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哲学系 于 May 22, 2004 12:30:24:
玲 伶
丁老师带着我来到剧场的后门时，音乐会快要开始了。他是中央乐团的演奏员。
我是在这个外省城市上学的学生。我们相识还不到两个小时。下午学生会请他给我们
介绍交响乐。散会后我向他打听玲伶。得知她今晚也在这里演出。丁老师是热心人。
听说我们是多年没有见面的老朋友，就带我来了。
坐在门口板凳上看门的人不让我进去。他不耐烦地说了声“后台又不是会客室，”就懒得再说话了。丁老师抱歉地笑笑，要我在门口等着。他进去找玲伶。看门的人歪着脖子，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像是在等我自觉。我明白了他是嫌我挡在门口，就走到路对面的草坪边。这时太阳正在落下来。绿色的草叶上映着淡淡的金黄色的光辉。远处有一排高大的白杨树。树梢上的叶子在逆光中像黑影一样被风吹得飞快地翻转着。
我认识玲伶已经有十二年了。那是在我离开北京到东北农村插队后的第一年冬天，我从农村回来。爸爸还在单位里被关着。妈妈去了山西的干校。我闲着没事，每天待在家里看闲书。她是隔壁邻居家女孩超英的同学，那年八岁。第一次跟超英来我家时，我记得她戴着一顶红色的小毛线帽子，像个兜子一样把头发、耳朵, 和半个脸颊都裹在里面。只有圆脸蛋露在外面，冻得红红的。超英进我家门就跟进自己家门一样，进来就喊：“不许看书了，都中毒了, 跟我们玩。”也没告诉我跟在她后面的是谁。我以前没见过她，就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叫玲伶.”超英说, 看见玲伶本来要拦住她，马上笑着接了一句：“他保证不会写。”我也笑了，说：“小看人！我连铃铛的铃字也不会写？”她们一听，马上瞪大了眼睛，互相看了一眼，就大笑起来。笑够了, 玲伶才用铅笔在我正看的书上写下她的名字。超英马上又问我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我还真是不知道。瞎说了几个逗得她们又大笑了一阵以后，玲伶告诉我这两个字的意思是聪明的艺人。两个人边笑边说，所有的人, 包括她们的老师，开始都不知道是这两个字。等知道了也常常弄不清哪个字应该写在前面。
大概是因为我家里没有大人，超英和她的几个同学女孩常从她家躲到我家来玩。一来就是一伙。只有玲伶有时会一个人来。开始大概是因为没有找着超英。可是也有几天，几乎是每天放了学必来。最初她来了，会老老实实地站在我身旁，不说话，看着我看书。那时她站着和我坐着一边儿高。于是我就放下书，和她说话。几次以后，她的本来面目就全暴露出来了。每次悄悄地进门，溜到我身后，猛地揪住我的耳朵，把嘴对着它大叫：“陈猴子。”然后用小手捂着我的书，嘴里发出乱七八糟的声音，逼着我放下书跟她玩。
我和超英，玲伶聊天并不是因为闲得无聊。我喜欢知道她们的事儿。尤其喜欢听超英说话。超英是个孩子头儿。她生着一幅活泼的眉眼。快嘴一张，眉飞色舞的。身边总是有几个女孩子又说又笑地跟着她。她说起学校，同学，和各家的事， 绘声绘色的。真不知她怎么专看见那些最好笑、最要紧的地方。玲伶不像超英话那样多，认生的时候还有点拘谨，像是个挺懂规矩的小孩。可真的熟了，也一样疯。而且还没有超英的那点儿乖巧。她揪我耳朵的时候手没轻没重的。还总要想出什么鬼点子来捉弄我。有一次她想把粉笔末抹到我的脸上，先偷偷在一边儿把粉笔往手上抹，时而偷看我一眼，然后把手放在背后，假装东张西望地走过来。看出了我在防备她，她就放声大笑起来，扑上来，张着小手，非要按到我的脸上。我只好抱着头，捂着耳朵，憋着笑，趴在桌上。最后她没有招儿了，笑得歪在床上。我有时看书到半夜, 一个人在灯下，想起她那样的笑声和开心得像发疯的样子，也会不由得笑出声来。
