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高粱 于 March 28, 2005 01:54:08:
回答: 唤一声：一默在否？进来——：） 由 高粱 于 March 25, 2005 23:29:22:
巴豆兄提出了一项“谈论历史的原则”：
［我们理解历史和评论历史是非，不应该脱离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和条件。如果每个人事前的判断都和事后的聪明一样高明，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悲剧或许就不会发生。研究历史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从中记取经验和教训，指导和警戒后来的行为，而不是试图空泛地用这样或那样很久以后才出现的时髦的哲学和伦理学概念，来表明某种事后的“聪明”和道德上的“高尚”。］
这话很冠冕堂皇：），但是的但是，你可以用这个原则来为投放原子弹辩护，我也可以用同样的原则结合“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和条件”为日本的平民百姓辩护。
昨天我在和北上兄的讨论里谈到了前西德总理勃兰特的惊世一跪。后来勃兰特对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谈到了他向二战中死难者纪念碑跪拜谢罪的心理活动，他说：“我明确区分罪过和责任。我问心无愧，而且我认为把纳粹的罪过归咎于我国人民和我这代人是不公正的，罪过只能由希特勒等发动二战的战犯去承担。尽管我很早就离开德国，但对希特勒上台搞法西斯专政我也感到有连带责任。我任总理后更感到我有替纳粹时的德国认罪的社会责任。”
勃兰特先生分得清楚！我想，那些被日本统治者以“叛国罪”和“危害国家安全罪”逮捕和枪杀的日本士兵和进步人士（说他们是“好的”，你们当无异议）以外的广大日本人民所应承担的也是“连带责任”，即便有罪过，也并非罪不容诛吧？关于这一点，乡居兄没有回答我在给他的贴子里提出的一个问题：在战时日本那么严厉的高压下，普通民众又能怎么做？（我在别的材料里看到，当时日本许多左翼作家都被强迫从军了。）史载，1941年东条英机担任首相伊始，又大开杀戒，逮捕和杀害了众多的日本进步人士。杀人这事儿是很厉害的，杀一儆百啊！所以，根据巴豆兄提出的“原则”，我们对战时的日本普通民众不能过于苛求吧？
如lala所说，“扔那两颗原子弹对呀错呀，扔了”，无法收回，那么我们今天讨论当年那两颗原子弹该不该扔的“真正目的”，不也正是分析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以便“从中记取经验和教训，指导和警戒后来的行为”，避免以后乱扔吗？如果讨论的结果是认为那两颗原子弹的投放代表了“天理和正义”，那么同一群决策者在此之后打算往某些地方投放原子弹，也就是“正义”的想法了，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本质上没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