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一了 于 October 23, 2002 09:34:02:
渴望权力
──文革忏悔录之二十四
四十岁后我曾这样对人说过：我这个人有官运，但没有官瘾。从小就当的学生干部，我都没有把那算成官。但十九岁我就当生产队长，算是个官了，也著实令我得意了一阵子。紧接著又当上了镇党委的宣传委员，大家都说我有出息，我虽然嘴上说哪里哪里，但心中却默认了。一九八三年，我大学毕业后工作刚一年，就当上了沈阳药学院的团委付书记，又兼著校党委委员，堂堂的付处级干部，但我都没有贪恋。辞了，去读研究生。拿著中央党校毕业的研究生的金字文凭，但我没有去走仕途，反而选择了作一个教书匠，这些，都是我证明自己没有官瘾的证据。
没官瘾，好像是那么回事的。
但更深地反省自己，我就觉得我那话说得不实在，有自我吹嘘的成分在内。如果说八三年后，自己的确看透了官场，厌倦了。但在这之前，就不是那样了。那时我不仅喜欢当官，而且瘾还挺大，因为我把当官不仅同自己的前途联系起来了，而且还同巩固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联系起来，有一种重任在肩的使命感。
九九年回老家，和二十多个中学同学聚会，一同到了县城里的一个饭店吃饭。在等人的过程中，大家就这么随便地聊起来了。聊著聊著，一个女同学走到了我身旁，对我说：学德，你当年可把我整苦了。要不是因为你，我在中学早就入上团了。
她所说的“入团”，指的是加入“共青团”，全称叫“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共产党的后备力量。而她所说的“当年”，也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了，快三十年了。那时我是班内的团支部书记，没有我同意，班内的五十多名同学，谁也别想入团，就是写多少申请书也白费。而在当时，一个中学生若能加入进共青团，正是政治上积极进步的表现。
听了同学的指责，我脸一热，连声道歉，是嘛，对不起，对不起。但心里却有点别扭，这都是哪年的事了，陈糠烂谷子的，还翻什么呵。旁边也有同学赶快打圆场，说，这都哪辈子的事了，算了，算了。你还要求进步呵。那赶快入党啊。哼，真的叫你入，你肯定又不入了。
大家笑了。
我只有苦笑。
这件事勾起了我对文化大革命的又一段反思与忏悔。
那个女同学是我的老同学，也是老邻居。我们从小就住在一个大院内，我们家住东边那排厢房的南头，她们家在西厢房的北头。她大我一岁，但小时候我们常常在一起玩，还有其他几个小孩子。要是没有大孩子和我们一起玩时，我就愿意当她们的头，告诉你当这个，你当那个的，这倒没听到她有什么反对意见。当然，也有不高兴的时候，就是我们玩娶媳妇、拜天地的游戏时，我这个小新郎几乎没有挑过她作新娘，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兴许是长相？说不清，她长得也挺好看的。
我们后来一起上小学，一直在同一个班。同窗六年，倒也平安无事。
问题似乎出在上中学时，但问题是什么，现在真的记不准了，反正，不知怎么地，她不太喜欢我，我也不怎么喜欢她。这里用的“喜欢”二字，没有任何男女情爱的色彩，就是看对方不那么顺眼就是了。对了，她嫌我骄傲，太牛了，大眼皮老往上瞅，瞧不起人这是她的原话。而我呢，主要是嫌她不太听我的话，有时还当著我的面，只呼我的小名，说你厉害什么啊，咱们从小就一起长大的，谁不知道谁啊。还有一些背地的事，有时候，女孩子在一起时，自然会有一些嘁嘁喳喳的议论，而她说我的那些坏话又不幸传到了我的耳朵，于是，我就生气了。
更重要的是，我把她不太听我的话同她政治上不积极联系起来了。而所谓的政治上不积极，无非是毛泽东的语录她背得不熟，批判阶级敌人的稿子写得不那么激烈，没有充满火药味。还有了，就是她不经常找我汇报思想，和一些女同学的关系也一般。
于是，她虽然也写申请书，强烈要求加入共青团。也找我并其他的学生干部谈过话，但我就是不理，认为她没有达到团员的标准。其他的干部也大都这么看。因此，直到中学毕业，她也没有入上团。当然了，我们班五十几个同学，也就有十来个人入团了。中学毕业时我们这些团员还合了一张影，都让我站到中央，我也就那么地站到了那个位置。
似乎是一件小事。她入不入团不会对我有什么影响。但我为什么那么坚持呢？我当时对它的解释是，我要坚持原则，她不行，就是不行，是老邻居也不行。而现在反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在班级内的地位不容挑战。我是班内学生干部的一把手、最大的官，我就是要说了算。谁不服从我的领导，就甭想入团。何况这也不需要费多少力，反正无论你要求加入红卫兵还是共青团，我不同意就是了。班主任老师信任我，学生干部中的多数人，都和我是一帮的，这样，开起干部会议时，不用我多说话，一个简单的多数，就足使不服从我的同学的梦想一下子落空了。
我要说了算，这就是症结。
问题是在那个时候，我并没有自觉到我的那个“自我”，我把我同革命路线联系起来了。我这么作，这么想，不是出于我自己，而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是把毛的指示落实到我们班级内。即使实在要谈到我，我则认为自己是革命的工具，伟大领袖怎么指挥我，我就怎么做。于是，别的同学不同意我，就是妨碍落实最高指示。而对于一切妨碍贯彻执行毛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错误，都必须无情地斗争。
由于我把自己的行动上升到了那样吓人的高度，我就把自己的一切活动，甚至是出于个人私心的行动，都合理化了，赋予了神圣的理由。就像不同意那个女同学入团这件事，我就把它同坚持原则，站稳立场，不循私情联系起来了。正因为你是我的老邻居，我就更要对你与对别人一样。
