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关东老农2 于 July 30, 2004 19:35:04:
赶 考
----记1977年高考
一般来讲，在人生的历程中总会有那么几个致关重要的转折点。踩对了，“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旦踩错了,便痛失良机，甚至“一失足而成千古恨，再回首已是百年身”！我衷心地感谢上苍，使得我在几个转折点上都阴差阳错地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尤其是踩上了77年高考那个点！
1977年对于我们国家是百废待兴、正本清源和群情激昂的一年。对于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幸运儿，那是闪亮的坐标点，我们从那里出发！
先让我们翻一下那年的老皇历吧！
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两个凡是 ”。当时我所在的部队组织干部战士认真学习。
4月10日，邓小平给中央写信，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实际上是反驳“两个凡是 ”的错误方针。此时我已复员回到家乡，正忙着春耕生产呢。
7月16日至21日，召开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的一切职务。这正是民心所向，用我们农民的话说，七个衔都恢复了。复出的邓公主管科教工作。
8月4日至8日，中共中央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6日下午，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先生发言，呼吁改进招生办法，再也不能忽视新生质量了。一言兴邦啊！查先生的发言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和支持。邓公问大家：“今年是不是来不及了”？大家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是晚一点”。邓公果断地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他问刘西尧部长：“你们教育部那份报告送出去了没有”？刘部长答道：“上午刚送出去”。“那还来得及，把它追回来”！
8月12日至18日，中共“十一大”召开，邓公任党中央副主席。
8月13日至9月25日，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期之长，多年所罕见。会后教育部形成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义》和《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两份文件。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回城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招生的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邓公亲自拟定的原则是：第一是本人表现，第二是择优录取。
10月21 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以头号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关闭十年的大门被一只巨人的手又重新推开了！
1966年6月6日，正是“文革”肇始之初，当时的高中应届毕业生已处于高考复习阶段。北京女子一中高三四班提出“彻底砸烂整个旧的教育制度”。他们给毛主席写信，要求废除旧的高考制度。这可谓是一言丧邦啊！6月7日，长沙一中的一个团支部向全国高中毕业生发出倡议：彻底摧毁“升学考试这个资产阶级的顽固堡垒。” 6 月2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改革高考制度。 “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渐歇”，这一歇可就是十年啊！这个点改变了“老三届”大部分人的人生轨迹。直到今天，在下岗职工中亦不乏这些人的身影。
中国从公元583年至1905年实行了1300 多年的科举制度。这是为文官政府输送人才的一条渠道。那时有院试、乡试、公试和殿试等不同级别的考试。对应的功名（学位）则是童生、秀才、举人和进士（严格地讲童生和秀才还不算功名）。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殿试第一名是状元，殿试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叫探花。集解元会元状元于一身那叫连中三元。自明清以降，科举制度日久生变，八股泛滥积弊丛生。很多士子皓首穷经以图博取功名。从而有《儒林外史》所描写的种种荒唐可笑的事情。因而中国历史上也曾多次废除科举制度。但又苦于找不到什么好的法子，又几曾得以恢复。
