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树明 于 October 21, 2004 03:47:53:
二十四
经过漫长、失眠的等待，星期三终于，终于到了。这一天是麦可·马斯特大学新生报道的第一日，郭化民把黄瑶扔到大学医学院门口，径直开车上山。“魔术师奥帕斯”照相馆的店员殷勤地要为他展示相片，他一把掠了过去。
厚厚一打相片被花哩胡哨的硬皮纸袋紧紧地裹着，默默地平躺在写字台上。写字台一圈巴掌宽的紫红色的红木四框嵌镶着一块长方形的光也柔和面也柔和的大理石板。他身体歪在转椅里，左胳膊肘顶在扶手上，左手支着脸，左腿搭在右腿上，呆呆地、迟钝地看着它。
如果真的是她，在这个本来就喧嚣不已的世界里再上演一出母子久散重逢的闹剧？悲之泪，喜之泪，抱头失声痛哭，相拥饮泣？
朔风刮起满天的雪沫子冰粒子，把莽莽大松树林子当成一面巨鼓来敲，吼声震荡着远近峡谷。一片林中高坡上，四十多个军人不像军人土匪不像土匪的武装人员端着枪隐蔽在树后或俯卧在冰雪蒿草中，他们戴着大狗皮帽子，身着羊皮大衣，手上捂着大手闷子，足蹬牛皮乌拉鞋。他们身旁横七竖八地躺着同样着装的已冻僵了的尸体。
一九四三年的严冬，东北抗日联军被日军和满洲国军击溃，东北站不住脚了，奉命撤往苏联。这是某师，它的番号已不可查，五百多人打剩下十分之一，被满洲军一个营包围在黑龙江边的这片树林子里。数次突围，均被满军打了回来。除了雪嘶风吼，树枝子摩擦碰撞发出咔嘎咔嘎的怪叫，不闻一声枪响。大半天不见满军进攻了。显然，满军的目的是把他们围在那里冻死饿死。一堆篝火旁，一个同样疲惫不堪、面容憔悴的人。他的手提拎着短枪穗儿，低头坐在那里。
他的名字叫郭雷平。一九四二年，他受中共中央派遣，回东北领导抗联，迅速收编了三支山林队和几小股土匪，组建了本师。刚刚一年多一点，这只枪法好、打仗玩命、心狠手辣的部队差一点就被日本鬼子正规军吃光了。敌众我寡，敌强我弱，敌饱我饥，敌逸我劳，不突围，困在这里，是死；突围，倒在枪弹下，也是死。降是不能降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冒险了。他举起白旗，旗尖缀了一条黑布，带着二十斤大烟土和一名警卫员与满军营长谈判。他先奉上两大包大烟土，说：咱们都是满洲人，区别就是我抗日你不抗日。我的老家在北宁省，我爹在张大帅手下当团长，“九一八”被日本人打死了。所以我报父仇。凑巧，那个营长原先也是东北军的，东北军撤入关中他没跟着走，后来当了满洲军。二人拉扯起家乡话，喝干了一军用水壶酒。颇讲义气的伪满营长一拍胸脯，一声令下，包围圈敞开一个口子。
当郭师长带着队伍来到黑龙江边上时，他的警卫员因私下鼓动开小差，被他亲手枪毙了。队伍中有人怀疑他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杀人灭口。过江到了苏联，他们满以为苏联红军会热热闹闹开个欢迎会，然后吃顿热乎饭，躺在暖炕上睡一觉。可是迎接他们的是更乌黑的枪口。他们被缴了械，逐个受审查，凡是老毛子看不顺眼的就枪毙，毙了十多个人。打白旗，自称满洲人的事儿查了出来。好在他是延安派去的，又有其他抗联将领做证。党籍开除，职务全免，判刑五年，总算剩下一条命。一九四五年，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所有刑事犯随军出征，抗联也收拾起余兵剩将，打回老家。回到东北，有人投靠了共产党，有人投靠了国民党。当时，有人鼓动他跟国民党走。他说：我是共产党员，虽然开除了党籍，心还是共产党的。他就带领几个人投奔了共产党，参加地方工作，土改，征粮，征兵，剿匪，政权建设……。一九四九年初，他任中共榆德中心县工委书记时，到省城开会，经抗联出身的省政府副主席介绍，二十九岁的他与一位虚岁十七岁的女人结婚。也许就在新婚的当晚，郭雷平偶然地在她子宫里创造了蛋白质的一个符号：郭化民。