有一次，我跟一位渴望了解大陆人心理的老弟兄谈十年文革斗的为什么那么厉害，我说：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毛泽东。就是许多反对毛泽东的人，他们的心态也和毛一模一样。
他问，什么意思？
我解释说，我们都想革命到底。一反，就反到底，并且造反总是有理，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那一次我是从革命的角度分析我心中的毛泽东的，若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我心中的这个毛泽东，就集中表现为我要说了算。
我那么行，是有家传的。从小，父亲就把这一点身传给了我们。在我们家，就得老爸说了算，至于说得对不对，没有讨论的余地，连我母亲也不行。
我在我们班上，当了几年的干部，奉行的也是这个模式。我当生产队长时，仍然是这样。那年，我才十九岁，可是五十多岁的付队长，什么事都问我，说，范队长，你看怎么办？他要是不问我，我就认为他不尊重我。从那以后我工作过的所有部门，都是主要负责人说了算。不管讨论了多少事，到头来还得书记或者长最后拍板。
文革后又知道，原来政治局开会，也是这样的，毛泽东拍板。久而久之，以至于老百姓都以为头头就该这样当，一个主要负责人若不惯于说了算，大家就觉得他不配坐在那个位置上，太软了。
再后来看历史，发现历代的皇帝也都是这样，要自己说了算。历代的父亲也是这样，这个家，得我作主。于是就有了天下无不是的君王，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多年后，我给学生讲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时，发现他讲到专制的德国政府时竟然说，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而鲁迅也说过类似的话，只是将国民变成了臣民，大概是他以为中国还没有过国民的缘故吧。
于是，从家里，到村里，到县里，到省里，一直到所谓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里，当头的都要说了算。而且，大家也习惯了当官的就要说了算。因此，与说了算对应的，就是听话。对自己上面的头头所说的话，坚决服从，坚决照办。
有主子，就必有奴才。有一直是作奴隶、作奴才的，也有一直作主子的。而在这一极多与极少之间的，是那么一部分人，他们对奴才是主子，但转过身子后，就跪下了，叩拜主子，甘心作奴才。
在文革中，自己就扮演了这样的双重角色，自己时而感到自豪的就是，自己的目光越过了许多的山岭，就盯著北京的天安门城楼。
如果说自己在本班内争的就是我要说了算，那么，自己在学校的那一群学生干部中，争的就是谁能说了算。自己一上中学就当上了学校的红代会（“红卫兵代表委员会”的简称）的委员，但不是常委，更不是主任，付主任。所以，很不服气，觉得那些当常委和主任的，学习没有自己好，觉悟和水平也没有自己高。但那个年代不比学习，所以，自己也不在意那个。我要比的就是谁的阶级觉悟高。
证明自己高的方法就是谁批判阶级敌人批得狠，批得透。这下子，自己的嘴巴子和笔杆子就有用处了，批判牛鬼蛇神的学习班上，自己抢先发言，要打响第一炮。而平时更是写一些深刻的大字报，等等。而这一切所说所写的，都是完全遵循著那个时代所通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所定下的调子。
有祸了。不信上帝的我有祸了，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
八十年代中期，我也曾经写文章宣扬先哲的大论：不受限制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不受限制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但我那话是对别人讲的，我没有想到我自己，更没有想到我在一个对权力的追求和渴望。
后来我也读了尼采的一些书，看到他把权力意志作为人的本性。人生下来就是要追求权力，渴望支配别人。就是到今天，我也说不明白这究竟是不是人的天性。但我看到，在自己的罪性中，有一个明显的罪，就是渴望支配他人，却不甘心被上帝所支配。
这就是我的悖逆所在，我渴望别人都听我的，但我自己却不听上帝的。我甚至否定上帝的存在，而宣称我就是我的上帝，或者把人当成我的上帝。
我非常喜欢福音书中的一个故事，它发生在耶稣第三次预言他要受难后，雅各和约翰对耶稣说：“老师，我们无论向你们求什么，愿你为我们作成。”而他们在美妙的词汇下求的，乃是那古老的诱惑：权力和荣耀。据马可福音记载，主耶稣最后告诉他们：
“你们知道各国都有被尊为元首的统治他们，也有官长管辖他们。但你们中间却不要这样；谁想在你们中间为大的，就要作你们的仆役，谁想在你们中间为首的，就要作大家的仆役。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事，而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许多人的赎价。”
主耶稣的确这样作了。他为门徒洗脚，并且死在十字架上。
上帝之子拒绝权力，却谦卑地作众人的仆人，心中想的只有顺从上帝，荣耀上帝，这也就把我自己的罪显现为绝对的罪了：因为它把权力当成了上帝。
完成于 2月22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