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树明 于 December 23, 2004 01:15:31:
四十五
前夫前妻俩儿慌成一团。快一点了，托尼去哪了？年初以来，哈市已经有三个十多岁的少年( Teenage )惨死在枪棒之下了。
李修芬首先冷静下来，冲着六神无主的吴泽平说：“快，去帕迷拉家。看她在不在家。”
吴泽平心中一凛，顾不得多说，抄起车钥匙，往房外跑。李修芬紧随其后。
帕迷拉的继父很不友善地告诉他们，帕迷拉正在楼上睡觉，深更半夜打扰别人，是很不礼貌的表现。
吴泽平又费了不少口舌，才说动那个肥得像猪蠢得像熊的家伙叫起帕迷拉。
帕迷拉睡眼惺忪，一见吴泽平，张开嘴，舌尖挑逗性地舔了一圈嘴唇。短上衣敞着怀，露出两个半只乳房，体中央是一件极窄极窄的三角裤衩。
“帕迷拉，你知道托尼去哪儿了？他现在还没回家呢。”吴泽平说。
“我不知道。”
“下午和晚上你们在一起。你们分手时，他去哪儿了？”
“我不知道。”
“你们在一起做什么了？”
帕迷拉不以为然，“ Sex，吸烟，跳舞。他虐待我，打我一个嘴巴。我原谅他了。要不，我就叫警察了。”
李修芬恨得差点冲过去把她的那个东西撕了。
“然后呢？”吴泽平耐心地问。
“我们分手了。我再也不会找他了。”
“什么时候？”
“大约一个半小时前。”
“当时，还有谁和你们在一起？”
“只有托尼和我。”
离开帕迷拉家，他们立刻火急火燎地赶回家。也许，小兔崽子已经到家了。进了家，李修芬一连串地喊“小华”“托尼”“小华”，没人答应，冲进儿子房间，还是空荡荡一片。
李修芬：“你给作家、老郭，还有尚风林打电话，让他们帮忙找找。你和我，开车到大街上找。”
凌晨三点多钟，杨、郭、尚三人义务巡逻了哈市的大街小巷后，聚到他家，一无所获。他俩也刚回来。吴泽平禁不住垂下泪来。
李修芬气得尖叫起来，“嚎丧什么！报警，打９１１，给警察打电话。”
警察很快来了，三辆警车在楼下闪着刺目惊心的红灯。他们询问了情况，要了相片，填了表格，劝他们不要着急上火，警察将全力以赴查找，告诉他们哪都不要去，就呆在家里等，等警察电话，等他们的儿子回来。
警察又要了帕迷拉的地址，然后走了。
李修芬烧水，泡茶，端出几样小点心来，款待三位同胞。然后，她让他们三个回去。郭化民说了几句宽心话走了。杨天会、尚风林执意不肯走。他们说，可能有用得着他们的地方。四个人坐在方厅里，杨天会虚情假意：“托尼不会到哪儿乱跑的。依我看，可能到同学家去了，玩得高兴，累了就睡着了，忘了给家里打电话。这孩子，怎么能想到家里人为他急死了。哈密尔顿是加拿大社会治安最好的大城市。我估计没事。”
尚风林：“我同意作家的观点。百分之八十不会出事。你们看没看报纸？哈密尔顿有一小帮流浪少年，有家不回，有学不上，抽烟，要独立，十几个人住在一幢破楼里。”说着，右拳狠狠砸在左掌心里，发出很大一个响来，“要是我儿子，我非把他的腿打断屁股打开花不可。”
李修芬眼睛、耳朵完全集中在电话上。“如果那样就好了，领回家就行了。吴泽平，你是不是对小华说了什么？骂他了，打他了？早晨还好好的，晚上怎么就不回家了！”
吴泽平满面愁容，“姑奶奶，你和托尼都是祖宗，我孝敬还来不及呢，还敢说他，骂他，打他？”
尚风林长臂一挥，大手一摆，“你们吵架，到自己屋去吵，小声吵去。我们没闲心看你们演皮影戏。”
前俩口子不吱声了。
杨天会：“风林，你最近怎么样？工作找着了吧？”
