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一了 于 July 04, 2002 09:33:02:
23.为了认识真理，我必须重新认识福音与中华文化。
粗略地阅读了一些有关基督教信仰的书籍之后，我不得不承认：基督教的基本神学观念与中华文化的某些观念之间，确实存在著明显的对立和冲突。
最尖锐的冲突是人性的善恶，以及“神救”还是“自救”(注1)。我欣赏儒家的观念：人之初，性本善。人皆有善性，它是人之为人的基石，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据，是孺子可教的心性基础。但基督教的教义是：人之初，性本恶。人有原罪，人性全然败坏。
我相信人能自己拯救自己，如孔子所言：“为仁由己”。只要人自觉到他心中固有的善性，由仁义之正道而行，求仁知义于日常生命活动之中，那么，即使他一个大字不识，也可以依靠自己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仁人志士，正人君子。但基督教宣扬人无法自我救赎，所以，人必须无条件地信靠耶稣，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由他来作生命的主。不通过耶稣，人不可能认识上帝，也不可能得到永生。
我同意许多基督徒的看法：在道德上人往往知道应如何行，但行不出来。但我认为对此要加以补充，即人有时知道应当如何行，并且，也如此行了。人真的能救自己吗？人真的对自己完全无能为力吗？
我很难理解因信称义的教义。我非常吃惊地看到：在当代西方基督教中，信仰与道德分裂得愈来愈厉害了，以至于我有时不得不怀疑：我看到的是基督徒吗？他的信仰和道德生命有联系吗？他们怎能生命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却自信自己已因信而称义了。我把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基督教只强调因信称义的教义的结果，并认为中国贤哲所信守的“知行合一”观念，反而能更好地表达：信仰道德与生命活动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孔子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孟子云：“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离娄）周子云：“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通书）这些慧语都表明：在中国哲人看来，生命之大道，应得之于心、验之以情、见之于行、成之以事业、现之于生命。至情至性之人，必将真理与生命打成一片，以一己之生命，证生命大道之为真、之为实。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不能不受到儒家“中和”观念的影响。我接受孔子所提出的“过犹不及」（论语·先进）的标准，以为君子理应“和而不同”。（论语·子路）〈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我认为这是对“中和”观念所作的最好界说，人应当不陷于偏执，有节有度。正是在“中和”、“和谐”观念的影响下，中华民族才形成了尚和谐、宽容，不走极端、对抗的民族特性。
基于这样的精神背景，我认为，基督教这个历史上最强大、最持久的分裂性宗教，过于尚分别、执对抗、走极端、攻异己。看看某些基督徒对非基督徒的绝对排斥，看看基督教内不同派别之间的相互攻击，这种非此即彼，有我没你的思维方式，令中国人讨厌。因此，当我读到诚静怡在第一届世界宣教大会上（1910年）说：“中国人对宗派主义没有兴趣”时(注2)，我感到我与这位中国基督徒的感受是相通的。
有的中国神学家把“天人合一”这中华文化的最高境界，贬得一文不值，这深深地刺伤了我的心。我一直非常欣赏孟子的名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也，则知天矣。”（尽心）也为〈中庸〉的“合外内之道”而激动不已，“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在〈易传〉中，大人者的赤子之心，令我肃然起敬，“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周易·文言）闻张载的凌云壮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顿生“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万章）的感觉。
我真想当面问问那些神学家，在福音还没有传到中华的漫漫岁月中，我们的往圣先贤执著地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不正是渴望通过仰望太空和反省自己的天良，来体认上帝那永恒的大能和神性吗？在福音没有临到中华的情况下，如果中华儿女连上天和天良也不敬畏，那么，他们岂不是可以任意妄为了吗？
反覆思量后我得出结论：不能抹杀福音与中华文化的不同，但也不能夸大它们。为了认识真理，我必须重新认识福音与中华文化。
附注:
1·蔡仁厚，周联华和梁燕城合著的《会通与转化》一书中，对此有详细的讨论，1985年，宇宙光出版社。
2·转引自魏外扬著，《他们写过历史》，第84页，宇宙光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