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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

樨子

    (一)

    一九九九年七月的一天，我在新泽西家中突然接到妹妹从国内打来的电话，告诉我外婆走了。那一年，外婆已是九十岁的老人。虽说对她的去世不是没有思想准备，可当我真真切切地从电话里听到这个消息时，还是忍不住大哭了起来。哭过之后，我独自一人坐在沙发上，默默地回忆外婆坎坷曲折、多灾多难的一生。

    一九一零年，外婆出生于江南小镇上的一个大地主家。听外婆讲，那时她家的房子非常大，光是男男女女的用人就有几十个。外婆是千斤大小姐，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十八岁离家以前从未打过洗脸水。外婆的亲生母亲在她三岁时得病去世，她父亲又续了弦。因她父亲一直在上海交大任教，所以后母和她生的孩子们都住在上海。后母为人不错，外婆倒是没有受过什么气。

    十八岁那年，外婆离开小镇，去了上海。先在一所天主教学校读书，后又进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画画。我小时候还见过几张外婆那时画的炭墨画。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张猫的画。小猫的每一根胡须都非常逼真，可爱极了。

    那个时候的外婆年轻，貌美 (是很古典的那种)，家世有好，一定有很多的追求者。可是，像很多电影和小说里看到的一样，外婆爱上了外公 ─ 一个家境一般的书生。当然外公长得是一表人才，英俊潇洒。外婆的父亲不同意这门亲事，可外婆主意已定，决不回头。最后她父亲拗不过女儿，只好把她嫁了。为了保障她日后的生活，除了丰厚的嫁妆，还给了她几十亩地作陪嫁。可是外婆不领情，也许是她年轻气盛，也许是她根本不觉得需要，她把那地交给了哥嫂，由他们去收租。

    (二)

    外婆婚后头几年的日子过得还不错。外公在上海做生意，外婆一连生了大舅、我妈和小舅三个孩子。后来日本人来了，外公在上海的一个朋友被日本人抓了去，说他是共产党，严刑逼供让他招同党。那人受不了酷刑，就把外公招了出来 (其实他们都不是共产党) 。外公被抓后，先被关在上海提蓝桥监狱，后又转到南京。外婆东奔西走，设法营救丈夫。可是一个女人家，拖着三个孩子 (小舅那时才六个月)，面对的又是残暴无比的日本人，能怎么样呢？外婆流干了眼泪，跑断了腿，最后连外公被关在哪里，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一直到抗战胜利后，也不见外公踪影。外婆这才死了心，相信外公一定遭遇不测了。可是怎么死的，尸骨在哪儿都不得而知。那一年外婆才三十出头。

    几十年以后，大概是八几年的时候，我妈妈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看到常熟县地方志，上面讲到抗战时期有一次日本人在虞山脚下活埋了一批中国人。因为是地方志，所以详细列出了受难者的名单，其中就有外公。直到那时，外婆和我们才知道外公是被日本人活埋在常熟。记得那时我妹妹正在常熟师范念书，她就代表我们全家带了一束花到虞山脚下，吊唁英年早逝的外公。

    (三)

    外公被抓后，他生意上的合伙人马上侵吞了他的那一份，然而就不知去向了。外婆，一个千斤大小姐，为人妇后也从未为生计操过心，一下子丈夫不知死活，上有年迈的婆婆，(公公已去世)，下有三个幼小的儿女，日子怎么过啊？

    为了全家能活下去，外婆到镇上的小学当了老师，靠这份工作养家糊口，供养三个儿女上学。即使在怎么艰难的境况下，外婆也没有向她哥嫂要回她陪嫁的田地。一直到四七年她哥嫂相继去世后，她才接手了那块地。就因了这块地，解放初期划分成份的时候，外婆被划为地主。虽说成了地主，可外婆照旧做她的老师，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也依然喊她老师。

    外婆一家的日子过得很艰难。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外婆就常跟我讲那时的情形。每学期学校开学前，外婆就要为孩子们的学费发愁。她变卖典当首饰，有时也向朋友和同事借贷。她有一个女同事，家境比较好，常常接济外婆，可外婆又不好意思每次都向她借钱，很多时候是那位女同事看到外婆红肿的双眼 (外婆夜里偷偷地哭)，就主动把钱借给外婆。外婆非常感激她，她们一直是很知心的朋友，到很老的时候她们还常常彼此写信，唠家常，谈儿女。(随便提一句，这位老人的外孙曾在长春地院上学，也是吉大校友，现在美国。)

    后来大舅上了上海师范学院 (因为师范不收学费)，毕业后留在上海中学教书。我妈妈则是初中毕业就进了中等师范学校 (图的也是可以不出学费)，毕业后回到镇上的小学当老师，与外婆生活在一起。这时经济状况才好转，小舅才得以进复旦大学念计算数学。

    (四)

    六六年文革开始，外婆成了教育系统的“专政对象”，被剃了阴阳头，站在烈日下的戏台上挨批斗。当时我才上小学一年级，也坐在台下。当大家振臂高呼“打倒李ＸＸ” 的时候，我怎么也喊不出口，只是拼命忍着自己的眼泪。从那以后，外婆被迫去打扫学校的厕所和教室。每个星期还要和另外几个“地富反坏”分子轮流打扫镇上的街道。轮到外婆打扫时，她总是天不亮就出门，免得碰到熟人。