玲伶也有她的苦恼，那时她和我最经常谈到的就是她的“群众关系”。后来我才明白这也是她有时一个人来的原因。有一天，她走进门来，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我一问才知道是因为超英她们合起伙来不跟她玩了。
“老师总是说我任性。群众对我有意见。”她小声地说，样子挺可怜的。
“哈，可有了讲理的地方了。我也正想着找谁去提提意见呢。”和玲伶、超英说话，我也总是找机会打趣，取笑她们。
“为什么？”玲伶挺容易上当。 她的声调带着委屈，让人想笑。
“因为你老揪我的耳朵呀，还那么使劲。”
她笑了，过了一会儿，她认真地问： “你怎么不跟你的同学去玩？”
“我也玩啊。你没见我整天玩儿书？”我笑了。
她愣愣地看着我，说：“她们都叫你书虫子，那天就是超英说：‘咱们给书虫子捣乱去，’我们就来了。”
那年我十七岁。用我爸爸说我的话，是懂事了, 但不懂人事。这话中的无奈是我以后在生活的挫折中慢慢体会出来的。当时对身边发生的事情，真是浑浑噩噩的, 落到自己身上还不明白前因后果。中学毕业了，最要好的几个同学都要各奔东西。一次一次流着眼泪去送别。最后轮到自己走人。我被分配去东北农村插队。留在北京的同学觉得我心情不好，劝我说那不是一辈子的事。其实我真的不是为这个。虽然离开北京不是我自己的选择。但是为了工作和户口操心，那都是又大了几岁以后才懂的。回想起来，其实插队生活比当时最向往的参军或当工人阶级都更适合我。没人管，到了冬天还可以回家待着。闲着没事，我就找闲书看。我后来常后悔，那些年看了不少书，也真想学点儿什么，却偏偏没有去看中学的课本。而中学的课，我其实只上了不到一年。
我去找超英给玲伶讲过情。也给玲伶讲过一些处世之道。都是我自己刚体会出来的。那时在社会上与人相处也是让我很苦恼的事。现在想觉得很无聊，后悔给她讲了。我有点奇怪她会认真听。她偶尔也有像小大人的地方。也许对一个八岁的孩子，一个比她大一倍多的人的“社会经验”也算是挺丰富的。至于对她的“群众关系”是否有点帮助，我就不知道了。
过了春节，我就回农村去了。到了冬天我又回到北京的时候，玲伶已经跟着爸爸，妈妈下放到贵州去了。我着实为没有能送送她，尤其是为了不知以后还能不能再见到她，心中怅然很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那样在意。也许人心就是这样容易留恋。古人不是说，相逐百步，尚有徘徊。何况我们在一起有过那样无忧无虑的快乐, 还有一点儿同病相怜的小小“交情。”也许是因为那时正在告别少年时代, 心中已经隐隐地感觉到了,生活带给人的是另外一种东西。
四年后，当我像候鸟一样又从东北回到家里，超英看见我第一句话就说：“玲伶回来了。”
“真的？”我实在是喜出望外。
“当然啦，她的爸爸、妈妈都调回来了。”
“你叫她来玩。”
“我可不去找那个别扭。”
“怎么啦？”
“她现在整天关在家里练琴。我们高高兴兴的去看她，可是她见了我们就说：‘请坐。’然后就什么话也不跟我们说了，弄得我们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的。”
“你去！就告诉她一声，就说我请她。”
“她要是不出来我可不管。”