从1966年到1977年整整十年，废除高考制度，社会上积压了一大批求知若渴的青年。以至于77年报考人数高达570万人。真让政府主管部门大吃一惊。当时就连印刷考试卷儿的纸张都成了问题。最后还是由邓公拍板，紧急调用印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来印发考卷。想来你我何其幸也，我们77级的试卷是印刷在“圣旨”专用的纸张上啊！
十月的东北，那是金秋季节。庄稼都已收割、堆放到场院上去了。公社组织大兵团作战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将一个公社的劳动力集中起来，在上级领导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修梯田、方田和条田。所谓的方田，倒很像老祖宗搞的井田。就是把水田平整，修出横平竖直的田埂，间或夹着几条水渠。与今天的强迫拆迁相似，甭管你这个生产队愿意与否，只要公社领导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就会将大兵团拉将过来闹它个天翻地覆。从十月初，公社就调动了大批劳动力集结在汉、朝族杂居的常家屯一带摆开战场。一时间，红旗飘扬，人声鼎沸，掀起了农田基本建设的新高潮。我在广播站当“记者”。工地上架起了大功率高音喇叭，不时播放新闻、革命歌曲、文艺节目-----侯宝林郭全宝的脍炙人口的相声是最受欢迎的，间或也播放一些我们撰写的稿件。就是在工地上，我听到了恢复高考的的消息。那真是又惊又喜、半信半疑！晚上收工回家，赶紧把旧时的课本、作业、习题翻将出来。 谢天谢地，尘封五年，我妈还没有拿这些东西糊墙，我爸也没拿它卷烟。尽管二老都不识字，看来还是尊重知识的，否则我怎么能够开展功课复习呢？就这样，我白天在工地上当吹鼓手，晚上回家秉灯夜读，如此持续了将近一个月。有一天，我在工地上遇见好友振生的父亲----公社的副主任。他叫住了我说：“别来干活了，赶紧回家复习迎接高考吧”！听王叔叔良言相劝，我这才把“战场”从工地搬回家里，和队里的知识青年阎正图结伴复习。一张吃饭的炕桌、一架缝纫机的台面成为我俩的书桌。复员时可以买一条辽宁省的最好牌子的香烟----“辽叶”，这回可派上了用场。晚上总是熬到深夜，常常是解出一道题后点燃一支香烟，喷云吐雾，无限憧憬，着实受用。
报名注册以大队为单位。 仅我们大队就有五、六十人报名。报名表上有本科、大专、中专三栏。当时只想考上一个学校就心满意足了，所以哪栏也别浪费，统统填上。本科类第一志愿报的是吉林大学。在中专一栏的最后一格填上了“吉林市冶金学校”。
考试终于来临了，考场设在位于县城的一中。我借宿在生产队知识青年小欧家里。77年考试由各省分别命题。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共四张卷子，可以加试外语。不过我和韩复渠也差不多，连中国的英语也不会。所以只要参加两天的考试。
政治卷有一道题是“论述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理化卷有一道题，给出某物质的系列化学性质并判断其为何物，这道题我答对了，是甲苯。数学卷有一道题是考余弦定理，另外还有一个用等差级数和等比级数列二元一次方程的题，这道题我相当熟悉，遗憾的是，当我一走出考场，就发现最终答案写错了，令我十分沮丧。数学卷有附加题，是一些简单的微积分，那一撇一弯我一点都不懂。令我颇为得意的是语文试卷。第一大题是拼音，第二道是解词和造句，第三道有语法修辞。其中一道小题是划出主谓宾，题目是：“华主席健步登上天安门”。作文题目是：《难忘的十月》”。看到这个题目，我眼睛顿时一亮，于是扔下了前两道题，直奔作文。说起来也巧，我于76年10月16日到北京出差搞外调，刚好赶上庆祝打倒“四人帮”的大游行。以至于在游览动物园后，公共汽车走到白塔寺就无法前进了。我只好下车一直步行到前门，随即去天安门广场看热闹。所以这样的题目对我来说，可谓是有的放矢、有实有虚，发挥的空间很大。我清楚地记得是这样破题的：“在我的日记本中珍藏着一张照片：一个年轻的战士站在天安门广场，背景是沸腾的游行队伍。每当我看到这张照片，我就想起了1976年那难忘的十月”。
行文至此，那可真是文思如涌。似乎忘记了这是考场。洋洋洒洒、夹述夹议、行云流水般地在笔尖倾泻下去。一位监考老师站在桌旁，我每写完一页，他就拿过去看一页。我曾写过讲用稿、大批判稿、社会调查报告、连队年终总结报告和捉刀代笔为领导起草报告，还从未如此流淋漓酣畅。直到如今，这还是我向老婆孩子自我炫耀吹嘘的唯一资本。如此顺手，我竟然写满了四页的八开稿纸。当监考老师宣布最后五分钟时，我匆忙刹车结尾。铃声响了该交卷了，我才发现一、二道题还没有做，不过也来不及了。
第二天的考试在漫天飞雪中度过。傍晚回家，公路上的积雪足有二尺厚。我们只能推着自行车步行三十华里。是夜，皓月当空，群星闪耀，大地和群山一片洁白。一路上思绪起伏浮想联翩。我并不知道自己能否考上，但又十分知足。毕竟上苍赐予我一次机会，而且我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在我的中学好友中好些人胜我几筹，遗憾的是，他们要么业已就读于工农兵学员，要么早早地结婚生子。文件规定农村已婚青年没有报名资格，可惜他们将这个冲刺和拼搏的机会都失去了，又何从谈胜负呢？与他们相比自己又是何等之幸运啊！
大约晚上九点钟我们一行人才走到家。喧嚣的声音在寂静的夜晚惊动了大队党支书。他跑到我家，第一句话就是：“赶考的举子回来了”!
