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老椰子 于 March 21, 2005 11:19:14:
回答: 再与高粱论“是非”(盲目厌战、恐战、反战者请勿进入：））) 由 巴豆 于 March 21, 2005 09:01:59:
由于政府的和御用文人多年的掩盖和误导宣传，也可能由于个人的其他什么原因，有人对犯下战争罪行的战时日本持同情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事。这个世界很生动，什么样的意见都会有。
前一段时间见张纯如自杀的报道，非常震动，几度想写几个字，一直没完稿，现整理一下贴在这里，表达我的哀思，也希望可以表明我对这个从一百一十年前开始一直也没有停止残害、欺辱中国的日本的基本看法（最近的一次侮辱就是在中国的大年初一宣布政府接管钓鱼岛，而被欺负惯了的中国政府只会有气无力地抗议一下就没有下文了，而台湾那个政府就差一点儿管日本人叫爹了）。中日战争不是考古，几十年的铁幕已经打开，事情都摆在那里，知识可毫无困难地求取于诸多的参考资料和大活人。但是，怎样看待历史，那就是个人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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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纯如和唐德刚说起
只见过张纯如一次。她年华灿烂，朝气蓬勃。
在公司里，我和旁边的洋人谈起张纯如。他们中有的人读过，多数人都听说过《南京大屠杀（The Rape of Nanjing）》这本书。纯如象是一颗明亮的流星，在天空划出了一条明亮的痕迹。人们记得她。
有这本书做基础，我可以我进一步送给这些洋人一些知识。于是，他们现在都知道，日本侵略军不仅在中国的一个城市，在短时间内屠杀了三十万中国人；而在整个战争期间屠杀了三千万中国人，是纳粹屠杀犹太人总数的五倍。这还没有包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整万整万的几次屠杀。也没有包括在非战争期间搞的济南屠杀等等对他们来说是中等或小规模的屠杀。日本人所屠杀的绝大多数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俘虏，他们也经常残酷地屠杀外交人员。我还告诉他们，日本人对自己昔日的罪行和德国人的态度完全相反，他们不仅基本上丝毫不认罪而且还沾沾自喜。这种蛮横的态度也不应完全归咎于日本人，它是在美国政府的袒护下和两个中国政府的纵容下得以实现的。战后，战犯处理得也非常不彻底：东条英机在日本被吊死了，谷寿夫在南京被拖出去毙了，可是冈村宁次在蒋介石的热心帮助下装病逃过审判并变成了蒋介石的军事顾问铁哥们儿。
历史经常会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和歪曲。教科书、畅销小说、影剧电视里经常搀杂着受当时、当地的政治环境污染的东西，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而要正确地了解历史，人们需要通俗的历史读物。张纯如以来自多种语言文字的丰富资料，以一个记者出身的历史学家的才华、良心和情怀，以一个年轻女性的细腻的笔触，写出了《南京大屠杀》，震动了西方世界，书出之时，“洛阳纸贵”。现在，张纯如死于非命，她的几本书再次引人注目。
我们应该感谢张纯如，感谢这个生命暂短的、在异国出生长大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女儿。我们还应该感谢纯如的父母，他们作为第一代移民，理工科知识份子，生养了一个不忘祖宗的历史学者。
从年轻早逝的张纯如，我想到了年高德劭仍笔耕不息的唐德刚教授。从唐至张，秉持传统史德的精神是一致的（当然他们没有齐太史所面临的那种直接祸患的威胁，写作环境较好）。有人说，三个老教授（唐德刚、吴天威、章开沅）不如一个小姑娘。所言意在，教授们努力而未做到之事，由一个女孩子完成了。此言有一些道理。《南》书出在抗日六十周年，日本政、学界和民间暴戾之气越形嚣张之际，恰得其时；出自美国土地之上，以英语为原始语言，恰得其地；出自一个一生下来就生活在美国的环境之中接受美国教育的美国职业记者之手，恰得其人。从此，西方世界接受了一项对他们来说非常难得的基本知识的教育。因此，张纯如的功劳是独特的。此等作用，其他人，无论是唐德刚还是吴天威还是章开沅，都力有未逮。但唐等孜孜不倦，几十年如一日，对日寇的凶丑和野蛮的揭露和分析，则在更大的范围和深度上让世人受益。