晚上，她来了。坐在屋子的另一边，看到我高兴地望着她，她微笑了。轻声给我讲起回北京的经过。她长高了，长大了。可是她垂下眼睛慢慢讲话的样子总是让我觉得不习惯。不知是因为整天看着超英她们闹，所以觉得这种神气和她的年龄太不相称，还是因为我总记着那个揪着我的耳朵大叫的玲伶，其实她是个性情非常热烈的孩子。看着她，我的心里又高兴，又感慨。
“在贵州又认识什么小朋友了吗？”
“我不和小孩儿一起玩儿。在贵州我有很多大朋友。我总和他们在一起。”
“他们是干什么的呢？”
“他们都是搞艺术的。好多都是从北京去的。有一个都五十多岁了。我叫他伯伯，他叫我小朋友，经常来看我。他要教我画画儿。可是妈妈让我跟另一个伯伯学小提琴。”
停了一会儿，她的脸上露出忧愁的神气，说：“他们现在还在那呢。”
我望着她，不知该说什么。我想到超英她们一群女孩子每天还在为了任何一点小事在街上尖叫，哄笑呢。十来岁上正是小孩子最贪玩的时候。超英每天一放下饭碗就往门外跑，去找她的那几个在一起无话不说的小伙伴。那个年龄上和小伙伴在一起的快活是大人们没法体会的，那是他们已经失去的乐园，而且失去的那样干净，他们甚至希望自己的孩子早一点儿也失去。
“听超英说你每天关在家里练琴。”
她点点头，说：“我爸爸监督我。他很严。他说我学得晚，要学出来，必须下苦功。”
“那就每天只出来玩一会儿，休息休息。超英她们都想和你一起玩呢。”
“她们要是去过贵州，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玩。”
我默然了。虽然不知道她在贵州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但我不难想像她的爸爸、妈妈离开在北京的工作，被下放到贵州，心中会感受到的压抑。我自己对这种感觉也不陌生。让我心情沉重的是这种压抑显然已经渗透到了她的心中，让她在这样小的年纪就尝到了人生忧患的滋味。我想说些什么来安慰她，或是开导开导她。但又觉得说什么都没有用。所以只是呆呆地望着她。我知道，心中的这种压抑和那个在偏远地区形成的艺术家的小圈子，已经完全改变了她的性情。
也许是因为话都不多，心情又不轻松。一会儿，她就站起来告辞了。我送她到楼下。后来就再没有见过她。就在那些年里，为自己操心的事多了起来。和以前同学的来往逐渐稀疏了。只是这个过程发生得很自然。过了很久自己才开始有些感觉。但是和玲伶断了来往一直是让我很感到惋惜的事情。我是个连口琴也不会吹的人, 却对音乐有了一种关心。听到小提琴声，我总是想到她。想到她那让我又高兴，又感慨的早熟的神气。想到她那很小的年纪就开始了的奋斗。我也感到离她越来越远了，只是在每年回家探亲的那两个星期里从超英她们那里听到一点她的情况。她们对她是越来越苛刻了。
“娇气。”
“装模作样。”
“上学还骑车, 看见我们一搭拉眼皮就过去了, 哼！”
“人家是大姑娘了嘛！”
接着是谁模仿她的样子和姑娘们开心的大笑声。我在一边听了也只好无奈地笑笑。人在一起是很难相安无事的。人群在孩子这样的年龄上竟也是这样可恶。也许我们离开人群越远，离人性才越近。玲伶不会再有无忧无虑的快乐。她已经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我只是希望她不会感到孤独。也许每天通过音乐与人类最纤妙、最热烈的那些灵魂神交，是一件乐在其中的事情。其实当命运压抑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感到痛苦和孤独时，它常常是在帮助我们做出最好的选择。知道或者不知道, 情愿或者不情愿, 人最终都会走上他命中注定的道路的。玲伶的宿命也许真的就写在她的名字里。我祝愿她成功。