“我是响当当的加拿大博士，瞪眼珠子就找不着个正式工作。”
杨天会：“博士后不也挺好吗？我要是像你能当个博士后，早就心满意足了。”
“一般说来，博士毕业后应该当当博士后，训练训练实际技能。可是，博士后不能当长了，三两年，足矣。再长，找正式工作就难了。我是学地质的，冰川研究，一个工作职位八百人抢。”
吴泽平：“加上我们是中国人，只有能力水平远远高出老外几十倍，才能考虑到我们。”
尚风林身子一挺，背靠沙发，头一昂，“我不这样看。凭心而论，白人比较公平，只要你有能力，他们就给你工作，给你工资，没有种族歧视。相反，倒是黑人、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种族歧视的倾向最严重。我找不到工作，从来不埋怨人家是种族歧视，只怪我的专业不好。如果我是搞计算机的，你看能不能找到工作！”
杨天会不想说这个题目了。尚风林的一惯观点是：种族歧视是那些没能耐的中国人为自己无能、混得不好而编造出来的借口，纯属阿Ｑ精神的变种。于是，他说：“最近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儿？”
尚风林：“我真有一个新鲜事。等找到托尼后，你们都帮我找人。前些日子，我家老爷子国内来信。他所里有一个同事，搞小麦育种的，研究员，叫曹家风。曹家风有一个女儿，叫曹秀秀，和她爸在一个组里。三年前，所长带队，到加拿大考察小麦育种，队员中就有她一个。她一到多伦多，就失踪了。两个月后，曹秀秀给家里写信，说她结婚了，丈夫是香港来的，在西安大略大学读生物学，有加拿大绿卡。为此，她爹在所里好一顿检讨。她和家里通信有一年，就再也没有音讯了。曹家风给她写了二十多封信，即不见她回信，也没有信退回去。一次，所里开会，我家老爷子和曹家风坐在一起，老爷子提起我，曹家风就托我找找她姑娘，怎么快两年了不给家写信。”
杨天会来了兴趣，“你去找了吗？”
李修芬：“狼心狗肺的东西。”
尚风林：“去了。伦敦那儿我有个同学，我让他查查那个香港人的消息。那个香港人硕士毕业了，正读博士，连住址、电话号码都找到了。上个星期六，早晨六点，我开车，刷－－，直奔伦敦。七点多钟，我举起拳头，在他住的门上一阵猛敲。一个女的开门，还穿着睡衣呢。我一把拽住她的领子，‘你爹让我找你呢！’把那个女的吓的，噢，噢，”他模仿女人受惊吓的模样。
西安大略大学是所名校，尤以商业管理科著名，在加拿大的伦敦市，西距哈市一百二十公里。
吴泽平：“她怎么说？”
“她奶奶的。原来不是。女的吓得嗷嗷直叫，男的冲出来，手里拿着一根棒球棍。瘦小枯干，穿着Ｔ恤短裤，胳膊腿就这么粗，”说着，拇指和食指圈成 C 形状，晃着，“个儿这么高，比作家还要矮半个脑袋。他一见我身材高大，膀大腰圆，虎背熊腰，力大无比，拎着棒子不敢上前。我放开女的领子，说：‘你老丈人让我问问你们为什么不给家写信。’原来，曹秀秀嫁了他一年多一点，办了移民，就不知去向了。”
吴泽平：“那个女的是谁？”
李修芬狠狠白了他一眼。
尚风林：“谁知道！说普通话，肯定是大陆去的。说不定是曹秀秀第二。”
“这么说，那个香港人肯定有移民身份。曹秀秀离队出走，不出一个月，就变成非法移民了，嫁给那个香港人，就是为了得到一个合法移民身份。移民一办完，她就离开了那个香港人。”杨天会摇摇头，“这种事儿太多了，司空见惯。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曹秀秀目前状况不佳。如果混得不错，不会不给家写信的。风林，你的任务很重要呀，解女人于水火之中啊。”
