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CHI 于 January 04, 2008 20:49:03:
答宾布二贤弟
对此一问题之研究，中外已有大量论著。以愚之孤陋，略知其一二，罗列如下。
秦统一六国以前，中国处于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多个国君共存，各方诸侯林立。这种政治中心的多元化局面，同城邦时期的希腊及中世纪以降的欧洲很相像，它为言论和思想的自由辩论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那时，各小国（或诸侯）为了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无不蝉精竭虑地修内政，治外交，强国防，呈完全的自由竞争状态。在这种残酷的生存竞争中，人脑或者说思想是第一重要的资源。
当时的社会中存在着一个称为“士”的读书人阶级。它是从西周的贵族体制中最低的一级演化而来。从春秋时期起，西周的封建制逐渐解体。一方面，上层贵族有下降为“士”的；另一方面，下层的“庶民”也有上升为“士”的。于是“士”的数量开始激增。同时，“士”的性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古代的文武不分的“士”转变为研究“诗书礼乐”的“文士”。这一社会变动至战国时期完成，“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正式蹬上中国的历史舞台，最先兴起的儒墨两大学派即代表了“士”的原型。
虽然儒墨两大家的学者激烈地辩论，但他们都是在野的，都以“天下”为己任，即他们都谋求建立良善的政治制度，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并确立了“士志于道”这一共同志向。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无论是作为群体还是个人，儒墨学者们都不具有官方的权威角色，辩论中完全以理服人。第二，虽然有些学者在特定的时间里受雇于国君，他们治学的志向中却没有功利成分。关于这两点，可以在儒墨经典中看到很多例证（彬贤弟：请给出几个《论语》中的例证）。千百年来，这些例证都成为中国人道德教育的典范。
社会结构的转变和儒墨学者的倡导终于引出了一个国君“礼贤”的运动。自此以后各国为了变法图强，无不以“招贤纳士”为首要之务，进而演变成政治舞台完全操纵在“士”的手里。而当时的“士”都是流窜在各国之间的“游士”，没有国界的限制，且每人都可以讲几个国家的语言， 如齐国语，楚国语，赵国语… … 等等。他们人数庞大，国际流动性又强，外语流利，实为一股举足轻重的国际性势力。因此，当时衡量一国或政治集团的实力，“士”的高下与多寡竞成为最重要的指标。正所谓：“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尽管受到如此器重，但他们还是“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不得不奔走各国之间以求“仕进”，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谋生专业。所谓先秦的思辨精神，正是指这一背景下的“士”对“道”的纯粹的追求。
到了汉朝，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科举在“士”与“仕”之间建立了通道，学以禄利为目标，“思辨精神”渐灭。
汉高祖刘邦打下天下，建立了统一的帝国。最初他并不把“士”看在眼里，但由于“士”阶层形成的巨大的社会动力，一步步逼使所至。刘邦为巩固刘家天下，建立了许多独立的世袭王国和侯国，由刘氏子弟分别统治。战国时期的多元政治中心的局面又重现于统一的帝国之内。这时的“士”又以“游士”的身份活跃在各独立王国的小朝廷之中，在大一统的帝国中为分裂势力推波助澜。如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是和“游士”的政治活动分不开的。了解了这样的具体历史背景，我们就懂得为什么汉武帝紧接着“削藩”之后，一方面在公元前124 年创建太学，立“五经博士”和“弟子员”以及设科射策等一系列的措施“开科取士”了。他深知只有广开入仕的途径才能将“游士”尽量引进大一统的帝国体制之内，变离心力为向心力。
汉武帝所创立的“开科取士”制就是在中国施行了两千多年的科举制。关于科举制在统一帝国历史上的功能与意义，余英时先生有一篇通论性文章，论述了它的正面效应。但科举制的负面效应也是明显的。在这方面，梁任公先生在将近百年前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抄录如下。
梁任公在《晚岁读书录》中论道：“太史公作《儒林列传》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读者不得其解，谓是史公叹美当时儒学之盛，此误也。《史记》一书，凡称废书而叹者三。其一则《十二诸侯年表》，称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其二则《孟子荀卿列传》，称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并此文而三，皆以叹息于世运升降之大原也。盖古之学者，为学而学，自广厉学官之制兴，于是学者始为官而学。为官而学，学自此灭矣。故史公既历举六国及楚汉之交齐鲁儒生之抱道自重，复举叔孙通，公孙弘以后，公卿士夫之趋时承流，两两比较，而无限感慨，系于言外。班孟坚深知其意，故直揭曰：‘禄利之路然，诚耻之诚伤之也。’日人后藤新平，治台有声，吾尝询以台湾教育之状。答曰：‘台人非欲仕进者，则不愿就学，欲教育之普及，殊非易易。’吾闻其言，而唏嘘不能自禁。夫台人此种思想，受诸故国者也。而全国中此种思想，则自汉开禄利之路以后，相传以迄今日，而故疾中于膏肓者也。故科举一废，而举国几无复向学之人，学堂及外国留学生所以不绝者，恃变形之科举以维持之耳。欧美日本，几于无人不学，而应文官试验者，不及百之一，此正乃学之所以盛也。我中国若不能将学问与禄利分为二事，吾恐学之绝，可计日而待也。”