不久，郭雷平调任北宁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农工部长。他满洲国高毕业，是当时少有的知识型干部。但是不久，省委、省政府里抗联干部与外来干部就势不两立起来。正当外来干部得到东北局第一书记的支持，北宁省委第一书记处心积虑全面整肃抗联派时，一个很年轻的女人站了出来，她以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检举自己的丈夫是叛徒、汉奸、反革命分子，与省委、省政府里原抗联出身的人结成反党集团。她坚决地要求同丈夫划清一切界线，包括姓着丈夫姓的一岁的儿子。抗联干部一败涂地。那天，郭雷平正主持全省土改工作会议。一位大会工作人员来到身边，在他耳边悄悄说了一句话。他走下主席台，来到会议大厅外，伸手欲与来找他的另一位省委副秘书长握手。突然，冲上来两名省委保卫局干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他扣上了手铐子。被捕者数人。后来，又陆续牵连到其他一百多人。
这个揭发检举丈夫的女人，就是郭雷平新婚不到两年的妻子。妻子和他离婚了，再嫁一个外来干部。
在郭化民的记忆中，爷爷奶奶极少谈起他的爸爸，从来没有提起过他是否有过妈妈。偶而有一次，姑姑讲，他爸爸被捕的当天，爷爷就把刚刚一岁的他抱回家。
一九八零年，东宁省委关于郭雷平平反的文件说：强加在郭雷平身上的所谓“叛徒”、“汉奸”、“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历史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都是不实之词。
那个女人是谁？那年，他从报纸上看到父亲平反的消息，给北宁省委写了一封信。半年后，北宁省委组织部给他寄了一份父亲平反的文件，而对他关于那个女人的询问未做只字答复。
这是一个曾与父亲结婚又把父亲推进苦难深渊的女人。她怀胎十月就把一团蛋白质扔掉任其自生自灭。这个女人是他的……什么呢？
他十三岁那年，爷爷奶奶相继去世，姑姑叔叔们早与他的父亲和他划清了一切界限，他来到从记事起就没有见过面的父亲身边。
那是一片半沙化的草原。这位曾为共产党执政浴血奋战过的……，称呼什么好呢？革命军人？革命战士？革命知识分子？人？牧马人？当时正是共产党的专政对象：历史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十年刑满释放，当地接受监督改造。
郭化民很快就知道了什么叫监督改造：干最脏最累最下贱工分最少的活，每个月经受一次臭骂加拳打脚踢的“思想帮助”。狼群咬死了一匹马，叼走一只羊，或者病死了一匹马、一只羊，郭雷平就毫无例外地被锁进马棚羊圈，没完没了的审问，你搞阶级破坏！数天数夜不得吃喝。粗鲁的牧民们把前抗日联军师长当猴耍，拿他开心，侮辱人格，连十三岁的郭化民眼里都闹出火来，而曾枪法好、曾打仗玩命、曾心狠手辣的前抗日联军师长只能默默忍受着。他问父亲，怎么回事？父亲恨那个女人，他本无辜，他的冤屈，都是那个女人亲手造成的。“她在哪儿？”他问。父亲摇头。“她叫什么名字？我去杀了她！”父亲的回答是默默无语。
也许，父亲怕我有一天会找她，怕失去我。也许，他认为她没资格有郭雷平的儿子。也许，他真怕我去杀她，那样我也就没了命。也许－－
文化大革命来了。那年，他十七岁了，正在旗中学读高一，无动于衷地看着同学们组织了参加了红卫兵。一天，从外省来了两个搞外调的人，找他谈话。
“校革委已经向我们介绍了你的情况。你是一个改造好了的反革命分子子弟。一个人的出身是自己选择不了的。但是，走革命道路还是走反革命道路是可以选择的。”一进门，就给他上了一堂政治课。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要同反革命家庭在思想上、政治上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他毕恭毕敬地。
“好吧。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你的反革命妈妈和你的反革命爸爸经常进行反革命联系。”
“我妈妈？”郭化民一下子愣了。我有妈妈？
“是的。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她？”
“一九五零年，她揭发你爸爸是叛徒、汉奸、反革命分子、反党分子，实行的是舍车保帅、金蝉脱壳的阴谋伎俩。她和她现在的丈夫假装革命，伪装积极，骗取了党和人民的信任，窃取了省妇联副主任和副省长的权力。事实证明，你妈妈和现在的丈夫同你爸爸一样，都是叛徒、汉奸、反革命分子。”