“所以，你们帮帮忙，留点心，看有谁知道曹秀秀这个人。我估计，她现在可能在多伦多。”
是啊，这样的女人，多半在多伦多。
东方泛起一线淡灰色。他们谈着谈着就熬不住了，三个男人几乎同时依偎在沙发上睡着了。就在杨天会的意识游丝般越荡越远之际，他感觉身上压上了一层薄薄的重量，重量温暖而踏实，他微微睁开一道眼缝。那是大嫂，给他盖了一床灰色线毯。他顿觉无比的幸福，幸福地睡着了。
与此同时，托尼睡得正香，离家出走的原因已与他无关了。他的身下，是一块又破又脏的地毯，身上盖着一条同样又破又脏的毛毯。他蜷成一团。窗口吹进凉冰冰的空气。细看一看，他的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密麻麻躺了一地同样情况年龄相仿的少年，有男有女。
这是现代城市一景。市中心边缘这幢待拆的建筑物，成了这批“流浪少年”的栖身之地。他们当中，有本市的，也有外地的，有扒手，有雏妓，有未来的大音乐家、艺术家，也有领导下个世纪加拿大和世界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有小乞丐。他们是一个真正的集体，平等，民主，财产共有，没有私心，自觉地把自己当作集体的一员，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支援。托尼愤怒之下打了帕迷拉一个耳光，（他一直后悔没有像个真正的加拿大人那样使用拳击），漫无目的地游荡起来。他绝不再回那个家了。夜渐渐深了，Ｔ恤衫和矮裤渐渐抵不住寒气袭人了，肚子也饿了。突然，他眼睛一亮，看见了一个初中时的伙伴。那个伙伴和另一群伙伴在一起，每人手里拿着两大块披萨饼和一听可乐。他加入其中，接受了热情的慰问和慷慨的捐赠－－一块地毯和一条毛毯。他们在一起唱，跳，笑，说脏话，嘲笑所有职业的成年人，抽烟，男孩和女孩们轮换着接受对方的身体。累极了，就东倒西歪，卧地而寝。
突然，无数道贼亮贼亮的光柱把他们晃醒了。这帮该死的警察！不，应该说狗娘养的警察！
一个细高细高的男孩拒绝进警车，“我又不是囚犯，为什么要坐囚车？”
窝囊不堪的警察只能陪着笑脸，“请吧，先生，我说警车比破楼更有吸引力，您不会不同意吧？”
在少年容留所里，警察对着照片，很容易地就把托尼找出来了。“你是托尼·吴。对吧？我可以送你回家吗？你爸爸妈妈叔叔正在等你。”警察说。
“不。我不想回家。”
“家里人虐待你？”
“没有。”
“那为什么？”
“不喜欢家。”
“我们可以给你找个暂时的新家，有父亲，母亲，姐姐等等，当然了，都是暂时的。”
“少年容留所呢？两人一个房间，厨师做饭，但卫生要自己打扫。白天上学，放学就回到这来。当然了，这一切都不是免费的，但你不用操心这些事。你的父母会负责任的。”
“不。我不希望他们知道我在哪里。我和我伙伴们在一起。”
警察依旧和颜悦色，但话语不可置否。“你只有这样三种选择。我想你不希望以后变成一个无用的人吧？”
托尼低下头，始是饮泣，继之呜呜哭起来。警察怜惜地摇摇头，他还是一个娃娃。
“你在这里住一天。去洗澡，吃点东西。”
半个小时之内，吴泽平、李修芬、杨天会、尚风林赶到。李修芬抱住儿子放声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