我记得有一次问到玲伶，超英她们没有取笑她。超英说玲伶考上中央乐团了。我当时曾很想去看看她。人高兴了总会想互相说些什么。但终于没有。为什么呢？现在想，就是感觉不同了。大概是因为经历的世态人情多了些，慢慢地懂得了，一个人的喜怒哀乐大都是只能属于自己的。所以越来越难形于颜色。只是以后听到小提琴声时，我也会像懂得欣赏音乐的人那样快乐，出神。
“她就来。”
我抬起头来，看见丁老师正站在我身边。他笑着，双手在胸前一合。
“我告诉她，‘有一个老朋友来看你。’可是她怎么也想不起是谁。我没告诉她。”
我笑了，说：“她可能不知道我在这儿上学。我们有七八年没见面了。”
门洞里此起彼落地传出正在调音的短促的小号声和悠长的琴声。我忽然想起丁老师讲课时说，音乐是心灵在呼唤心灵。就说：“你们的工作多有意思。音乐多美。我以前在工厂里，每天只是重复同样的动作。”
“不，不，不， …”丁老师笑着连连摆动着双手。一字一顿地说：“非常难受，我们每天也要重复，而且重复的是感情。”
我忍不住笑起来。想起下午讲课结束时，他在热烈的掌声中感谢大家对交响乐的支持，热泪盈眶的样子。他们是那样容易被感动。好像职业把他们的神经也变成了纤妙的琴弦。那么在他们的眼睛里呢？可能我们都像木块一样迟钝吧？
“也有快乐的时候。当你把美的东西表现出来的时候。”他说着，那双富于想像的眼睛又露出了欢愉的神色。
“我想知道你们是怎样学出来的。是不是要吃很多苦？”我问。
他点点头，说：“我从很小就开始学乐器，是家传。至于感受，恐怕和只看我们演出的人想的相差很远。那是一条背十字架的路, 是一条流血流汗，受苦受难的路。心灵是在苦难中生长的。你必须唤出自己的全部热情，去吞咽苦难，不然就不会有精神的升华, 就不会感动, 那是一种被美唤起的，近乎痛苦的感动。那其实是快乐，是渴望，是爱。有了这样的感动，你才有心灵，你才能去感觉。”
丁老师的声音有些颤抖，我望着他的脸，竟不知再说什么，又低下头。我想到玲伶。我忽然觉得自己并不了解她，心中甚至生出了一种陌生的感觉。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拉琴。我想象不出在那近乎苦修的漫长努力中，她会经历什么样的身体与心灵上的磨难，也不知道她是怎样唤起了自己心中的热情，有了追求完美境界的愿望和精神的勇气。这些年来我有时会去想她长成了什么样子。但在我的眼中浮现出来的始终是她八岁时的样子，那张露在小毛线帽子外面的红红的小圆脸。想到马上就要见到她，我感到心中茫然。
“哎，她来了。” 说着，丁老师伸手一指，然后向旁边迈出一步，优雅地抬起一只手臂，手做着把我托出的姿势，像是舞台上报幕员在介绍演员，脸上露出会心的笑容，好像在预期着久别重逢会出现的惊喜。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穿过光线很暗的走廊向门口走来。不知为什么心里竟感到有点紧张。在看清楚她的脸的那一瞬间，目光像是穿梭在阔别的时间中，把眼前的人还原到记忆中的样子，而那个记忆中的面容也就在这一瞬间消失在眼前的这张脸上。她长大了，脸变得白净了，瘦了。但是凭着眉眼，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她也一边走，一边辨认着。
“是陈胜吧?”她小声地说。
我笑了,她也笑了。丁老师比我们更高兴地笑着, 摊开手, 走开了。
脸上的笑容慢慢地变得有些拘谨, 我望着她, 不知说什么好。
“你都这么大了, 有二十岁了吧?”
“二十一岁。你呢,有三十了吧?”她笑着, 声音还是那样轻, 那样慢。
“二十九岁。”我说。我害怕三十岁,那是个让人感觉到自己平庸的年龄。
“我不知道你在这儿上学。暑假怎么也没回家?”