唐德刚教授力排卖祖求利的当权者和御用文人几十年来对人民的宣传误导，以翔实的史料和严谨的论证指出：在甲午之年之后的五十年中，对中国人民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的不仅仅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而是日本民族的全体：从天皇到浪人，从将军到士兵，从知识份子到农民，从商贩到妓女，犯罪的热情同样强烈。在那时的日本，由谁来组成内阁，由谁来形成军部，由谁来出任关东军司令，都会做同样的事情。世界上之所以在那个时代出现那样的一个民族，有其深远的地理、文化、政治的根源。而时至今日，罪犯们和在某种程度上靠罪犯们杀人抢劫得来的财富养大的罪犯们的后裔竟仍基本上毫无悔意。有鉴于此，后世必须对这个邻居永远保持警惕。张纯如的书中的资料丰富了唐德刚的论据，也在论述中强化了唐德刚的论点。
事实上，唐德刚教授的观点，是亲身了解日寇祸华的那个时代的人们的一致看法。对后生之辈来说，如果能充分阅读直接的史料（而不是经过篡改的资料）、接触历史的证人（而不是历史的佞人），能独立思考（而不是鹦鹉学舌），也可得出同样的结论（我建议仁慈、宽厚的中国中青年如果没有兴趣阅读史料的话就抓紧时间和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聊一聊）。但是，六十年来，出于政治目的的遮掩和宣传的影响是巨大的。有一个经多年“教化”而深入人心的说法是：不论哪里，不论何时，人民都是好的，都是对的，都是爱好和平的。其实这毫无道理。日本人中当然有些好人或者说是有些善良的人。老兵东史郎就是一个有良心的人；老兵刘一就是一个无辜而正直的人；山田尚勇是个我所了解的严肃的学者；石原悠则是我所认识的懂事男孩。［注］但是，作为一个民族，和其他民族一样，日本人的总体在某个历史时期究竟如何，这是需要以事实做依据来评论的，不是用一个好字或一个坏字可以说明的。在二战期间，日本民族是一个犯有战争罪行的民族。
针对一个民族或一个人民的负面言论是犯忌的，全世界都是这样（这年头犯忌的事情特别多，连对同性恋的批评都犯忌）。比如说，我们小时候被教导反美，有一首儿歌是“人有脸，树有皮，没脸没皮肯尼迪。。。”，仇恨从儿童起培养。即便如此，我们的宣传机构偶尔也要说一句：美国人民是好的。今年的九一八，一位原籍台湾在纽约备受尊敬的侨领在我旁边说：日本人民还是好的嘛。我如鲠在喉。看来，“人民”是不可轻易招惹的。不过，我觉得碰一碰这个禁区也没什么。主要是要多做宣传，被扭曲禁锢了的思想意识就会在理性的思考之下得到纠正和解放。我们要宣扬正确的观点。我们要教育青年，让后代永远记住，在那不远的地裂之处（日本列岛位于两个冲撞的板块的夹缝上，火山和地震永远伴随它）的拥挤的岛国之上，住着一群人。他们的祖先曾经万众一心地跑到中国来大规模地杀人、大规模地破坏、大规模地抢劫，打算把我们的土地据为己有。它失败之后，世界强权的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对其进行包庇，两个中国政府也出于各自的利益不进行索赔和制裁。它在犯下极大的罪行之后没有得到公正的处理一直逍遥法外。现在，它的政府和知识界的主流意识在骨子里认为那些过去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他们一直在积极地寻找为一国之私而不惜危害世界的另一个机会。
令人欣慰的是，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虽然非常多，但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人也不少。同是今年的九一八，一个台大的退休教授在我们的纪念会上描述一件事：南京大屠杀时他正在日本读书。一次看电影，有一个镜头是一个日本士兵身上挂着四个中国女性的血淋淋的头颅、手里还提着一个，刚刚从活体上砍来的，鲜血还在滴落；另一只手则握着军刀正在向一个满脸稚气的男孩子的脖颈上砍去，下一秒钟就是人头滚落尘埃。镜头一出现，日本同学们欢声雷动，掌声和兴奋的叫喊声经久不息，为自己年轻的同胞在低贱的支那人的首都的英勇行为欣喜若狂。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是东京的高等学府。这说明了什么？当时身为少年的老教授和几个台湾籍同学抱头痛哭。这次会上，他画了几张草图，希望有艺术家能根据他的口头描述和草图，艺术地再现那一幕。
尽力在容易获得资料的时期获取资料，给人们讲清历史真相，这是历史学者的责任，但并不是每一位历史学者都能做好。张纯如做得好。唐德刚做得好。如果说唐德刚是天球上已经走了很久但是还在慢慢走的星，张纯如就是一个快速划过的流星，划动中显得更为明亮，放射出了更为夺目的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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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东史郎的事迹可查阅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刘一，苏联红军卡宾枪下的日本伤兵，弹中其后颈，由我家一位亲戚救治和保护，最终回国和家人团聚。山田尚勇，学术会议上认识的日本学者。石原悠，友人，在读大学生。
2004/5年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