接下来是难以忍受地痛苦等待。白天去队里干活，还可以有说有笑，而东北漫漫的冬夜实在令人煎熬！有时陪父亲喝几盅酒，吸一支烟，又推出了“借酒浇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的境界。期盼、焦虑、惆怅和空虚，千思百感齐涌心头，常常躺在热炕头上发呆。有时也给自己打气，默诵着“天生我才必有用” 、“大地无边存我身”。
却说那一日我正在场院里干活，听人说鲁老师从四平市阅卷归来。于是趁着午休，和阎正图一起去了鲁老师家。鲁德才先生毕业于东北师大中文系。随着妻子下放到农村，成为我的中学语文老师---我的点滴写作能力正是得教于他。地区判卷时他担任语文科目的终审组长。他开口便问作文是怎样写的。我简略复述了梗概脉络。他随即掏出一叠用复写纸眷写的稿纸，从中抽出一份。我粗略地浏览一下，认定正是自己的作文。鲁老师说所抄写的三份作文是整个地区最好的，近乎于满分。其中有一份大概是梨树县文化馆创作员的作文。他大量引用了贺敬之的长篇抒情诗《十月》的句子，以至于能否判高分引起了争议。拿到终审组，鲁老师认为考试不是创作。倘若是创作，这篇文章则属于抄袭。但作为作文说明该考生涉猎面比较广，于是还是给了高分。鲁老师评论说，我那篇作文的长处是有情节依托，作者身临其境并贯穿始终。虽然同是散文，我的就要显得厚重一些。为了验证考生是否杜撰，他们还特地找旧报纸核对我作文中的时间。鲁老师看到自己学生的作文如此争气，自然喜不自胜，因此在中学加以夸耀。这话一传就走了样，人们都说我在地区考了前三名。但无论如何，心里踏实了，考上个学校该不是问题了。
正月里，我正在山里采石头，邻家子成弟弟飞车来报：“二哥，公社来电话，录取通知书来了。快去取！”期盼已久的结果终于来到了！不过我反倒很镇静，绝没有像范进那样大喊“我中了，我中了”的颠狂。回到家里，换上了一套还算体面的行头。唯恐电话听错了而闹出笑话，所以先到大队部确认。在去公社的路上，迎面遇见了振生。他已替我领取了吉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此刻才有了“漫卷诗书喜若狂”的感觉。我仰天长叹：“人生如斯，夫何所求？ 生有何喜，死亦何憾！”从那时起就确立了我这些年来所遵循着散淡的生活态度：知足守成、与世无争、随遇而安、兢兢业业地去做每一件事情。
孔子的办学方针是“有教无类”，实际上就是赋予人们具有普遍接受教育的权利。77年恢复高考，冲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限制。摒弃了“出身论”、“血统论”，给广大青年一次公平的、公开的、平等的竞争机会。参加高考的大约有570万人。大、中专共录取了27.3万。积压了十年的人才喷发而出！在77级学生中，论职业，三教九流，五行八作；论年龄，相差足足一轮以上；论出身，有根红苗壮的，也有长期受压的“狗崽子”。多处传出一家多人同时上大学的佳话。我在工地上认识一名黑达屯的青年于丁力。小伙子浓眉大眼、鼻直口方、个子不高不矮，就是拿到今天那也是英俊小生。而且很有才气，不但写得一手好字，诗文亦写得很好，在工地时我还真没少向他组稿。就是这样的优秀青年，只是由于地主家庭出身，高中毕业后一直埋没乡间。77年高考，他弟兄三人高中金榜：二哥考入东北工学院，他考入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四弟考入北京化工学院。78年大哥于丁一干满五年售货员工龄可以带薪上学后，又考入长春地质学院。真是一门四杰，在我们的十里八屯名声远扬！若非恢复高考，侪辈焉有今日？所以多少年来，我一直不忘邓公之恩德！
这次高考不仅仅改变了数十万的青年人的命运，而且对共和国的二十年、三十年、乃至四十年产生深远影响！77、78、79这些“新三届”学生，弥补了国家十年的人才断层，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如今他们都处于重要岗位，担当着挑大梁的角色。也许再过十年，在“第五代”抑或“第六代”领导集体中会出现他们的身影。许多留学海外的同学，学业有成、学术抑或技术颇有建树。
这些年我常常想，如果没有77年高考，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又从事什么职业呢？参照系当然是曾经朝夕相处的中学同学和战友。也许在部队提干，弄个“520”干干，可是“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终究还是要转业，回到地方工作又会有些“水土不服”；也许在农村混个乡长书记之类的角色，整天喝得脸红脖子粗，在老百姓的眼睛里不是土皇帝也是南霸天；也许当个中学老师辛勤育人，成为乡间名流倒也造福乡梓；也许是继续干农活，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多生几个孩子还违反了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无论是何种结局，都会与考上大学有很大的差别啊！一个人所经历的世面，直接决定了他的眼界、胸怀、品位甚至于道德情操。如果让我再有一百次的选择，我还是毫不犹豫地去参加77年高考！
入学前那段时光是那么快活、踌躇满志。当乡亲们知道我是半导体专业时，就告诉我:“好好学，等放假回来把我家的电匣子修一修！”78年的正月天气真好。我常常在空旷的雪原放风筝。有时顺着悠长的绳线放上去一个“哨兵”，看着那五彩纸片沿着绳索飞快地向上攀援，心里充满了惬意和期待。四年的学习生活就要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