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花木兰 于 November 01, 2002 14:08:47:
旧日河山——也谈文革和文革中的童年
木兰曾出狂言，说要与一了唱一段小小的对台戏，动笔才知面对一了浩瀚的文革系列，木兰的功力如同一蚂蚁要给个大象下绊子，好在一了宽宏大量，加之木兰已舞白旗。这两页纸包容了我从六六到七零年的苍白记忆，所谓暴风骤雨的文革四年。七零年后又是另一番情调了。好与不好，写的是平淡的真人真事，是已很远的人，是已很久的事。
旧日河山——也谈文革
“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前，我正在幼儿园天天向上，殷勤地拍老师阿姨的马屁，恬不知耻地大声打调皮鬼们的小报告，换得的结果是小小年纪把漫长一生的风头出尽。电台来录音，我独唱；六一儿童节汇演，我报幕；跳小天鹅舞，我领舞。上大班时，让我痛心疾首的是，那在区里市里汇演得奖的舞蹈“遥望北方”，说的是南越小朋友奋勇抗美的英雄事迹，因我太高不能参加。老师让我主唱，我闹情绪非得拉上玲玲佩子等几个狐朋狗友才肯唱。就这样弄巧成拙连主唱也给丢了。得奖后连照相也没份儿。
文革开始，大中小学生都不上课了，就我还得上幼儿园。街上高音喇叭喧哗，游行贴大字报，这些好事我都没份。日子依旧，只是我父母日渐鬼祟。连新衣服放小了也不让我穿，哭闹耍赖都没用。真让我感到危机的是一个初冬的傍晚，我丢了挂在脖子上的钥匙，上灯时分我父母也没回来。别人家都吃过晚饭了，我只好去找我爸。到了他工作的那栋楼，一楼有间会议室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刚好窗前有颗樱花树，我就爬了上去。他们正在开斗争会，地中一人低头在坐飞机。两人扭住他的手臂，其中面向窗户的是我爸爸的年轻同事，我叫他包叔叔。包叔叔一声吼，揪住被斗人的头发迫使他抬起脸来，我一松手就从树上掉了下来，坐在地上还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坐飞机的正是我爸爸。从此我爸爸作为反动学学术权威给揪了出来。他收国外邮件，是特务活动；他去广州开会，是去接头；他当主任学会会长，是学霸；他竟然比别人多拿几倍的工资；抗日时他大学不好好儿上为国民党兵医伤，由此定为历史反革命。他十恶不赦被劳动改造，其工资存款被冻结。大字报铺天盖地，他大名给写的歪七扭八还打上红叉。我家先后被抄两次，那时住的是西式房屋，连壁炉的瓷砖都被撬下来检查。抄家时我家人垂手立正在我家住的十一号楼门前，凭人围观。第二次抄家晚上，家徒四壁，连窗帘也没有，夜幕降临，一开灯窗子却豁然大开，不知何物乒乓射将来，我和我妈慌忙关灯蒙头卷缩在窗下。早上地上墙上斑斑泥迹，触目惊心。此后我出门几次被十二，十三号楼一群孩子追击，抱头鼠窜时石子儿如雨点般打来。我回家气得跳脚，不知恨他们，恨自己还是恨爹娘。围剿我的有根红苗正的米家三兄弟，米家老二和我同岁，也有比我大一两岁的清秀的张进。她家海外关系复杂，与我同属狗崽之列。八十年代一开放她便率先来美定居，非常不幸前年圣诞节期间全家车毁人亡。此是后话。一次在游泳池，几个男孩推我，向我脸上泼水，呛了几口水我觉得已入灭顶之灾，却被人拉了起来。拉我的是个十几岁的大女孩，她拉我到池边向我喝斥“滚”，然后又对男孩们叫：“笨蛋，干吗在水里推她？淹死她怎么办？！”我对这个事件的理解是，死是不可以的，但罪是要受的。落水狗过街鼠生涯的结束，是我也意想不到的。那时已复课闹革命，一天我溜墙边去上学，转过墙角正面对着米家三兄弟，一人拎一块半砖头朝我狞笑，跑已来不及，我便豁出去径直走向米老大，色厉内荏地喊着“让开”，一把推了他个趔趄。越过他后，我抑制逃的欲望，头也不敢回任背后一片破口大骂。从此再被围剿我视若无睹，起初穿过封锁线时被踢被搡，很快他们就瓦解了。我不肯再鼠窜，大扫了他们的兴。大约他们又去找别人为目标吧。有其父必有其女。后来得知，我爸爸也采取同样不逃跑的消极抵抗政策，任凭批斗。他如此无趣，几派都不屑理他。他没捞着牛棚住，也没被打得少胳膊断腿。
