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终点的路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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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树明 于 June 13, 2002 02:57:13:



             《没有终点的路标(九)》


                         树 明


                   九


  珍姨很快止住悲声。她是那种拿得起放得下的妇人。工人们被吩咐四处报丧。珍姨上楼找了衣服,给父亲穿套。房外的爆烈声更大了。我抬头吩咐仍旧傻立着的珍妮,挂上关店的牌子,换衣服去。

  珍妮出了厨房。我猛听珍妮惊喜地喊了一声“爹爹”,一把拉住珍姨,顺手抄起劈柴斧,身子贴在厨房门口。

  “中国佬在哪里!”

  珍妮哭了,颤声里,拉着低低而长长的“爹爹”。

  “中国佬在哪里!我杀了他。你这个婊子,母狗,狗娘养的!”

  这是一幢 33 X 44 英尺(约合 10 X 13 米)的砖木结构两层楼房。房门在临街的右边。进门,右边一个小厅,放了一张八仙桌,桌上有一个大瓷茶壶和八只一口杯。小厅的正面和左侧面是大玻璃窗,后背儿是一堵墙,墙上画了一大幅松鹤图。左边,是右倒放的凹型柜台,靠墙是货架。在货架和小厅后背儿墙之间,一架木板楼梯通楼上。为了节省空间,厨房挪到了楼梯和小厅后背儿墙后面。楼梯与柜台之间有一个仅有一身宽的小通道。但如果人站在门口和小厅里,楼梯正好挡住了这个小通道。

  我就利用这个死角,头探出厨房门,透过楼梯空隙,见约翰站在门里,手里平端着一把六轮手枪,珍妮右手抓着床单,和约翰五步远的距离,一步一步往小厅里退。左手乱晃着,说不出话来。

  约翰看一眼楼梯,端枪冲过来。珍妮大声喊起我来。跑到楼梯口的约翰照女儿方向就是一枪。扑一声,掉下一块墙皮来。珍妮一声惊吓,右手松开了,身体一点不剩地露了出来。约翰猛一怔。我趁这功夫,从楼梯旁跃起,抢圆了斧头,重重地平拍在约翰的右肩背上。约翰扑倒了,枪扔到小厅中央。我一步跃过去,捡起枪,对准约翰。

  我想,我生不逢时。此时,我是那么冷静,没有一点慌乱,没有一点恐惧。如果我不来美国,仍在中国,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光凭这一点,我就可能是义和团的大师兄,甲午之战的民族英雄,辛亥革命的首领,北洋军阀的实力派,中国可能有我李仨儿而没有蒋介石,或者--。

  约翰从地上爬起来,嘴里大骂着“ Chin!Chin!Chin!”,向我逼来。他一副强身健骨,粗壮有力。我和他交手,肯定不是个。我声音低低的,重重的,“站住!”

  他继续逼向我。我扣动了扳机。枪头一点,子弹钻进他肚子。他捂着肚子,蹲下去。我又扣动了扳机,枪头再一点,子弹又钻进肚子。他把肚子抱得更紧了,一歪,倒了,眼睛死死盯着头下那一小块地板。

  一次,多次高潮之后,我问珍妮,约翰这样和蔼的人,怎么对华人那样仇恨?珍妮说,她们那个地方,白人都自认是上帝的新选民,特讨厌黑人,那时虽然也穷,但比黑人好得上了天堂。来了旧金山,半个多月找不着工作,竟发现,和黑人一样劣等的中国人,大多数人比白人生活得都好,中国城是旧金山最繁荣的地方之一,华人资本控制着城市工业的多数。而他做为白人,竟成了上帝的弃儿。是啊,约翰的心理不平衡了。这时,遇见了白人工人党,华人剥削白人,白人创造的财富被华人掠夺了,要反抗华人的统治与奴役。几句话,他就找到了解决心理不平衡、现实不平衡的钥匙。要斗争!革命理论被掺进了种族歧视的成份。他入了白人工人党,并成为狂热分子之一,自报奋勇去袭击中国城。他的本质是农民,偶然地被一场大洪水冲进了工人阶级行列,愚昧、贪婪、偏激。蹲了十多天监狱,受尽了警察的侮辱和嘲弄。当他第一次被带进审讯室时,三个警察一拥而上,警棍乱飞,结结实实把他狠狠揍了一顿,然后才审问。嫌犯们也欺负他。他没有一天吃饱,没有烟抽。当天晚上,他刚睡着,就被几个大汉弄成一个姿势,被轮番鸡奸。他把这一切都归结为中国佬的存在,对华人的恨更强烈更猛烈了。正当他不被当人看时,白人工人党帮助他,信任他,党主席多次看望,想方设法弄他出去。珍妮来看他,告诉他党主席送来了面包、香肠和钱。

  获释时,正值警察局前一片混乱。他从侧门悄悄溜了出来,直奔家里。我惦记珍妮,女儿是他掌上明珠。到了家处,他愣住了。焦黑一片,半边房子烧毁。(房子烧着后,左右邻舍怕殃及,救灭了火)。而那边,鞋厂正烈火熊熊。邻人告诉他,杂货店那个小中国佬骗了珍妮,烧了房子。这阶级仇、民族恨,登时烧毁了他。他走进废墟里,从外间自己的床底下,找出枪,压满子弹。他看见女儿的一瞬间,第一个恶念就是先杀了她,这个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给了劣等中国佬的母狗、婊子、荡妇!

  我关了枪机,揣在兜里,坐在八仙桌旁,倒了一杯茶水,一饮而尽,看着珍妮,“我杀了他。因为他要杀你。”

  珍妮光着身子跪到父亲身边,无声饮泣着。

  珍姨来到小厅,“你惹大祸了。”

  “我自卫。他要杀珍妮、我,还有你。”

  “他是白人!”

  “我自卫!”

  “警察和法官不会信你的。”

  我一指珍妮,“她是白人,她可以做证。”

  珍妮扑到我怀里。“你会被别的白人用私刑绞死。我们走吧。到弗吉尼亚。那么远,没人知道。”

  我冷静思考,逃,也许会有一条生路。我吼珍妮换衣服,找了一只小皮箱,拿了两瓶药水,又从货架上装了几根香肠,几包糖和饼干。珍姨上楼又下来,捧了一只木匣子,打开匣子,一只绣花荷包,取出一枚银戒指,拉过珍妮的手,套在她左手无名指上,把荷包塞进我手里,“这是我预备给你结婚的。你带上,和她,快跑吧。”

  可是?我流下泪来,“爸爸--。”

  “你别管了。”

  我接过荷包,装进兜里,拉着珍妮,就要出门。冷丁,我站住了,掏出荷包,递给珍姨,“爸爸办事用吧。”鞋厂没了,这是家里唯一的钱了。

  “活人重要死人重要?发送你爸有这房子店呢。”

  “你呢?”

  “有你大哥二哥呢。”

  我猛地跪下,大叫一声“妈!”,磕了三个响头,拽了珍妮,出了家门。我知道,我永远地离开了。

  鞋厂仍在燃烧,映红了整个旧金山,火中,飞射出无数黑的、灰的片片,升得高高的,飘走,落下去,纷纷扬扬。那是我父亲的冥纸。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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