报复的冲动油然而生。他大声而急促地说：“我，我揭发她。”
“好。”外调人员高声赞道。
“那个女人。”他咬牙切齿地说。“上个月，我回家，我爸爸气愤地给我看一封信，正是那个女人写的。她在信里说，她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
“好。造反有理。信呢？”
“我爸爸十七年来一直认真接受改造，认识到了以前的错误，决心洗心改面，重新做人。对那个女人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他气愤得把信撕得粉碎，扔进火里烧了。”
“向革委会汇报了吗？”
“他的阶级觉悟不高。害怕有人说他诬蔑攻击革命干部，搞反革命阶级报复，没敢汇报。我说的都是实话。”
外调人员再次表扬他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并对陪同的校革委会主任说，他可以作为“改造好了的反革命分子子女”的典型。说着，把写好的证言材料和笔递给他，“签字吧。”
他看也没看，毫不犹豫地签上自己的大名：郭新华。
外调人员看看他，看看他的名字，“新华这个名字不是你叫的。改个名。”
“改什么呢？”他问。
外调人员想一下，“你自己改。”
“叫郭化民吧？”他写出来给外调人员和校革委主任看。
“好。由反革命分子的狗崽子变化成人民的一员。”外调人员收拾起材料，拍拍屁股，走了。
化民，化外之民。
当天下午，他步行二百里路往家赶。第二天深夜回到家，爸爸已经死了。罪名是“拒绝接受改造，自绝于人民”。原来，这两个外调人员从北宁省劳改局打听到郭雷平的下落，直接来找他，要他揭发前妻的叛徒、汉奸、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并交待暗中进行反革命黑线串通的罪行。郭雷平一下子就明白末日到了，揭发、交待吧，就等于承认自己反革命之心不死，新帐老帐一起算，罪上加罪；不揭发、不交待吧，那是抗拒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罪加一等。他谎称要解手，走出房外，路过一眼水井时，趁看管他的民兵没防备，一头栽进井里。半沙化的草原，井一般都五六丈以外深，跌进去，脑袋都碎了。于是，两个外调人员又去旗中学找他。
料理毕父亲的后事，他背上一个小行李卷和几件换洗的衣服，只身进了大兴安岭，做了“盲流子”，砍山伐木，一干就是十年。一九七七年底，大学招生实行考试制度，他知道消息时，考试已经结束了。七八年四月份，他用两瓶子散装酒、一对熊掌、一条鹿鞭换来附近一封生产大队的介绍信，报名考上了天津 XX 大学。他没有户口。一天，他闯进了附近公社的党委秘书家，二百元人民币换来了一张户口迁移证。他，郭雷平的儿子郭新华，变成了今天的郭化民，原籍北宁省长平市、原住址某蒙区，变成了档案袋里的黑龙江省大兴安岭。
英雄的一生毁在女人手里。女人毁了英雄的一生。这，就是结论。
云墨浓墨浓，越来越重。被创造的阴暗透过窗玻璃，站立在纱帘后面，焦燥不安地注视着他。终于，他向那包相片伸过手去。最上面是一个蜡纸袋，他捻出它来。里面有两张相片，一小一大，一旧一新。小的相片很旧，人的面孔、衣服和背景都泛着褐黄色。他拉过台灯，相片靠近灯泡，仔细辨认着。一男一女并肩而坐。男人比女人高出差不多半个头。男人穿着厚厚的棉军装，大概是黄色的，腿上抱着一周岁的他。女人穿着花棉袄，梳着两个大辫子，直勾勾瞪着双眼，眼珠斜向一边，呆板板一张面孔。他小心翼翼地抽出那张新的大的相片。女人的眉眼脸庞倒是清楚了，可是神态益发呆滞。他一字排开那些不同年龄段的相片，再与六十四岁的赵茜南彩照相比，冷一搭眼儿，脸型轮廓还真挺像，可细一观察，明显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剧烈的心在胸腔里狂跳不止，他烦躁不安，他被强烈的毁坏欲紧紧抓住，他冲动着站起来，又极力克制自己坐下，再站起来，再坐下，坐下，再站起来，再坐下。突然，他猛地举起双拳，拳心朝上，狠狠砸向写字台的大理石面，钻心的疼痛电击般传遍全身，他直立起来，立即又弯下腰，把双手夹在裆下，把双手抱进怀中，把双手压进两腋，他双膝下跪，跪在地毯上，把两手紧紧压在膝盖下，他狠命地压，往死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