刚从别的地方回来，来看看你母亲。”
“我妈妈马上就回来了。请进来坐一坐。”
他犹豫了一下，随女人进了屋。女人往后理理头发，伸过手来，“崔茜。”
崔茜，Tracy，英汉词典上译为特蕾西，而崔茜更接近英文发音。
董克永握了下她手，“你叫我 long（朗）好了。”
女人抿紧嘴笑了。long 的英文意思是“长的”。long 也有“长久的、永久的”的意思。董克永知老外们发不准自己的“永”字，灵机一动，给自己取了个英文名字。没想到，这个名字正好与自己身高形成强烈对比。
方厅差不多有他住的单元那么大，棕色的旧皮沙发，棕色的老式家具，棕色地板，墙壁上挂了许多久经烟熏火燎、不辩本色的印地安人饰品，给人非常典雅、深刻的感觉。他第一次进美国人的家。
崔茜给他倒了一杯桔子汁，“请坐。我妈妈常说起你，说你给了她很大帮助。”
董克永闻言，颇觉当之有愧，忙在沙发上直起上身，“不，不。不要钱叫帮助，要钱就不叫帮助了。”
崔茜见他这样，听他这话，觉得非常有意思，哈哈大笑起来。
他不知她笑什么，“那天，我路过你家，看见你妈妈割草坪。我想起了我奶奶。那天很热，我说，让我割草坪吧。你妈妈同意了。我很高兴割草坪。我做完，你妈妈做了一件令我非常惊奇的事，给我十三元钱。我不要。我说，这只是想帮帮你。因为我看你就想起了我奶奶。你妈妈一定要我要钱，说是我应该得的。后来，我就收下了。自那天以后，我一星期来割一次草坪，还施过一次肥，杀过一次虫，直到我到别的地方去工作。”
他的英语很有意思，有的单词、短语和句子颇有英国绅士味，抑扬顿挫，还带着点轻轻的鼻音；有的则有明显的东亚人口音，字节短促，一个单词一顿，或一个短语一顿，口张的幅度不够大，省略了许多“ r ”音；有的则是典型的美国南方英语，又不全像，迪斯科式又稀里嘟噜。崔茜听着，不断地点头，强把大笑压制成微笑。
渐渐，董克永感觉出来了，自嘲道：“我英语不大好。”
“很好很好。你说的，我都能理解。如果我说中国话，肯定不如你说英语。”
“你不和你妈妈住一起吧？”
“我在韦科市。离这儿开车两个小时的路程。去过韦科吗？”
“我喜欢韦科的海鲜，简直了不起极了。我喜欢韦科，城市不大，人很友善。”
崔茜默默看了几眼董克永，“朗，你做什么工作？”
“我没工作。我妻子在阿大读书。我从中国来探望她。我没有工作许可。你知道，打黑工非法。可我只能打黑工。棕林市这么小。黑工找不到。”
“你愿意离开你的妻子，离开棕林，到韦科市工作吗？”
“绝对没问题。”他回答。
崔茜点点头，“对不起，我去打个电话。兴许，我能给你找份工作。”
几分钟后，她从某个卧房出来，“我丈夫和我在韦科市东区开了一片杂货店，店比较大，需要一个全职雇员。现在，我们正缺一个合适的雇员。不知你有没有兴趣。你知道，我们的生意不在这里，在韦科市，离这里一百英里。”
张红不同意他走。“我正想和你说呢。学英语，考托福，拿个硕士，也不白出一趟国。”
“明年回国。”他仰起脸，口张着，眼下斜视着张红。
“拿个美国硕士，回国受重视。王修枫来信说，国内大学不是硕士毕业的不让上讲台。研究所也是，没有硕士学位只能跟在别人后面打杂。她还说，以后大学里上讲台、评教授，都得是博士毕业的。”上午，她收到王修枫的信。王修枫说，她去年七月份结婚，爱人陈宏志年初毕业分配到中央某部，她已经考上了北大生物系博士生。还说，没有房子，还是牛郎织女，一个西单，一个西苑。还说，原班党支部书记罗府城官拜生物系党总支副书记，校长第三梯队，红得发紫，左得要命。
“我就不服这个事儿。学历和水平、能力不等价。爱因斯坦有什么学历？专利局小职员。达尔文、孟德尔、巴甫洛夫、摩尔根有什么学历？本科而已。等老子明年回国，搞几项重大发明，获国家自然科学奖，让那些硕士、博士全靠边。反正我已经答应人家了。下午三点就走。”
遗传学创始人摩尔根曾获大名鼎鼎的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学位。董克永信口胡勒，张红对生物学史又不甚了了。
还有一个问题：钱。两人开销，养台车，家里又安了电话，张红每月那八十几元钱根本不敷支付。董克永大学成绩极其一般，拿奖学金的可能性甚低。自费读书，那一万多美元顶多够一年。积蓄花光了，两手空空回国？董克永必须打工。这也是中国留学生的典型家庭分工，一个人读书攻学位，另一个人打工挣钱支撑家庭生活。
张红明白这个理儿，可心里就觉着别扭，伤心、委屈一杆儿一杆儿冲撞着泪腺和鼻腔。董克永摊开德克萨斯州地图，拉过她来，左手绕过她的脖子，搭在她左胸上，“一百英里，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就回来了。一周工作五天半，隔五天半我回来一趟。破把例？周六的提前今天过。”
按常理，她应该把原则灵活掌握一次，可是，她不愿意。为什么要违心做某种事情呢？他为什么不愿意学习、读书呢？！
下午两点半，董克永失望，又愤愤地，绝尘而去。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