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麦子 于 June 09, 2004 04:35:24:
大约是1991年深秋的一天，天已经很冷，我逛到清平宿舍，见他神色黯淡。几句闲话之后，他说，“你知道吗？戈麦死了。”我一时茫然，他又说：“死的很奇怪，在清华的一个水沟里自杀了。”我问：“为什么？”他说：“现在还不清楚，失踪了好几天，才找到尸体，证实是自杀。”我并不了解戈麦，只知道他是出身北大的青年诗人，这时距海子的死似乎没有多久，对海子的纪念还在进行着。我与戈麦无从相识，甚至还没有读过他的诗，如果我做出沉痛的样子，一定很假。这种气氛使我尴尬，二人一时无话。我依稀记得清平表情凝重的样子。忽然，我说：“怎么你们北大人都得这时髦病了。”清平一下子愣住了，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竟会这样评价一个人的死，他说：“哥们，别这么说呀！”清平是个平和的人，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我从来没有从他的嘴里听到过过于激愤的言辞，对于他不喜欢的人，他不会与之争辩，而会选择躲开。果然，我很快觉得无趣，讪讪地告辞了。事后，我曾几次找他，想挽回我的失言，但一律遭到冷遇。回头想来，我也觉得太过伤人，不能自谅。
很久很久之后，也许有一年之久，我们的交往才慢慢接续起来，但已失去了往日的随意。这件事，我们都没有再提。但我并没有忘记，我常常会想，我为什么会说出这样无情的话来？
我最早思考死亡问题是在上高中的时候，我绞尽脑汁地运用我的全部知识，试图理解或者想象死亡的状态、死亡的感受。大二、大三期间，又有差不多整整一年的时间里被死亡的恐惧笼罩着。既然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生存的意义在哪里呢？既然我此生的荣誉和耻辱，世人对我的赞美和辱骂，都是我死后所不能感觉到的，我现在的选择还有意义吗？我所在意的人言是非还有意义吗？我该以什么标准来评判我现在的选择呢？存在永恒的意义吗？死亡是死神的一次格式化，不论你这张盘里装的是什么文件，是百科全书还是黄色电影，一旦FORMAT，就什么也读不出来了。
几年以后，在读研究生期间，我自信解决了灵魂的安置问题，不再为生存的意义所苦恼，也不再追寻永恒的意义。就如赖欣巴哈所说：“世界除了你加在里面的意义之外就再也没有其它的意义了。”生命的意义在于生命的过程之中。当时我切实地感觉到，我已经不再恐惧死亡，能够以平和的心态看它了。“我以物理学的朴素的眼睛来看待这个世界。”我自负地写道。
1980年代末的一个秋天，暑假后回到北京，见到一些大学同学，说起前些天发生的事情，有人说：“立波给你算了一卦，说你死了。”后来，立波对我说：“我一看卦相不好，就跟他们说，完了，老美死了。我真是觉得你死了。不过我心里特别平静，我就觉得你就该死了，就像……”“就像一片叶子落了。”我说。立波的话使我感到温暖，我们的友谊默默地生长。
很多很多年以前，有一次和父亲通电话，他说：“你爷爷死了。”这个消息顿时使我陷入了尴尬之中，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在他眼里，我是一个六亲不认、没有感情的狼崽子。很小的时候他就这样说我。我不善于表达感情。亲戚往来，我既不表示欢迎也不表示欢迎再来。其实我并不是不喜欢他们，至少他们的到来能让我能借光吃点好东西。我只是觉得，我不是主人，没有表示欢迎的资格，他们的来去同我的欢迎与否也没有一点关系，如果我鹦鹉般地做出笑脸，说欢道迎，是很滑稽的。即使和我私交很好的亲戚，我也同样缩在后面，不说什么，我不愿意为了让人说我有感情就表示给人看，我更不喜欢把感情变成仪式，用仪式的程度来判断感情。但是大人把这种仪式叫礼貌。现在，我终于也学会了一点礼貌，甚至在相当多的时候也能礼貌得很自然。然而少年时的情结虽有松动，但依然鲜活，这常常使我一面礼貌，一面尴尬，一面心中窃笑，有时是厌恶。
奶奶临去世的时候，我去了老家，我忽然记不得我那时是在读高中还是已经上了大学。老家亲友很多，很多人在家里忙，有人在准备丧事，有人在等候吊唁。我认真地注视他们的表情，想找到他们的言语、表情与心情之间的对应关系，我想，如果人类没有语言，感情的交流是否会更准确呢？
爷爷的死讯使我沉默了好一阵，不知道都说了些什么，自然，我的尴尬让父亲很不愉快。有一年春节回家，父亲还提到了这件事，批评我没有感情，对爷爷的死竟没有什么表示。毕业参加工作之后，我逐渐能够和父亲做比较和谐的谈话了，于是我说起了立波对“我的死亡”的感受，以及我对他的感受的感受。
秋天来临，有树叶飘落，是正常的。