“我在准备明年考研究生。”
走过几个乐团的人，他们对她笑着。有一个年长的边走边用手指点着她，假装严厉地问：“下午开会你跑到哪儿去了？”
她对他们会心地、无声地笑着，头一歪，脸上露出调皮的神气,让我想起她小时候任性、捣乱的样子。
“马上要上台啦。”那几个人说着，脚不停地走进门去。
“听丁老师说，你们明天中午就要走了。”
“嗯，还要去沈阳演出。”
“上午我可以陪你转转长春。”
“可是明天上午团里要开会。”她说。
“那就到北京再见吧。我会回家过春节。你还在家住吗？”
“不，我住在团里。”
“什么时候回家？”
“有时候。离家太远了，也没有时间。”
我不知再说什么了。心中出现了失落的感觉，想起那时候她那样随意地跑到我家来玩。我知道那个我们互相望着，眨一下眼睛就会笑起来的时候已经不再有了。我本来想和她好好聊聊这些年的经历。我想说给她写信，可是感到说不出口，互相的感觉都是那样陌生，就像这几年我去以前同学的家那样，热情的招呼和几句简单的问候之后，就是沉默。目光偶尔碰到一起，却只能送给对方一些勉强的微笑。告别时，心中茫然若失。大家的生活轨道越离越远了。好像互相只剩下了碰见的缘分，只能在一些偶然的交叉点上互相看上一眼。心中荡起一层往事的波澜，然后又渐渐地平静下去，又像往常一样在各自的轨道上继续滑行着，每个人都更深地融化在自己的环境中，和过去的一切更缺少共鸣。
我抬起头来，看到她正凝神望着我，那双眼睛的深处好像是在搜寻着童年时的记忆，或是在翻动她那一定已经丰富了很多的经历。我忽然想到，她来我家玩的时候才八岁，对于我们两个人的“交情”，她能记得多少呢？其实我们的相识也是件偶然的事情。其实人生的际遇大都是偶然的。使它们在心中被珍藏或是被淡忘的，只是我们自己注入其中的感受，而这又总是因人而异的。
脚边草地的绿色已经慢慢地暗了下去，太阳的余晖落在剧场高高的红墙上，只把它淡淡地照亮。大门里边各种乐器单调的长音已经在空中汇成了一片喧响，长久地萦绕在耳边，真像是在呼唤着什么。我忽然希望自己也会一种什么乐器。我们的心中有时会有太多的感动，把它们化为音乐的旋律才不会让人难堪。
“那就以后再见吧！”我说。“要开演了，你还要准备。”
她点点头，走进门，又转回身来，轻声说：“谢谢你来看我。”
看着她伸过来的手，我笑了。我知道自己笑得勉强，可是我已经习惯了, 习惯在心中并不真的快乐的时候勉强自己笑一笑。 这些年来，生活并不如愿，就是这一点笑意使我没有变得无聊，使我能在心中保存着美好，使我的眼中能够现出这样一个美好的黄昏。
太阳正在落下去，只剩下半个身子伏在地平线上，越来越红了。在挺直的白杨树杆间，它好像在徘徊，好像要在离开之前吐尽自己心中的颜色，让人快乐的颜色。
“我常想起你小时候的红红的小圆脸，还有那顶小毛线帽子。”我说。
她笑了，向我招招手。她还是个孩子，眼中盈盈的笑意使我恍如在静静的睡梦中又看到了过去的日子。我们和过去是没法分离的。那些情景，那些时光，还有随之流逝的，我们一起融入其中的生命。
晚上，我坐在灯下，像平常一样，翻开书，目光只是茫然地流落在字里行间，不觉中我闭上了眼睛，一任不住涌上心头的往事带着自己遐想。最后，我给她写了一封信，没有发，也没有想过要发。在结尾处，我告诉她：“人是在社会的地层上汇合又分离的水流。我将记得，在一生的旅途中，曾和你快乐同行。”
1981年于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