    还好这样的折腾只有几个月，后来造反派大概有了新的专政对象，就不大注意外婆了。那时外婆已经退休，所以她成天呆在家里，不敢出门，也不好思出门。不过造反派逢年过节还是会派人在半夜三更突然光临我家，用手电筒到处乱照，查看有无陌生的阶级敌人藏在家里。

    因着外婆的关系，妈妈被派到离镇最远的一个乡村小学当老师。那个地方不通汽车，要是走路的话得一个半小时以上。没办法，大舅帮妈妈买了一辆女式脚踏车。妈妈学了一阵之后就骑车去乡下教书。平时住在农民家里，周末才回来。有一次回家的路上，妈妈为了闪避一个正在路边干农活的老妇人，连人带车掉进了河里。妈妈不会游泳，那个老妇人慌忙之中也不知如何救人，幸好后来来了一个过路人，用老妇人手中的锄头把搭救了妈妈。妈妈被救后送往医院抢救，当时正好是放学时间，很多人跟在后面看热闹，我也糊里糊涂地跟着往医院跑，直到进了医院，才得知担架上的不是别人，正是我妈。这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妈都不敢骑脚踏车。

    那时候我爸爸在大连的一所大学教书，一年只能回来两次，平时我和妹妹就跟外婆住在一起。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外婆比妈妈还亲。她给我讲故事，唱儿歌，用纸折很多很多的小动物。外婆折的龙船最漂亮，难度也最大，所以要很特别的时候，比如我生日啦什么的日子才会有大龙船。外婆还做得一手很好的女红(针线活)。我十来岁的时候，她就开始教我织毛衣、绣花、纳鞋底、用线钩包包。和外婆在一起的那份温馨和宁静是我灰色童年里唯一的一个亮点。

    (五)

    大舅后来在上海结婚生子。大舅妈是个小学老师，他们的儿子，也就是我唯一的表弟，四个月的时候就和我们住在一起，由外婆照看。七二年春的一天，大舅学校突然派人来到我们家，随后外婆和妈妈急冲冲地赶往上海。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见到的竟是一封用红笔书写的遗书和大舅冰冷的躯体。

    事情是这样的。大舅和大舅妈之间的关系一向不太好，后来大舅妈竟然和她学校里的一个工宣队员搭上了，闹着要和大舅离婚。可是当时要离个婚并不那么容易，派出所不知跑了多少次还是没有结果。大舅生性高傲，无法忍受这一次次的屈辱，又没有亲人在身旁劝解，一时冲动，就从四楼的教室跳了下去…

    大舅是外婆最宠爱的孩子，他的死对外婆打击太大了，有好几年的时间，只要有人跟她提起大舅，她就会像祥林嫂似的说个没完，也哭个不停。幸好大舅留下了当时只有四岁的儿子(大舅死后，大舅妈急于和那个工宣队员结婚，根本不要孩子)，这对外婆来说是个莫大的安慰。外婆非常宠爱这个孙子。

    (六)

    再说小舅。六五年上了大学，一年后文革就开始了。毕业分配时，受他舅舅的牵连(外婆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文革前任上海市委秘书长，文革中他成了市里的大走资派)，加上成份不好，被分配到江西省一个贫困的山村当老师。一去竟是十年，一直到七九年才调回家乡。小舅对外婆非常孝顺，他教书的中学离家不远，所以每天都要回家好几次看母亲。晚上更是陪母亲看电视、听收音机、聊天。那时我在南京上大学，知道有小舅、我爸妈照顾外婆，过得还不错，心里很欣慰。

    那知好景不长。八七年小舅不幸患了脑癌，肿瘤就长在脑干附近，不能动手术。从确诊到去世只有半年的时间。小舅病逝后不到两年，我妈妈也因车祸突然去世。外婆的三个儿女都先她而去，白发人送黑发人，不是一次，而是三次。不知是经历的风霜雪雨太多，感觉已经麻木了，还是外婆本来就比普通人更坚强，当我把她接到我家，亲口告诉她妈妈已经不在了的时候，她居然连眼泪都没有掉一滴，还能和我一起从医院大门走进太平间，见她女儿，我妈妈的最后一面。

    (七)

    我妈妈去世后不到一年我就来到美国，外婆则和她的孙子住在一起。后来她孙子成了家，生了孩子。有了重孙后的外婆，心情开朗很多，身体也还不错。九七年我回国时，外婆虽说比以前瘦了很多，可身子骨还算硬朗，脑子也不糊涂，还是麻将桌上的常胜将军呢。

    九八年初开始，外婆一天比一天衰弱，到了六月中旬终于卧床不起。不到两个星期就在她孙子的怀中闭上了眼睛。外婆走了，离开了这个带给她许多苦难的世界，离开了她所爱和爱她的人。外婆，外婆，你现在何方？每当我轻轻呼唤你的时候，心里涌起的是无尽的思念…

    【完】

    3/29/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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