死亡只是生命序列中的最后一站，如果我们应该理性地评价一个人的生，也无妨理性地看待他的死。我不以特别的心情和口吻谈论一个人的死，并不意味我对他有何不敬之心，在我看来，是表达了另一种方式的尊重，因为我没有把他当作一个特别的人，没有把他排除在我们之外。同时，这也是我对死亡本身的敬重。毕竟，死亡是一个比较大的事件。人有选择的自由，同时也要付出选择的代价。既然死者做出了选择，我便尊重他的选择，同时也无妨理性地评价他的选择。海子的死是辉煌的，我甚至认为卧轨这一说法不够准确，在我的想象里，应该是一位被自己的精神激荡得热血沸腾的青年扑向了隆隆的火车，与他拥抱。读过他的诗集之后，我更确信这个想法。这样的死亡不使我悲伤，却使我心潮澎湃。海子使死亡成了一面放大镜，与他有关的一切都被一层层地放大、变形，尤其是他的诗。生前他只是这一时代众多诗歌青年中的一员，而死亡使世纪舞台的追光灯打到了他的身上，把他照射成为他们之中最杰出的代表。海子没有看到他的身后事，但是戈麦见到了。我深信这一事件及其后果对戈麦有强烈的影响。死亡也同样放大了戈麦。在很大程度上，我之所以读或者之所以能读到海子和戈麦的诗，也正是由于这种放大。但如果说他们的选择只是获得放大的一个手段，则未免把生命看得太轻了。即使他们将诗歌看得比生命还重，即使他们相信牺牲生命可以保全诗歌，这种看法也是我不能认同的。所以殉诗一说虽很悲壮，却让我感到怪异。这种假说对于海子不能成立，对于戈麦也不能成立。然而我相信，海子的死对戈麦是一个巨大的暗示，这个暗示在戈麦苦闷的日子里越发明亮，仿佛一只黑色的灯笼引领着他，在他面临众多选择而无可选择的时候，便不由自主地走向了死神。
我们只能接受他们的选择，就如接受他们在诗歌中使用的词语。选择生或者死，与采用“推”还是“敲”，都是他们的主动的自觉的选择，我为什么不能以同样的心态来评价呢？也许，正是为了凸显这两者之间的相似，我才不惜采用了一个对于死者来说太过刻薄的词语吧。
写到这里似乎有了些伤感的调子，这伤感不是来自感情，而是来自理性。因为对于海子和戈麦，我实在不能说有感情。然而，我并非总是能以平淡乃至冷酷的心境面对死亡，有另外两个人的死亡曾真正引起了我的悲哀。一个叫严文九，一个叫杨萍。
1988年我离开南京之后，曾经在京郊一所高校教书。严文九是那所学校的学生。我没有真正教过她，只是替同事给他们年级代过几堂课，班里是否有她我并未注意，我是事后认识她的。严文九性格开朗，爱笑，二三年级时她和同学一起经营租书，曾要求我支援一些闲书给她。我给了她几本，记得其中有戴厚英的《人啊！人》，那是在我刚上大学时给过我许多精神力量的一本书，我建议她要精读。我们的交往其实不多，但因为她是最早与我打交道的学生之一，所以感觉很熟悉。算来是1990年年底，或者是1991年年初的时候，她几次在路上碰到我，说想跟我聊聊，我当时忙于一本书的翻译，不可开交，可能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欢迎，一直没见她来。又过了一段时间，大约几个月吧，也是在路上，她对我说：“前段时间我遇到一点麻烦，现在已经过去了。”我感到愧疚。在她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我没有到场。当时我说：“这样更好，自己解决了，那就是彻底解决了。”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推想起来，应该是个人的情感问题吧，便没有多问。1991年6月，她即将毕业，曾说过要我在她的纪念册上留言。后来有一天，在校园里遇见她和一群同学，忘了当时要做什么，匆匆打了个招呼，我就去了办公室。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几个月后，就听到了她的坏消息。那一年的10月2日，她和几位刚毕业的同学骑车去慕田峪长城，回来的路上，出事了。据同去的同学讲，她落在最后，大家久等不见，回去找，在一个拐弯处发现了她。她摔在路基下面，很小的坡，完全不应该有危险的地方。又有人说，当她被发现的时候，她的单放机还在转着。也有人说，可能是因为听音乐，使她分散了注意力，所以才出了事。这件事使我伤感了好久。叶子正青，还没有长大，怎么可以落呢？这不是她主动的选择，这是死神的一个误操作，他把写满了青春乐曲刚刚播放的一张盘给格式化了。那尚未播出的部分将永恒地沉入到神秘的黑暗之中，而我的愧疚，则永远无法补偿。
也许我是没有资格愧疚的，我常常自作地负担上一些自作的责任，当我得知杨萍的死讯时，这种责任感又涌上来，使我自责。
