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王安琪 于 October 04, 2004 01:09:28:
我父亲是高知，母亲是教师，家庭经济状况较优越，每月给我三十元生活费，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在同学中属上等。主要用于两项开销：买书和吃饭。
我的参考书是最多的，我的“课外读物”也是最多的，全是名著，除了文学类的小说和戏剧（主要是莎士比亚），便是哲学经典著作，在那个短暂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中，学者和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不少西方古典哲学经典，如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狄德罗、柏拉图等人的著作，大多由 北大哲学系贺麟等人译介，凡见到的我都买进；此外，还有恩格斯和列宁的哲学著作。批斗我时左派抄检我的书籍，一个人指着我的鼻子对我说：“难怪你小小年纪却反动透顶，原来你吸了这么多毒！”突然有人惊呼：“康德!康德是伪满皇帝！”比起文革，反右还算温和，左派意在寻找直接“罪证”，比如日记书信之类，书籍一本也没带走。回到家里以后，这些书成了我极为丰富的精神食粮，伴我读过了那些艰难岁月，直到文革风暴袭来，为了避免横祸，它们全部在烈焰中化作飞灰。
以上说的是读书，下面再说说吃饭。
初入大学，走进宽敞明亮（虽是地下室，但窗子全在地上）的大食堂，坐在漆成白色的小方桌前吃饭，每餐都有几样菜可供选择，确实让人欣喜，比起高中生活更有天壤之别。高中住校三年一直站在白楂木板钉成的条桌前吃饭，没有凳子可坐。每桌十人，设桌长一人，每日两人轮班“打饭”，端回一盒饭，一盆菜，由桌长仔细地分成十等份，十双眼睛，二十个眼球一齐紧盯着桌长的勺子，聚精会神、全神贯注，生怕自己遭人暗算。当时已实行统购统销，口粮定量供给，学生的标准不高，副食又差，二十来岁正是身体发育期，活动量又大，总有没吃饱的感觉。伙食管理也问题多多，曾在饭中吃出过鼠仔，也吃过没有仔细清洗的刚刚打过农药的白菜。我为此向校长提意见，提出加强伙食管理，改善伙食状况的意见和要求。此事到大学后被定性为“小匈牙利事件”，成为我的一大罪状。
由于我每天早起去图书馆自习，然后直接去物四阶上课，来不及吃早饭，午饭自然便要“加强”，通常是六两米饭，一碟红肠，外加一碗“高汤”。二十几片红肠，二角钱，是所有菜中最贵的，所谓“高汤”是刷锅水加进一点调料，可向炊事员讨要而无需付费。我从小便喜欢红肠，至今仍然如此。92年系庆，老同学见面回忆往事，有人想起我读黑格尔的《小逻辑》，有人记得我乒乓球打得不错，有人说：“你每天都吃红肠，挺馋人的”。他的回忆多少让我感到惊讶，想不到我吃红肠这件事也没有逃过别人的眼睛，而且几十年不忘！仔细想想，这也难怪，在那个年代，每天吃一碟两角钱的红肠虽不能和今日每天吃烤鸭相比，但也算很“奢侈”了，引人注目毫不奇怪。那位同学来自吉林西部一个贫困的农村，靠助学金读完大学，每天只有三、四角钱伙食费，有时一碗“高汤”吃一顿饭，也许五年中连一次红肠也不曾吃过，因此别人天天吃红肠便会成为他不能磨灭的记忆。后来他请我去他家吃饭，桌子上一盘红肠赫然安卧在那里，“哈，红肠！”我说，“吃，红肠!”他说，我俩一起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