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花木兰 于 November 01, 2002 14:11:01:
在学校因为成份高，我入不了第一批的红小兵，第二三批也让我蒙混过关了，因为我学习成绩还好，还积极写批判稿，黑板报。慢慢有人肯跟我玩了。常来找我的有菲菲和国丽。玩归玩，消磨时间而已。对她们，我既无对玲玲的信任，也无对心心的热情。小学三年级时，我突然渴望起理解来了，于是开始了对佩子长达一年的单相思。佩子父亲是话剧院的编剧，住在郊区。那年清明节祭扫烈士陵园时，几个小学都去了，幼儿园后几年没见，我还是认出了她。此后我给她写了许多信，常常望着东南方的群山发呆。她只给我回了一两封信，极短。而后再不理睬。直到我在长春上大学时，她如同从天而降，找我找到柳条路宿舍。原来恢复高考后，我们都考上大学，身高一米七五的佩子是她大学篮球队的前锋，她自称候补前锋，到长春是来参加几所综合大学的篮球赛。
最后写一段浅桃色的事情。小学五年，我的同座一直是建成。他瘦高，温和，喜折纸飞机，不爱读书，靠抄我作业度日。我们只是上课时讲话，下了课如同路人。大约二年级时，课间我一般坐在位子上，因为其他女孩跳皮筋儿，踢毽子，经常不带我玩，我去了也白找没趣。他见了说，“你爸爸是历史反革命，没人跟你好。”我听他那壶不开提那壶，已经恼了。他却又说，“别担心，别人不跟你好，有我。”我说，“不信。你若诚心，”我递给他一支圆珠笔，“画你自己一嘴胡子。”他接过笔去二话没说就开始画，画了两道后我着急了：“这笔不像钢笔，水洗不掉，不能再画了！”他却不理不睬自顾自画了下去，画了满脸还加上一副眼镜，直到我们敬爱的冉老师发现后怪叫起来，拉着他从一班人前仰后合的狂笑中送出去洗脸，洗脸时正好下课，立时围满了大笑的顽童，最后前呼后拥送到卫生室用酒精才洗掉。他哥闻讯而来把他痛打一顿，嫌他丢人。几天后他来上学，我已揣揣不安了好久，见他愧赧连话都说不出来，只好伏在课桌上。他说，“你哭什么，又不是你画的，是我自己画的。”这是我见到的最为男子汉的行为了。从此他理直气壮抄我的作业和考卷抄到毕业。
文革是一场闹剧，大幕一拉开，前后台尽是不入流的演员，不知怎么扮演自己，而最终都尽或不尽其意地塑造了自己。动乱减少了太平盛世的虚伪，暴露了人之本性。或许它使我唯一的童年更不完美，然而我别无选择。人生很无奈，理想与现实差距甚远。个人所为有限，一切都得听凭整个世界的随机组合。过去永远有遗憾，将来总是芒然。随着年龄的增长，智慧和阅历也姗姗而来，但总是来之晚矣。这并不妨碍我们存有希望。希望在于如何解释过去，希望在于如何对待未来，希望在于我们徒劳而不倦的努力，为我们下一代创造一个理想的童年。说我们徒劳，是因为他们迟早要面对人性中不同形式的野蛮。尽管我当年确实想过无数次不同的逃避方式。或许这就是我违背了我父母的心意，到遥远的长春上大学的缘故。但我并不觉得文革使我的童年暗无天日。想起它，想到的是那些寂寞长日，在阳台上望着群山对佩子的思念；是那寥寥数本读得烂熟的书；是玲玲夹在门上的舞剧票；是心心留给我的石榴；是娘娘家盛开的茉莉花……想起的是，秋日下中心花园的加拿大红枫；冬雾里图书馆门前塔松上的积雪；春风吹动的英国蔷薇；和夏雨后从山里伸出的彩虹。文革和童年，既不和谐，又不可分离。很远以外，很久以前，有我经历的文革，和我的童年。
注：大学时我班一同学，向我推荐了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得益匪浅，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