我家那时没钱也不允许有保姆了，但看过我的保姆，我叫她娘娘，仍常来帮忙。我妈去了山区几个月，就把我托付给她。娘娘家住一大杂院的两间小北偏房，屋里靠窗子一溜花盆，种的全是茉莉花。茉莉生命力极强，在贫瘠的土壤中有了阳光和水，就开出一茬又一茬浓郁芬芳的白花。娘娘隔壁一家，有五个女孩儿，她们并不在乎我的出身，与我一见如故，其中老二心心最和我和得来。跟她们再好，娘娘也不让我在她们家吃饭，因为她们家生活拮据，只有其父有工作。五个长眉凤目的女孩儿衣着褴褛。一次好几天没去娘娘家，再去时在院门口见小五，她马上到处找心心，心心被叫了来说，你可来了，再不来就要坏了。说着给我拿出一个艳红的大石榴。我心里不知怎么感谢她们，就约她们去新建的“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塑像前去照相。相片取出来我送到她们家，心心妈妈非要付钱，犟不过只得让她付了。七十年代中期，心心小三先后去了部队的文工团。
上小学时常有形形色色的政治活动。一次全校去看“批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展览，摆在醒目位置的是我家一套红木家具，我妈的旗袍和手饰。不用说，前后左右都向我行注目礼。但比起玲玲来，我还算幸运。她家是旧日此地的望族。我们学校去省体育场开全市公审公判大会，站在正中勒着嚼子的是她外公，现行加历史反革命分子，判死刑缓期两年。我见她在众目睽睽中一付木然的样子，想必自己也是这付尊容。她家住八号楼，上学放学路上我们各自走着。有一天她走近问我最想干什么，我说看一场芭蕾舞，这在六八年如同天方夜谭，我们只从“列宁在1918”中看过以秒而计的“天鹅湖”的片断，我说完俩人都笑了。两三年后，现代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上演。一天我回家，门上夹着一张舞剧票，玲玲留的条上说，多给你买的一张票。去年开会时到西岸见她一家，她六岁的女儿穿着背带裙，笑起来脸上一边一个深深的酒窝，正如在幼儿园大班那年六一汇演，报幕时与我平分秋色的玲玲。
上小学三年级后，对我的袭击很少了。我们坏分子家都减少了住房面积，以便好分子搬进来。一天我站在院里，楼上刚搬来的成新，丛背后一把把我推到沟里去了。我姐姐恰好在家看见，过去揪住要跑的成新问他为什么推我，成新他爸，马列主义教研室的，说时迟那时快，从楼上冲了下来，揪住我也不过刚上初中的姐姐，问她凭什么揪他儿子，他大嚷：“你这种人敢揪我儿子！要变天呀！”我父母后来赔了多少礼道了多少欠骂了自己多少黑帮，才让成新他爸息怒，没把我气得大哭的姐姐当现行反革命送到派出所。另一次我正要进家门，从门口的柏树上跳下一人把我砸倒在石板路上，不巧我刚买了一家半月定量的鸡蛋，我跳起来就跑，到厨房将淅淅沥沥的鸡蛋网兜放在盆里才开始流泪，为不能捍卫鸡蛋而惭愧，不知如何向我妈交待。正哭到好处，砸我的住在后院的兼美，站到了门口，我怒不可遏，叫她快滚，“你打了鸡蛋还来看我哭！”她却也在哭，还递给我一兜鸡蛋，说她偷了她家钱和本买了两块钱的鸡蛋来陪偿，还求我千万别告诉她爸爸，她爸爸知道了会往死里打她。那老头是木匠房的木匠，长得恶眉恶眼很凶相，但每看到我沦为清洁工的老爹，他都摇头说作孽。这是一件让我和兼美都感到丢人的事，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说过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