我是在火车上认识杨萍的。我们之间的全部交往和了解也只限于火车上的十几个小时。这是一个充满神经质的姑娘，“我喜欢蛇，”她说，“我喜欢这种冰冷的东西。”她说话的时候有一个独特而怪异的手势，她把手放在自己的鼻子前面，握成拳头，伸出食指，向着对方的眼睛，直直地戳出去，随着话语收回来，再戳出去。一开始，我几乎本能地要闪避她的手指，不过很快就适应了。这个手势实在是太怪了，按照昆德拉的说法，姿态比人更长久，它能以人为载体，不断地流传。我不知道杨萍的手势是从哪里来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第二个人有类似的动作，或许是她独创的吧。杨萍很年轻，刚刚毕业一两年的样子，在山东招远的一个邮电局工作。她所生活的世界完全在我之外，是我完全陌生的。她很善谈，也喜欢提问，所以我们的谈话基本是她说我听，她问我答。她讲她的生活，她的烦恼，她对人和事的观察和看法，谈到激动处，她的手指就在我眼前不断地伸缩。我想她正处于青春的迷茫之中，她有冲动，但不知道冲向哪里。我给她推荐了几本书，并答应她，回京之后给她寄去。
那应该是1993年夏天，或者是1994春天的事情，我自己还在疲于奔命，加上我的懒散，一直没有履行诺言。后来我去了一家行业报做副刊编辑，想起了我的承诺，便顺手给她寄了一份有我文章的报纸。没过多久，报纸退回来了，退条上写着：已故。我完全没有看懂是什么意思。于是通过114找到了她单位的电话，打了过去。回答说：“不在了。”我还没有听懂，问：“不在了是什么意思，是现在不在，还是调走了。”回答说：“去世了。”我听懂了，一下子有点懵，我问：“怎么死的？”回答说是自杀。我楞了好一会儿，说，我想了解详细的情况，也想给她的父母打个电话。电话那边犹豫了一会儿，换了一个女人，听声音是位中年女性，她仔细地问了我和杨萍的关系，沉吟了很久，对我说：“不要给她家里打电话了。已经过去几个月了，不要再惹人家伤心了。”
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经常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个神经质的瘦弱的姑娘，想起她一根手指对着我的眼睛戳戳点点，像是瞄准的样子。一棵刚刚泛绿的枝芽突然折断了，与严文九不同的是，杨萍亲手按下了回车键。回想起每次格式化硬盘，我在敲击确认那一刻的犹豫，不由得佩服杨萍，这该需要怎样的勇气！再想起几年前对戈麦的评价，的确是太轻率了，但也感到困惑，为什么同样的选择，我会有完全不同的反应。也许在我的心里有这样的意识，戈麦与海子是主动的，而杨萍是被动的、无奈的。我能想象得出，以杨萍的精神气质，在她所生活的小镇该是多么特别，多么另类，多么不能被人理解。我想象她很孤独，没有可以说话的人；我想象她可能失恋，找不到排解的渠道；我甚至想象，这个特殊的姑娘选择的方式一定是切腕，她会眼看着自己的血一点一点地从她的身体流出去，把她的生命带走。有时我也想，她那个独特的手势会不会如昆德拉所说，有它独立的生命，被另一个人不知不觉地接受，不知不觉地表现出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想象着杨萍的死，并深深地自责。如果我一回到北京，就履行我的承诺，给杨萍寄去我说过的那几本书，是不是杨萍就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这并不是说我推荐的书有什么魔力，我只是想，也许我的存在能够为她打开一扇通向另一个世界的窗口，为她的生活多提供一些选择，给她的另类增添一点力量。即使她身边有什么解不开的问题，至少多一条释放的渠道。
很多时候，善恶只在一念之间，生死也在一念之间。
自从我明确地意识到死亡，死亡的影子就在我的身边徘徊着。我喜欢登高，喜欢冒险，在绝顶处一览众山。每当那时，死神就会从我心中显现出来，跑到我的身边诱惑我。我明明白白地知道，只要我向前一步，就会永远地融化在蓝天里。这时会有一个我提醒自己：退后。当我等候在站台上，呼啸的火车从我眼前掠过，我也常常会有意识地后退一步，我担心自己会在另一个我的蛊惑下迈出一步。只一步，隔着阴阳两界。
这种生死一线的感觉让我颤栗！
死亡的心绪经常笼罩着我，我设想了很多种死法，也许最好是用枪，高楼落体也很不错，在我跌落的那一瞬间，我是否会有一种快感？1997年9月的一天，我去机场接人，由于迟到的缘故，我不停地催司机快一点，快一点。出租车在机场路上疾驶，我似乎隐隐地期待与隔栏另一面同样飞驰的汽车砰然相会，在那一个瞬间，我会有快感降临吗？
如果死亡对于死者是一种快乐，生者是否应该与之同乐？
如果死亡对于死者是一种解脱，生者是否应该与之同贺？
如果活着不是快乐，而是责任，这种生活还有意义吗？
如果活着不是选择，而是程序，这种生活还有意义吗？
1996年9月北京 万泉庄
1997年9月17日
2002年11月14日
2003年3月23日
2003年5月12日
2003年5月21日北京 稻香园
2003年10月27日CZ8722次航班
（发表于《美文》2004年第4期。文字上略有修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